第1页 :基本信息
日本侵华细菌战
【基本信息】
作 者 陈致远 著
出 版 中国社科出版社•大众分社
书 号 978-7-51614-505-0
出版时间 2014.9
【编辑推荐】
侵华日军在中国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实施细菌战一项尤为恶劣，这种不顾国际道义的卑劣行径给广大无辜的中国人民造成了慎重的灾难。本书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全面、系统研究了日本细菌战部队的建立、组成和它们所犯下的滔天罪行，用无以辩驳的史实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罪行。战争是人类的悲剧，它的历史需要反思，和平来之不易，理应倍加珍惜。
【内容简介】
《日本侵华细菌战》试图向读者呈献一部运用现代史学方法研究和撰写的、在学术上严谨规范的关于日本侵华细菌战史的史学专著。日本细菌战史也是一个日、美、中等国学者共同关注和研究的课题。日本学者在该领域的研究主要重在证实731部队及其细菌战活动的存在；美国学者的研究则主要注重日军对美英细菌战的企图和对美英战俘的细菌实验等。本书试图站在中国学者的立场上，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圭臬，全面研究和阐释日本细菌战史，尤其突出中国人民在细菌战中所遭受的巨大灾难，在该学术领域用历史事实说话，表达中国学者的观点。
上架建议 战争、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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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定位 学生、学者
关键词 抗日战争、日本、细菌战
【作者简介】
陈致远，湖南常德人。1982年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从事高校历史教学与科研30余年，2000年晋升教授，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出版学术著作3部，完成国家社科基金课题1项、省社科基金课题2项，兼任湖南省历史学会常务理事。现任“湖南文理学院细菌战罪行研究所”所长，从事日本细菌战史研究13年。2004年曾应臼本律师团邀请以侵华日军细菌战史研究学者身份，赴东京高等法院为中国民间细菌战受害者对日索赔出庭作证，并呈递受害鉴定书。
【本书目录】
绪 论
第一章 人类细菌战史略述
一 早期细菌战
二 近现代细菌战
三 国际社会限制和禁止细菌武器的公约
四 细菌（生物）武器简介
第二章 日本细菌战部队的建立
一 日本细菌战产生的历史背景
二 日本细菌战创始者—石井四郎
三 东京防疫研究室与哈尔滨加茂部队
四 平房“731部队”的建立
第三章 731部队残酷的人体试验
一 “特殊输送”与“圆木”
二 研究细菌武器的人体实验
日本侵华细菌战002
三 其他诸种人体实验
四 “圆木”知多少
第四章 731部队在华的细菌战
一 1939年“诺门罕细菌战”
二 1940年“浙江细菌战”
三 1941年“常德细菌战”
四 1942年“浙赣细菌战”
第五章 长春第100牲畜及农作物细菌战部队
一 100部队的前身和它的正式建立
二 100部队的组织机构系统
三 100部队细菌武器状况及水平
四 100部队的人体试验
五 100部队的细菌战活动
第六章 华北“甲”1855部队及其细菌战活动
一 1855部队的建立及本部机构
二 1855部队在华北的细菌战机构体系
三 1855部队在华北的细菌战活动
第七章 华中“荣”1644部队及其细菌战活动
一 1644部队的建立及其南京本部
二 1644部队在南京的细菌战活动
三 1644部队的支部及1644部队的败亡
第八章 华南“波”8604部队及其细菌战活动
一 8604部队的建立及其机构系统
二 8604部队秘投细菌对香港难民的大屠杀
三 8604部队在华南的细菌战活动
第九章 南洋“冈”9420部队和日本对美英的细菌战企图
一 9420部队的建立及其机构系统
二 侵缅日军对滇西的细菌战
三 日本对美英的细菌战企图
第十章 日本细菌战史几个问题探讨
一 1942年被“撤职”后的石井四郎
二 日本细菌战的水平和状况
三 中国的卫生防疫能力和日本细菌战对中国的巨大危害
第十一章 “731”的败亡和美国对日本细菌战犯罪的掩盖
一 “731”的败亡
二 美国对日本细菌战犯罪的掩盖
附录：秘密资料《金子顺一论文集》发现的意义
日本细菌战要事年表
主要参考文献
第2页 :日本细菌战产生的历史背景
一 日本细菌战产生的历史背景
（一）称霸亚洲，争霸世界：寻求新武器
东京审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在述及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外侵略的根源时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是日本转换为近代工业国的完成期。于是，当作迅速增加的日本人口的出路，为了日本工厂能取得原料来源和取得日货市场，增大了对其他国家的领土要求。”
1927年，积极推行对外侵略政策的田中义一内阁召开制定日本对外侵略政策方针的“东方会议”，会后田中将基本方针内容上奏天皇，即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2其中说道：“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以支那之富源而作征服印度及南洋各岛以及中、小亚细亚及欧罗巴之用。
1930 年，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宣传喉舌大川周明叫嚷：“满洲是日本的生命线，日本必须进入满洲……并防范苏联。”“日本将掌握亚洲各民族的领导权并将白种人驱逐出亚洲。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帝国主义走向军国主义，并很快成为世界大战亚洲战争策源地，企图通过战争侵占中国，并“北进”击溃苏联，“南进”打败美英，以称霸亚洲，争霸世界。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日本军国主义特别需要强力的新武器。
1925 年当世界各国在日内瓦签订禁止细菌战的《日内瓦公约》时，日本盯上了细菌武器，并拒绝批准该公约。后来创建日本细菌部队的石井四郎在言及开发细菌武器的缘由时曾说：“在日内瓦正式订立了禁止‘细菌方法作战’的国际公约，这事实上正说明了‘细菌方法作战’是最大潜在的武器。”石井还说：“很多国家都研究细菌战，日本若不积极进行准备，将来一旦发生战争，必定会遭到严重的挫败。
（二）军国主义国家总力战：寻求新武器
日本史学家依田憙家在他的《简明日本通史》一书中写道：“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抓住欧美各国暂时从亚洲后退的时机，侵入中国”，并“打进亚洲各国市场，从而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日本1914 年还是一个有11 亿日元外债的债务国，到1920 年就变成了具有27 亿日元以上债权的债权国”，日本资本主义借对中国和亚洲的侵略获得巨大发展。依田憙家继续写道：“日本虽然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得到发展，但在生产力方面还比欧美列强落后，而且极端缺乏战争所必需的战略物资”，“日本军部强烈地感到，今后的大战要以强大的生产力为后盾，需要有大量的物资和最新的技术，需要动员国家的一切力量来从事战争，并开始考虑在日本实现这样的体制”，即“总力战体制—建设高度国防化的国家”。
日本“国家总力战”思想理论提出者是日本陆军中枢人物永田铁山，永田铁山在他的国家总动员计划体系中“十分强调科学动员，他认为科学是富国强兵的手段……因此，永田极力希望科学家协助兵器的改良，以增强日本的战力。基于此点，使得永田积极支持细菌毒气武器的开发”。
许多资料表明，后来正是在永田铁山等鼓吹国家总力战的陆军中枢要员们的支持和庇护下，石井四郎得以在东京和满洲建立起了细菌战研究机构。石井四郎后来在哈尔滨平房731部队总部自己的办公室内长期摆放着永田铁山的石膏塑像。
（三）资源贫乏，军力有限：寻求新武器
日本国土狭小，资源贫乏，而又战争计划庞大：欲占中国和亚洲，对抗苏联和美英。这使其军力难济。如此的境况是促使其追求新武器，乞灵于细菌战的又一重要原因。
日本军部1938年5月在实施“国家总动员法”号召全民参与战争，而阐述日本当时的困难形势时说：“日本国土狭小，并缺乏天然资源。日本不仅在中国遭到顽强抵抗，并且在北方还对抗着充分动员的苏联陆军。加之，日本又受着美国强大海军的包围。因此在日本的国防计划上就具有极大的困难。
石井四郎在20 世纪30 年代初期极力主张建立日本细菌战部队时，正是以“资源贫乏，军力有限”为理由，向日本陆军中枢阐述细菌战战略意义的：“日本没有充分的五金矿藏及他种制造武器所必需的原料，所以日本务必寻求新式武器，而细菌武器便是其中之一种。”“从战略作战的观点来看，细菌武器乃是一种很有利的进攻武器。
第3页 :书摘正文：绪 论
绪 论
一
抗战胜利后，美国操纵远东军事审判法庭，掩盖了日本二战中的细菌战犯罪。为了制衡美国这一行为，在东京审判结束后的次年，苏联在其远东滨海军区伯力城设立军事法庭，对苏军出兵我国东北期间俘获的日军12名细菌战罪犯进行了审判，即著名的“伯力审判”。事后，以俄、中、日、英等文字出版了该审判的记录，全名为《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以下简称《伯力审判材料》)。第一次向世界公开揭露了日本侵华期间准备和实施细菌战的事实。
《伯力审判材料》是日本细菌战史研究最重要、最基本的史料之一。但它也不乏令人遗憾之处。一、苏联检察官和法官主要注重对苏细菌战的企图和活动的追诉，相对漠视日军在华细菌战犯罪行为。二、《伯力审判材料》一书只是公开了整个审判材料的一部分，还有大量材料未予公布。另外，苏联缴获的日军细菌战档案文件也有相当部分未予公开。
伯力审判后一个月，苏联驻美大使正式照会美国，要求美、苏、中等国合作成立特别国际法庭，审判日本细菌战犯。美国政府不予答复。但苏联的立场得到了刚成立的新中国的积极支持。当时形成了一个调查和声讨日本细菌战的高潮。1951年3月，储华编著的《日寇的滔天罪行—惨无人道的细菌战争》一书反映了当时中国大陆对日本侵华细菌战史的整体认知状况。1952年中国向世界舆论控告美军在朝鲜战争中使用细菌武器，国际社会组成“国际科学委员会”进行调查，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国内对日军细菌战罪行的揭露。
进入1950年代中叶以后的冷战时期，中国国内调查研究出现了偃旗息鼓状态，只在各细菌战受害地，由当地文史部门等在《政协文史资料》等刊物上不时登载一两篇相关的回忆或调研的文章。这一时期的日本，原731部队队员秋山浩(化名)在1956年出版了揭露日军细菌战黑幕的《特种部队七三一》一书，引起社会关注。此后断断续续有零星的相关揭露著作。但是，这些揭露并未显现出十分重大的研究意义。
二
1981年，日本作家森村诚一《恶魔の饱食》一书揭露了731部队基本的罪恶面目。此后，日本出现大量有关731部队的著述，据统计，整个1980年代这类著述达90种。
日本学者评价这一时期的研究特点是：“主要着眼于查明731部队本身的真相，没太注意实际在中国撒布细菌和受害的情况。”
1981年10月，美国记者约翰•鲍威尔发表《历史上被隐瞒的一章》一文，首次向世界揭露了美国为本国利益而掩盖日本细菌战犯罪的黑幕。1988年，英国记者彼得•威廉斯和大卫•瓦雷斯的《731部队—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日本细菌战》一书，在西方社会产生了广泛影响。日、美学者的这些研究，重新开启了已冷落近30年的日本细菌战的研究之门。
当时在中国最重要的研究是1989年选编出版的《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细菌战与毒气战》一书。该书以大量日俘的口供档案、日伪档案和中方抗战时期档案，揭露日军在华细菌战罪行，对推动日后国内外日军细菌战研究起到重要作用。
三
1990年代是中、日、美学者在日本细菌战史研究领域取得重大进展的10年。据日本学者统计，1990年代日本国内出版的有关日本细菌战研究的著述共计127种。1
综观这10年日本的细菌战研究有以下特点：一、发掘出《井本日志》和731部队人体试验报告等新的重要史料；二、日本学者主动与中国学者联合进行日本细菌战探索，由1980年代注重证实731部队的存在转变到研究揭露日军在中国各地实施细菌战史实的新层次；三、日本学者的研究与日本市民运动相结合，促成了“细菌战索赔诉讼”在日本的展开，从而推动了日军细菌战罪行的研究和揭露。
考察1990年代美国的研究，当以哈里斯的《死亡工厂》一书为最高成就，其学术上的重要贡献在于它运用大量的美国国家解密档案等资料来证实日本的细菌战罪恶历史，以及美日如何狼狈为奸掩盖这段历史的史实。正如有评价所说：“(该书)是英文著作中有关二战期间日军细菌战的最全面的历史研究著作。”
1990年代中国学者的细菌战研究，较10年前有了很大进展。东北学者对731部队的研究在不断深入，云南学者首次对滇西细菌战进行了调查揭露，浙江学者对宁波和衢州的细菌战作了翔实的证实，湖南学者对常德的细菌战给予了多方面的调研，广东学者揭开了8604部队之谜；韩晓、郭成周和中国台湾的藤井志津枝则对于日军在中国整个细菌战的概貌作了各自的研究和著述。
四
2000年11月至2001年2月，在东京地方法院进行的中国细菌战受害者向日本政府要求谢罪和赔偿诉讼的法庭审理中，先后有6名日本学者以其研究成果为中国受害者出庭作证，这些学者递交法庭的证词，实际上也是十分严谨的日军细菌战罪行的研究论文。2003年，日本记者近藤昭二，将美国国家档案馆解密的大量关于日本细菌战的资料以及多种英文的相关资料制成电子版，1
使日本研究细菌战的史料储积上升到一个新层次，也给中国学者提供了方便。
2007年1月12日，美国国家档案管理局解密日本细菌战等二战战争罪行方面的档案。这些解密档案和以往解密的细菌战档案，都经整理制成索引目录以便研究者查找利用。
但这只是经过一定选择后的“解密档案”，并非毫无保留的解密。
这10年中国学者的细菌战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东北学者对731部队“特殊输送”等问题的研究取得重大成果，出版了《731部队罪行铁证—关东宪兵队“特殊输送”档案》等9部著作。华北学者对日军华北1855细菌部队的研究，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华中学者对日军华中细菌战和1644部队的研究，同样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华南学者对日军8604部队在华南和9420部队在滇西的细菌战的研究也在不断深入。
五
综观各国近30余年的研究，日本暂处领先地位。作此判断是基于：一、在1980年代研究高潮再兴过程中，日本学者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森村诚一的《恶魔の饱食》一书，其影响大大超越了日本本土。二、1990年代，日本学者发掘出《井本日志》等重要史料，使《伯力审判材料》得到“二重证据”的证实。三、日本学者还发掘出大量日本细菌部队老兵的口述历史资料，并积极调研、运用中国受害方的资料和获取、利用美国方面的解密档案资料等，使其研究置于广泛的资料基础之上。四、20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学者的研究明显地影响和带动了中国学者的研究。
美国学者对日本细菌战罪恶史的研究，侧重于谴责此种战争的反人道性，侧重于探索和揭露731部队在太平洋战争期间对美国的细菌武器攻击及对美军战俘的人体细菌试验，并涉及美国战后为了本国利益而掩盖日本细菌战罪责的肮脏交易黑幕。尽管美国学者带着特别的“身份”和“观念”加入这一研究，但从学术角度观之，他们的研究发掘出了大量新史料，以及许多其他新史实。
中国学术界对日本侵华细菌战史的研究，在20世纪曾表现相对滞后，但进入21世纪以来取得重大进展。目前，中国学者的细菌战研究有如下优长之处：一、从国家和各地档案馆发掘出大批细菌战档案资料。二、国内各地研究人员获得大量细菌战受害者口述历史资料、田野调查资料。三、中国“受害者”的身份，使中国的“细菌战受害研究”取得了最为充分的成果。四、中国研究者队伍正日益扩大。
但是，中国的研究或许也存在如下不足：一、各地研究者各自为“阵”，侧重研究本地区细菌战受害史，研究缺乏交流和综合性探索。二、目前中国参与这一研究的队伍人员甚众，但专业的历史学者参与的并不太多。三、现有日军细菌战研究的著作和论文等数量不少，但高质量的成果相对欠丰富。四、关于日军细菌战史研究资料的建设也需加强，如翻译整理美国解密日军细菌战档案、日本多年来发现的新资料以及国内相关档案资料的进一步发掘和各地口述受害史料的调研等。
六
本书努力搜集历史上几乎所有的重要史料以及中外学术界重要成果，对日本细菌战史的各个方面，此前学术界涉及或未涉及的种种问题，进行研究和探讨，试图对日本侵华细菌战史，包括整个日本细菌战史，作一个综合考察，尝试构建一个研讨和阐释以侵华为核心内容的日本细菌战史的史学认识体系。
本书以史实为依据，表达了以下主要观点：
大量史料表明日军细菌战部队的建立是由日本军部策划和天皇批准的，其最终指挥权在大本营参谋本部，细菌战是日本军国主义一项重要的军事战略，也是日本军国主义时代的一项国家犯罪。
日本细菌战机器在中国建立和运转长达13年，大量史料和事实表明，它不是苏联《伯力审判材料》所给人的“还主要处在准备阶段”的概念，而是已经长期地、经常性地、大规模地在中国各地广泛实施细菌战，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日军731部队、100部队、1855部队、1644部队、8604部队在中国东北、华北、华中、华南建立了5大细菌战基地，又围绕这些基地在中国各地建立了至少40多个支部，在中国台湾也建有细菌战研究所，日军每个军团和师团都配建有细菌战部队，日军的细菌战机器体系极为庞大。
日军细菌战在中国的实施，不仅限于东北、华北、华南广大区域，目前资料表明，在内蒙、甘肃、宁夏、陕西、湖北、四川、重庆、广西、贵州、云南、海南等省区，也都有其实施和活动的证据。只有西藏、新疆和青海没有发现日军细菌战活动痕迹。
日军的细菌人体试验、活体解剖，除在731部队本部进行外，在其他细菌部队（100部队、1855部队、1644部队、8604部队）及其支部（典型的如1855部队的济南支部）也广泛地进行。死于人体试验的人数大为超过传统说法的3000余人，约在2万—3万人或数字更大。
日军细菌战造成中国人民的死亡人数估计在30万—60万之间，但还是一个有待继续深入研究的问题。日军细菌战的危害，不仅是死亡人数的问题，它对于各受害区域的社会经济、社会环境、人们社会心理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等都带来巨大的破坏和长期负面影响。
日军在中国研制和实验细菌武器，一个重要目的是企图能以此对抗苏、美、英等世界强国，但至日本战败，其细菌武器还没能达到有效杀伤对方军队的水平。然而它在中国广大区域实施，由于中国防疫能力的相对落后，却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伤害。
有史料显示，战后南京政府依从美国掩盖日本细菌战犯罪的意图，默认美国操纵远东军事法庭包庇日本细菌战战犯的行径。
由于日军细菌战长期秘密进行，战后日本军国主义又大量销毁其资料和证据，故当前学术界对日军细菌战的揭露可能还只是冰山一角。
第4页 :第一章 人类细菌战史略述
第一章 人类细菌战史略述
一 早期细菌战
（一）自然的细菌战
古代战争史上，因传染病引起军队大量减员死亡，而导致战争失败的例子很多。
在中国，如公元49年东汉大将马援率四万大军从中原南下征讨江南“五溪蛮”，在沅水两岸中暑患病，“士卒多疫死”1，导致征战失败。公元754年，唐朝大将李宓率七万大军远征今云南境内“南诏”国，军队因“罹瘴疫”患病及饥饿，死亡百分之七八十，结果被全歼。
在国外，公元571年，埃塞俄比亚军队包围阿拉伯半岛麦加城，但由于天花流行，埃军几近全军覆没。1741年，英国殖民军二万七千余入侵墨西哥和秘鲁，途中二万士兵因患黄热病死亡，结果招致失败。1812年拿破仑远征俄罗斯，当时军中流行斑疹伤寒，数万士兵丧生，这成为其败绩的重要原因。
（二）人为的细菌战
在古代，人为地制造传染病用于战争，最早可追溯到公元1346年。当时中亚的鞑靼人围攻意大利热那亚人在黑海港口设立的殖民城市卡法城，三年而城不能破。此时鞑靼人军中正流行鼠疫，鞑靼人在攻城难以继续的情况下，将死于鼠疫的士兵尸体用抛石机抛入卡法城。结果造成城内鼠疫流行，热那亚人最终只得放弃卡法城逃回欧洲。而热那亚人这一逃亡行为又带来此后欧洲长达八年的鼠疫流行，使欧洲2500万人死亡，占当时欧洲人口的1/3。
1763年，英国殖民主义者入侵北美，遭北美印第安人激烈抵抗。英国驻北美殖民军司令杰佛里 • 阿墨斯特假意派人讲和，而将染有天花病毒的毛毯和手帕“赠送”给印第安人首领。结果造成天花在印第安人中流行，从而轻易击败印第安人，占领其土地。
二 近现代细菌战
（一）近现代细菌战的肇始
古代战争史上“疾病与战争”的历史给近代军事家们以启示：人为地制造疾病，可以达到在军事上削弱和战胜敌军的目的。近代微生物学和医学的发展，为细菌战的真正产生提供了条件。
近代最早研究细菌武器的是英国，1916年英国陆军部创建其生化武器研究机构“波顿（Porton）研究所”。但最早使用细菌武器的是德国，1917年，德国间谍在美索不达米亚用马鼻疽菌，使协约国上千头骡马受感染，破坏了协约国的运输工具。
（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及期间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1925年，欧美等38个国家在瑞士日内瓦签订了禁止细菌武器和细菌战的《日内瓦议定书》。5但条约签订后，许多国家依然秘密地积极研究细菌武器。美国学者哈里斯在他的著作《死亡工厂》一书中说：
整个30年代，日内瓦条约的其他加盟国也无视该条约的规定，从事细菌战的研究。在此期间，苏联开展了细菌战的研究；英国也在位于索尔兹伯里平原美丽的乡村地区波顿镇进行了相当程度的研究；法国曾在巴黎郊外拥有一个很大的细菌战研究设施；尽管希特勒很讨厌细菌战，德国也在他统治下进行了细菌战研究，用囚禁在强制收容所里的人做病原体人体试验。此外，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加拿大、比利时、荷兰等国也雇佣了“科学家”从事细菌战研究，还有波兰、意大利等其他欧洲小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加紧其细菌武器研究，鼠疫、炭疽和霍乱成为其细菌武器中的“金三角”；德国于1941年在法国占领区开始细菌毒素的研究；英国于1942年在苏格兰西北的格林尼亚海岛上进行了炭疽细菌弹试验； 4美国于1943年在马里兰州的底特里克营（Camp Detrick）建立细菌武器研究基地，有5000人在该基地工作。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及期间，日本成为当时世界研究细菌武器最积极的国家，1932年就建立起秘密研究机构，1936年组建“731”等细菌部队，1939年其细菌部队的网络遍及中国，1942年其细菌部队系统覆盖了东南亚和太平洋战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在中国疯狂地进行细菌战，屠杀中国人民，是唯一在这次大战中广泛使用细菌武器的国家。
（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攫取了日本的细菌战资料，苏联也获得了德国和日本的某些细菌战资料及研究人员，美、苏成为两大细菌（生物）武器强国。
1951—1952年美国在朝鲜战争中对朝鲜和中国东北多次施行细菌武器攻击，投撒鼠疫、霍乱和其他病菌。由于中、朝两国向世界舆论揭露，世界和平委员会组成国际调查团进行调查，最终制止了美国实施细菌武器。
1972年国际社会缔结了《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美国宣布放弃进攻性生物武器，但仍以防御为借口继续研究生物武器，其中包括基因生物武器。
苏联1946年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建立了一个专门的炭疽菌工厂，1947年在扎戈尔斯克建造了一个生产病毒武器的综合体，到1956年，莫斯科已在全国各地设立了很多秘密基地开发和生产细菌武器。
1972年苏联在签订《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时宣称不拥有细菌武器，但1979年1月在西伯利亚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秘密细菌工厂却发生炭疽泄漏，造成1000余人伤亡和严重染污。
据英国、美国报道，苏联曾于1975年在东南亚、阿富汗秘密使用过细菌武器。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90年代，世界上拥有或正寻求研制生物武器的国家可能有25个。6但已知使用过或可能使用过细菌武器的国家只有美国和苏联。
第5页 :三 国际社会限制和禁止细菌武器的公约
三 国际社会限制和禁止细菌武器的公约
（一）《海牙公约》
1899年在荷兰海牙国际和平会议上世界各国（共27国）签订了《陆战法规惯例公约》；1907年各国（共44国）再次在海牙重签《关于陆战法规惯例公约》（简称《海牙公约》）。这是近代国际社会最早明文规定禁止在战争中使用“毒物”的国际公约：
《关于陆战法规惯例公约》（1907年10月18日）
第二十二条
交战者在损害敌人的手段方面，并不拥有无限制的权力。
第二十三条
除各专约规定禁止者外，特别禁止：（1）使用毒物或有毒武器。
当时英、法、美、俄、德、中、日等国都曾在该公约签字、批准。以后各有关国际条约均确定和公认这一法规原则。
（二）《日内瓦议定书》
1925年6月17日，英、法、美、日、德、加、意等38国代表在瑞士日内瓦签署《关于禁用毒气或类似毒品及细菌方法作战议定书》（简称《日内瓦议定书》或《日内瓦公约》），明文规定禁止使用细菌方法作战：
《关于禁用毒气或类似毒品及细菌战方法作战议定书》
（1925年6月17日）
在下面签署的各全权代表以他们各自政府的名义：
鉴于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的、有毒的或其他的气体，以及一切类似的液体、物体或一切类似的方法，已经为文明世界的公正舆论所谴责；并鉴于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参加的条约中已经宣布禁止其使用；为了使这项禁令成为公认的对国际良知和实践具有同样拘束力的国际法一部分；兹宣告：
各缔约国如果不是禁止这种使用的条约的参加国，应接受这项禁令，并同意将这项禁令扩大到不得使用细菌方法作战，以及同意根据本宣言的条款，在缔约国之间相互约束……
本议定书在每一个签字国将其批准书交存之日起对该国生效，此后，该国同已交存批准书的其他国家之间即受其约束。
签署《日内瓦议定书》的国家后增至48个，此后各国政府也都批准了该公约，但只有美国和日本政府拒绝批准。
（三）《禁止生物武器公约》
1972年联合国几十个国家签署了《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并销毁细菌（生物）和毒素武器公约》（简称《禁止生物武器公约》），于1975年正式开始执行。我国1984年加入该公约。
《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并销毁细菌（生物）和毒素武器公约》
（1972年4月10日）
本公约缔约国
……确认1925年6月17日在日内瓦签订的关于战争中禁用窒息性气体、毒气体或其它气体及细菌作战方法的议定书的重要意义；……重申各缔约国都遵守这件议定书的原则和目标，并且促请所有国家也严格遵守；……决心为全体人类完全排除使用细菌（生物）剂和毒素作为武器的可能……议定条款如下：
第一条
本公约各缔约国担允在任何情况之下，决不发展、生产、储积或用其它方法取得和保留：（一）微生物或其它生物剂，或任何来源或任何方法生产的毒素，只要种类或数量不是预防、保护或其它和平用途所应当有的。
（二）为敌对目的或在武装冲突中使用这类用剂或毒素而设计的武器设备或投送工具。
第二条
本公约各缔约国担允尽速但最迟也应在本公约发生效力后九个月内，将本国所持有或在本国管辖控制下的本公约第一条所称的一切用剂、毒素、武器设备或投送工具，销毁或改供和平用途。……
第三条
本公约各缔约国担允，决不将本公约第一条所称任何用剂、毒素、武器设备和投送工具，直接或间接让与任何接受者，也决不用任何方法协助、鼓励或诱劝任何国家、国家集团或国际组织，制造或用其它方法取得上述用剂、毒素、武器设备或投送工具。
第四条
本公约各缔约国应依照本国宪法程序，采取必要措施来禁止及预防在它领域内、在它管辖或控制下的任何地方，发展、生产、储积、取得或保留本公约第一条所称的用剂、毒素、武器设备和投送工具。
该公约在肯定《日内瓦议定书》的前提下，将生物武器的禁止扩大到发展、生产和储存，并要求销毁此类武器，这对于限制生物武器及其使用具有积极作用。但也存在缺陷和漏洞：没有明确生物战剂的清单和阈值；没有规定核查的措施；不反对为防御目的的生物武器研究。
30余年来，该公约虽经每五年进行一次缔约国的审议会而得到完善和加强，但在当今生物技术迅猛发展的形势之下，仍不足以完全消除生物武器对人类的威胁。
四 细菌（生物）武器简介
（一）细菌（生物）武器的基本概念
细菌（生物）武器：利用能够伤害人、牲畜和农作物的微生物及毒素来完成军事目的的武器；它包括细菌（生物）战剂和装载及施放装置三部分。现称生物武器，因细菌只是致病微生物中之一种。
细菌（生物）武器有针对人、牲畜、农作物的三类。针对人的又分为“致死性细菌（生物）武器”和“失能性细菌（生物）武器”。前者如鼠疫、炭疽等为战剂的以致人死命为目的的武器；后者如痢疾、布鲁氏菌等为战剂的以使人失去战斗能力为目的的武器。
细菌（生物）战剂：在战争中用来伤害人、畜，毁坏庄稼的致病微生物及生物毒素。旧称细菌战剂，现称生物战剂。
细菌（生物）战：运用细菌（生物）武器达到军事目的的军事行动。旧称细菌战，现称生物战。
（二）现代生物武器战剂的种类
现代生物武器战剂主要分为六类：
（1）细菌类：细菌是一种在显微镜下才能看到的单细胞微生物，其直径通常1-2微米（人毛发直径70—100微米），许多细菌能使人致命。现代用于生物战的细菌主要有炭疽、鼠疫、霍乱等。
（2）病毒类：病毒是一种非细胞形态的已知世界上最微小的生物，比细菌小几百倍甚至上千倍，电子显微镜下才能见到。32009年以来流行的“H1N1甲型流感”即属病毒。可用于生物战的病毒主要有天花、黄热病、委内瑞拉马脑炎、森林脑炎等。
（3）立克次体类：立克次体微生物是1906年由科学家立克次发现的一种介于细菌与病毒之间的微生物，其体积比细菌小，比病毒大，目前发现有40多种。有几种对人体具有伤害性，可用作生物战剂，如Q热立克次体、立氏立克次体等。
（4）衣原体类：衣原体微生物也是一种介于细菌和病毒之间的原核细胞型微生物。221世纪初流行的“非典型性肺炎”其病原体即属衣原体类。用于生物战剂的主要有鹦鹉热衣原体等。
（5）真菌类：真菌是一类真核细胞微生物，种数繁多，大多对人类无害或有益，如发酵真菌。真菌主要用于对农作物的生物战剂，如球孢小菌、锈菌等。
（6）毒素类：毒素是致病细菌或真菌分泌的一种有毒而无生命的物质，其特点是毒性极强，如一克肉毒杆菌毒素可使8万人丧生。用于生物战剂的主要有肉毒杆菌毒素、葡萄球菌肠毒毒素等。
（三）生物武器伤害人体的途径
（1）皮肤途径：通过染有致病微生物或毒素的弹丸、弹片、尖状器物、注射器等刺破皮肤，或通过带菌昆虫叮咬皮肤，而使人受伤害。
（2）消化道途径：用生物战剂污染水源或食物，人食用后致病。
（3）呼吸道途径：这是当代生物武器造成大规模杀伤的极其危险的伤害途径。具体过程是将致命生物战剂分散成微生物气溶胶，在空气中大面积喷洒，人畜吸入后会造成伤害。如用一架小型飞机装载100公斤炭疽，将其喷洒为气溶胶从华盛顿飞过，可致使100万人死亡。
（四）生物武器发展趋势
当今生物武器发展的趋势是将现代生物工程技术用于生物武器研制，开发各种“基因武器”：如将大肠杆菌接入肉毒毒素基因，将眼镜蛇毒接入流感病毒基因；如用出血热基因战剂投入水源，可使整个流域居民全部丧生；而将鼠疫基因或致癌基因植入大肠杆菌用于生物战，甚至可能毁灭整个人类。生物武器已被称为“终极武器”。
所以，生物武器成为当今世界三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ABC”之一： A核武器（atomic bomb），B生物武器（biological warfare），C化学武器（chemical weapon）。但美国人已开始把生物武器放在首位：“BAC”。据世界卫生组织测算：一颗100万吨当量的核弹杀伤面积是300平方公里；15吨神经化学毒剂杀伤面积是60平方公里；而10吨生物战剂杀伤面积可达数千平方公里。
（五）生物武器的特性
特性：杀伤力强，覆盖面广；只伤害人、畜、庄稼，不毁坏物质；成本低，投资少，生产技术相对简单；隐蔽性强，无光、无声、无色、无嗅；有持久的杀伤效应，对经济社会落后的国家尤其有效。
生物武器也具有以下弱点：杀伤效果迟缓；具反向杀伤的副作用；战剂有效期短，不便储存；污染环境。
第6页 :第二章 日本细菌战部队的建立
第二章 日本细菌战部队的建立
一 日本细菌战产生的历史背景
（一）称霸亚洲，争霸世界：寻求新武器
东京审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在述及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外侵略的根源时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是日本转换为近代工业国的完成期。于是，当作迅速增加的日本人口的出路，为了日本工厂能取得原料来源和取得日货市场，增大了对其他国家的领土要求。”
1927年，积极推行对外侵略政策的田中义一内阁召开制定日本对外侵略政策方针的“东方会议”，会后田中将基本方针内容上奏天皇，即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其中说道：“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以支那之富源而作征服印度及南洋各岛以及中、小亚细亚及欧罗巴之用。”
1930年，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宣传喉舌大川周明叫嚷：“满洲是日本的生命线，日本必须进入满洲……并防范苏联。”“日本将掌握亚洲各民族的领导权并将白种人驱逐出亚洲。”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帝国主义走向军国主义，并很快成为世界大战亚洲战争策源地，企图通过战争侵占中国，并“北进”击溃苏联，“南进”打败美英，以称霸亚洲，争霸世界。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日本军国主义特别需要强力的新武器。
1925年当世界各国在日内瓦签订禁止细菌战的《日内瓦公约》时，日本盯上了细菌武器，并拒绝批准该公约。后来创建日本细菌部队的石井四郎在言及开发细菌武器的缘由时曾说：“在日内瓦正式订立了禁止‘细菌方法作战’的国际公约，这事实上正说明了‘细菌方法作战’是最大潜在的武器。”石井还说：“很多国家都研究细菌战，日本若不积极进行准备，将来一旦发生战争，必定会遭到严重的挫败。”
（二）军国主义国家总力战：寻求新武器
日本史学家依田憙家在他的《简明日本通史》一书中写道：“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抓住欧美各国暂时从亚洲后退的时机，侵入中国”，并“打进亚洲各国市场，从而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日本1914年还是一个有11亿日元外债的债务国，到1920年就变成了具有27亿日元以上债权的债权国” 日本资本主义借对中国和亚洲的侵略获得巨大发展。
依田憙家继续写道：“日本虽然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得到发展，但在生产力方面还比欧美列强落后，而且极端缺乏战争所必需的战略物资”，“日本军部强烈地感到，今后的大战要以强大的生产力为后盾，需要有大量的物资和最新的技术，需要动员国家的一切力量来从事战争，并开始考虑在日本实现这样的体制”，即“总力战体制—建设高度国防化的国家”。
日本“国家总力战”思想理论提出者是日本陆军中枢人物永田铁山， 永田铁山在他的国家总动员计划体系中“十分强调科学动员，他认为科学是富国强兵的手段……因此，永田极力希望科学家协助兵器的改良，以增强日本的战力。基于此点，使得永田积极支持细菌毒气武器的开发”。
许多资料表明，后来正是在永田铁山等鼓吹国家总力战的陆军中枢要员们的支持和庇护下，石井四郎得以在东京和满洲建立起了细菌战研究机构。石井四郎后来在哈尔滨平房731部队总部自己的办公室内长期摆放着永田铁山的石膏塑像。
（三）资源贫乏，军力有限：寻求新武器
日本国土狭小，资源贫乏，而又战争计划庞大：欲占中国和亚洲，对抗苏联和美英。这使其军力难济。如此的境况是促使其追求新武器，乞灵于细菌战的又一重要原因。
日本军部1938年5月在实施“国家总动员法”号召全民参与战争，而阐述日本当时的困难形势时说：“日本国土狭小，并缺乏天然资源。日本不仅在中国遭到顽强抵抗，并且在北方还对抗着充分动员的苏联陆军。加之，日本又受着美国强大海军的包围。因此在日本的国防计划上就具有极大的困难。”
石井四郎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极力主张建立日本细菌战部队时，正是以“资源贫乏，军力有限”为理由，向日本陆军中枢阐述细菌战战略意义的：“日本没有充分的五金矿藏及他种制造武器所必需的原料，所以日本务必寻求新式武器，而细菌武器便是其中之一种。”“从战略作战的观点来看，细菌武器乃是一种很有利的进攻武器。
二 日本细菌战创始者—石井四郎
（一）青年军医石井
石井四郎（1892—1959），1892年6月25日出生于靠近东京的千叶县千代田村加茂地方，其家庭是当地富有的大地主。石井有四兄弟，自己排行第四；长兄早死，次兄石井刚男，三兄石井三男，后均在731部队供职。
石井青少年时代就读于千叶中学，后毕业于一所地方高等学校。1916年考入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1920年毕业后志愿加入军队担任军医。1921年升中尉军衔。1922年任职于东京第一卫戍病院。石井在卫戍病院的表现使其上司们认为他是“有希望的青年军官，应将其送回大学进一步深造”，1924年，他以军方委托研究生身份进入到京都帝国大学研究生院，学习和研究细菌学、血清学、病理学、预防医学，并晋升为大尉军医。
石井在研究生院学习期间，一些教授颇为欣赏其才干，甚至京都帝国大学的校长荒木寅三郎也对他十分青睐，后接纳他做了自己的女婿。1926年石井从研究生院毕业。1927年他以一篇题为“有关格兰氏阳性双球菌之研究”的防疫学学术论文获得医学博士学位。
京都帝国大学研究生院毕业后，石井被派遣到京都卫戍病院任军医。
（二）狂热的细菌战鼓吹者
石井四郎在京都帝国大学研究生院学习期间，阅读到1925年日内瓦会议日本军方代表原田大佐当时搜集的西方国家开发细菌武器的有关报告书，这使他被细菌武器的潜在威力所吸引，开始思考日本的细菌战战略，并成为这一主张的积极鼓吹者。
石井在京都卫戍病院军医任内，经常造访军部要员，向他们游说细菌战和细菌战对日本的重要性。他的努力得到日本陆军中枢某些要员，如永田铁山、小泉亲彦、梶塚隆二等的支持。1928年他被军方派往欧美作细菌战海外考察，1930年回国。
他的这一次漫长而神秘的海外之行，有些书籍资料说是石井“自费”的私人行为，可能有误。当时在陆军省军医署任职、积极赞成石井细菌战主张的梶塚隆二（1945年８月在关东军中将军医处长任内被苏军所俘虏），1949年在苏联审判日本细菌战战犯的伯力军事法庭上曾供称：“1928年4月，他（石井四郎）在京都军医院（即京都卫戍病院）当常任医官，随后就从那里被派遣出国考察，1930年返国”。
曾与石井共事，1945年任关东军副参谋长的松村知胜少将，也曾回忆说：当年石井出国考察是经石井极力说服陆军中央部门而后成行的。
日本森村诚一先生在他的《恶魔の饱食》一书中则直接说道：“派遣石井四郎去欧洲考察的是当时陆军省的课长永田铁山。”
1928年4月至1930年4月，石井身携军方给日本驻各国使馆、领事馆的密函， 4以访问交流军事医学为名，先后到新加坡、锡兰、埃及、希腊、土耳其、意大利、法国、瑞士、德国、奥地利、匈牙利、捷克、比利时、荷兰、丹麦、瑞典、挪威、芬兰、苏联、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东普鲁士、美国、加拿大、夏威夷等地进行考察，刺探和搜集世界各国细菌战情报。
石井回国后，被分派到日本专门研究军事医学和培养军医人才的“东京陆军军医学校（院）”担任教官，并晋升为军医少佐（少校）。
1931年又任军医学校（院）教授。
石井从海外归来，即开始向陆军中央大肆鼓吹其细菌战理论。据那时在陆军参谋本部任职的远藤三郎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当时石井经常在参谋本部露面，向各参谋游说细菌战的重要性。”
石井细菌战游说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点：一，在海外考察发现各强大国家都在研究细菌战，日本若不积极准备，将来一旦发生战争，必定会遭遇到严重的挫败；二，日本没有充分的五金矿藏及他种制造武器所必需的原料，所以日本务必寻求新式武器，而细菌武器便是其中之一种；三，钢铁制成的炮弹其杀伤力是有限的，细菌武器的杀伤范围更为广大，可重复传染保持长久杀伤力，只伤害人畜而不破坏物质，从战略意义来看细菌武器乃是一种极为有利的进攻武器。
（三）细菌战机构的建立
石井在向日本陆军中央极力鼓吹细菌战期间，于1932年发明研制成军用野战防疫滤水器，可过滤野外污水，使之排除细菌达到安全饮用的标准，后成为日军全军配置的防疫新式“武器”，被称为“石井式滤水器”。
新式野战滤水器的发明，大为提高了石井在鼓吹细菌战时的话语分量。据说他曾在参谋本部当众喝下用滤水器过滤的尿液来游说要员们支持他的细菌战设想。
到1932年，军方终于同意了他的细菌战计划；而后来他建立的细菌战部队就称之为“防疫给水部队”。
石井认为，细菌战的研究可分为“A（攻击）研究”和“B（防疫）研究”两种，B研究可在日本本土进行；但A研究须在日本之外进行，以保证其秘匿性和可能获取充足的试验材料。
这样，1932年8月石井在军方支持下，在东京陆军军医学校建立起“防疫研究室”，成为此后日本细菌战研究的国内基地，同时又在中国东北哈尔滨背荫河建立起国外细菌战实验基地，二者成为此后日本细菌战部队的肇端。
日本细菌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帝国主义军国主义化和狂妄的对外侵略扩张政策的产物，而在其中，石井四郎充当了一个狂热的倡导者、计划者和实践者。
第7页 :三 东京防疫研究室与哈尔滨加茂部队
三 东京防疫研究室与哈尔滨加茂部队
（一）东京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室”
石井海外考察归来后的细菌战鼓吹游说活动，受到当时被称为“日本化学战之父”的军事科学家小泉亲彦的关注，石井的细菌战思想，得到小泉亲彦的赞同。1932年8月，时任东京陆军军医学校教官兼东京近卫师团军医部长的小泉支持石井在军医学校建立了“防疫研究室”，以作细菌战的基础研究。
1936年东京官方出版的《陆军军医学校五十年史》一书中这样记载“防疫研究室”的建立：“防疫研究室是作为担负国家军队防疫作战业务的研究机构。陆军一等军医石井四郎，昭和五年（1930年）作为海外研究员赴欧考察各国情势归来，痛感我国尚无相应设施，乃国防上之一大缺陷。即刻向上级部门指出此一缺陷，并提出此乃需要最优先投入之项目……终于昭和七年（1932年）八月在小泉教官的大力支持下，该项目获上级部门批准，在军医学校内成立以石井军医为领导的研究室，将当时防疫部的地下教室改造利用，日夜工作，进行基础研究。”
1933年，小泉亲彦任军医学校校长之职，又扩大石井防疫研究室的建设，斥资20万日元，修建了1795平方米的钢筋水泥二层建筑作为防疫研究室主楼。此后，这里集中了来自京都帝国大学和东京帝国大学的一批医学专家，成为日本研究细菌战的国内基地。
1989年7月，在东京新宿区原陆军军医学校遗址上，因建筑施工挖掘出100具左右的非正常死亡人骨。日本市民团体组成“军医学校遗址人骨问题究明会”对其进行调查研究，从对人骨的痕迹学和人种学的考察来看，很可能与731部队细菌战人体实验的活动有关，军医学校防疫研究室可能曾进行活人人体实验。
（二）哈尔滨背荫河“加茂部队”
1931年“9•18事变”爆发，1932年3月伪满洲国成立，日本控制了超过其国土面积数倍的中国东北大地，这为石井细菌战的“A研究”提供了理想而广阔的地域选择。
1932年7月至8月间，石井四郎在今黑龙江省五常县背荫河镇建立细菌实验场。背荫河在今哈尔滨东南70公里一带，当时是一居民不足200户的农村小镇，日军在这里“圈定了五百米见方的地盘”，建成四周3米多高的围墙、并于墙上架设电网的一座“军事城堡”，当时中国百姓称其为“中马城”，因负责该城堡警备的日军官佐叫“中马大尉”。
1933年8月，石井又在哈尔滨南岗区宣化街和文庙街中间地带的日军陆军医院南院设立细菌研究所，该研究所成为背荫河实验场的本部，二者构成一个整体，对外称“关东军防疫班”，其秘匿称呼则为：“加茂部队”或“东乡部队”。
关于加茂部队的组织结构，我国早期研究日本细菌战的原哈尔滨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馆长韩晓先生，在他和辛培林先生合著的《日军731部队罪恶史》一书中说：“加茂部队下设两个部，一个总务部，一个研究部。研究部（大队）又分设两个中队，其中，从事防疫给水研究的‘南栋中队’设在本部大院里；从事细菌研究的‘交通中队’设在背荫河。”
哈尔滨的细菌研究所和背荫河的细菌实验场（当时有三种称呼：关东军防疫班、加茂部队、东乡部队），是与东京的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室密切联系的。《陆军军医学校五十年史》中记载：1933年起，细菌战即成为陆军军医学校的正式课题，“为进行有关细菌的特殊研究，遂派遣防疫研究室的职员前往满洲从事研究”。
石井在满洲的“加茂部队”的建立，曾受到时任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永田铁山的强力支持，永田当时在陆军中央力排众议赞成石井的细菌战计划，并设法与关东军协商，替石井在满洲找到细菌战开发的新天地。
梶塚隆二1949年在伯力审判法庭上的供词中，曾谈到当时日本陆军中央哪些要员支持石井的细菌战的计划：“据我所知，最积极拥护他（石井）这种意见的，是后来担任陆军省军务局长的永田中将。……关于永田中将最为积极拥护过石井意见这点，有如下事实可以证明：在平房站实验所石井本人办公室内，安放有用石膏塑制的永田中将半身像。石井非常感谢他，所以才把他的半身塑像保藏在本人近旁。”
（三）加茂部队的活动
加茂部队在背荫河进行了许多人体的细菌实验。原731部队军医少佐柄泽十三夫在伯力法庭曾供述：“1939年冬天……石井（四郎）告诉过我，在1933－1934年间他曾在满洲的‘马贼’身上做过霍乱和鼠疫的实验，结果发现鼠疫很有效。”
加茂部队在背荫河还进行其他各种人体试验。当时任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的远藤三郎在1933年11月16日的日记中曾记述当天他视察背荫河实验场时所看的各种人体实验：“（1933年）11月16日，星期四，晴。上午8点半，与安达大佐、立花中佐一起去交通中队（即中马城）内的实验场视察试验情况。……第一班负责毒气、毒液试验；第二班负责电气试验；各用二名‘土匪’。
在瓦斯室一名受试者受到5分钟的炭酰氯试验，他虽昨日因肺炎还处于病危状态，但还活着。另一名被注射15毫克青酸的受试者，大约20分钟后即失去知觉。电气试验中一名受到2万伏特电流数次电击的受试者，未死，后注射毒物将其杀死。另一名受5千伏特电流数次电击的受试者未死，后连续通电数分钟将其烧死。”
加茂部队还在背荫河进行人体冻伤试验。时任关东军副参谋长的冈村宁次（1932年8月至1934年11月在任）曾视察过背荫河实验场，他十分称赞在那里取得的冻伤试验成果，当时他在一份给东京上司的报告中说：“（依据加茂部队研究）冻伤最好的治疗方法是在摄氏37度的水中浸泡……（这一发现是）根据使用人体各种方法经过反复的实验所获得的宝贵的数据而得出。”
据中国的调查资料，1933年中秋，背荫河中马城监狱王子扬等30余名将被用作人体试验的“犯人”乘加茂部队管理的“疏忽”，集体暴动越狱，结果王子扬等12人越狱成功。这一调查资料应为可信，1953年关押在中国的日本战俘、原731部队职员萩原英夫在他的一份《笔供》中曾说：“……爪生荣二，我的舅父，他从1933年起，在五常研究所（即中马城）做石井部队特别班（活人试验者看守所）的看守，共一年六个月。被收容者（犯人）逃跑时，他的头部被打伤，留下伤疤，变成秃头。”萩原的这份《笔供》证实，当年背荫河中马城的确用活人做实验并发生过一次越狱暴动。
1934年夏，背荫河中马城又发生一次武器弹药库的大爆炸，房舍、设备、人员遭重创，当时追查原因，一说是东北抗日联军所为，一说是日军管理“不慎”而意外引起。
经监狱暴动和弹武库爆炸两事件，石井感觉背荫河基地已存在泄密之虞，同时该实验场又地处中国抗日联军活动可及之范围，加上弹武库爆炸已使实验场破坏严重，于是，在1934年秋冬，石井四郎关闭了背荫河实验场，将设备和人员迁往哈尔滨加茂部队本部“南栋”。加茂部队人员自称其本部为“南栋”，即当时哈尔滨日军陆军医院的南院所在地；石井借医院为掩蔽，继续进行细菌战的研究。
原731部队职员萩原英夫在他的《笔供》中说：“……（石井）关闭了五常的研究所，在哈尔滨南岗的陆军医院院内设研究所（继续研究）”，也证实了这点。
上述石井四郎在“满洲”的早期活动，为此后臭名昭著的731部队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正如原731部队第四部细菌生产部部长、军医少将川岛清1949年作为战犯在苏联伯力军事法庭上的供词中所说：“石井将军1932至1933年（确定时期我记不得了）在满洲进行过细菌研究工作。……在那里他的工作人员就组成一个部队，并为保守秘密而叫作‘东乡’部队。……那时‘东乡’部队的工作范围，是比第731部队的要小一些。后来，石井将军就以这个部队为基础建立了关东军第731部队。”
（四）背荫河与平房之间
1934年夏背荫河中马城弹武库爆炸后，该试验场废弃了。1936年，石井四郎开始在哈尔滨平房重建细菌实验基地。那么，在背荫河与平房之间这一段时期，石井在哪里进行他的活人试验？
中央档案馆两则日俘口供档案可以帮助了解这一问题。
一则是“奉天附属地宪兵分队警务系”宪兵渡边长太夫1954年10月18日口供：
1934年11月11日至12月25日，约一个半月中，我作为派遣宪兵，被派到伪满四平省四平街日本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四平支部担任警戒。这个防疫给水部就是哈尔滨平房石井细菌部队的前身。在我做派遣宪兵期间，以活人进行电气和瓦斯等化学试验而被杀害的中国平民约有60人。我的具体罪行是：先后两次在四平车站受领由日本侵略军守备队某军曹用火车运来的60名无辜中国和平居民，我将这些人用汽车运到防疫给水部四平支部的拘留所，加以监禁，由我每天进行警戒以防止脱逃；同时根据试验需要每天交出2名至3名中国和平居民作为电气、瓦斯试验的牺牲品。
另一则是“奉天宪兵队本部庶务系”宪兵平中清一1954年9月21日口供：
1934年11月，我奉宪兵司令官的命令，选派下士官以下3名，参加在四平的细菌演习。1935年9月10日，在吉林省下九台参加毒瓦斯演习。在（四平）细菌演习中杀害的中国人约1000名。在（下九台）毒瓦斯演习时，用伪新京、吉林监狱内收容的中国人约200名做了实验。
以上两则日俘口供史料可以证实：（1）1934年下半年以后，石井部队在四平有一个用活人做细菌、电气和瓦斯试验的试验场。（2）在四平的活人试验规模不小，一次细菌演习就杀害约1000人；一个半月就使用了60名中国和平居民做电气、毒瓦斯的试验。
（五）梅津对日本细菌战的答词
关于日本为什么要搞细菌战的问题，1945年11月美国细菌战情报调查官莫瑞 • 桑德斯曾在东京讯问日本战犯、日本战败时任参谋本部参谋总长的梅津美治郎大将。梅津回答说：“日本军部基于现代战争中细菌战很有可能被利用这一假定，为了应付可能发生的细菌战，在这一方面做了相当的调查和研究。我可以说没有收到过有关美国、英国使用细菌武器的报告；但同时我也没收到过该武器不会被使用的报告。因此，日本陆军不得不独自进行细菌战的研究，以获得这一领域有关的知识。关于苏联……我曾收到过随着战争的展开有使用细菌兵器的意向的报告……可以认为这是日本进行细菌战研究的‘主要’动机之一。” 这位被东京国际法庭判处无期徒刑的日本甲级战犯的回答真绝妙：日本进行细菌战是被迫的，因为美英会不会使用细菌武器谁也不能保证，而苏联则有使用细菌武器的意向，所以这是日本进行细菌战的主要动机。
剥去梅津这段答词的虚伪成分，它承认了两个重要问题：一是日本细菌战研究是军部指使和领导的；二是日本细菌战针对的敌人主要是美、英和苏联。这与本书前述日本细菌战产生的历史背景是一致的。
但后来历史的结果却是，日本731细菌部队在中国的土地上用中国人做试验，生产大量细菌武器，然后在中国实施大规模的细菌战，屠杀广大中国人民，而并未敢于对美、英、苏动用细菌武器。这一历史结果值得我们深思。究其原因，实为中国国力羸弱所致。
（六）加茂部队选址“满洲”
石井创建“加茂部队”为何选址在中国东北？川岛清1949年10月24日在伯力法庭供称：“第731部队设立在满洲境内的原因有如下述：第一个原因，就是需要在邻近苏联边境的地方建立细菌战武器根据地，以供将来实行进犯苏联之用，因为苏联远东地区是包括在日本军阀侵略政策计划以内的。此外，在满洲境内进行检查细菌武器效能的实验，便使我们能在近似苏联远东地区的气候条件下进行此种工作。第二个原因，就是在满洲境内有可能获得大量非日籍的活人来做进行细菌实验的材料，并且满洲地域很辽阔。”
《陆军军医学校五十年史》记载：1932年8月11日，陆军军医学校派遣石井四郎等5名军医，其中包括后来成为石井得力助手的增田知贞，另配有5名雇员，一共一行10人，前往满洲作为期月余的“工业考察”。
以上两条史料，可供我们进一步了解石井选址“满洲”的原因和过程。
（七）“731部队”早期创建的时间
目前中外相关著述中，对于731部队早期创建的时间有两种说法。一般认为在1932年8月背荫河加茂部队成立之时，如日本常石敬一的《消ぇた细菌战部队》，美国谢尔顿•H.哈里斯的《死亡工厂》，以及中国的多数有关著述。
另一种说法，认为是在1933年。如日本森村诚一在他的《恶魔の饱食》一书中；我国学者郭成周、廖应昌在他们的《侵华日军细菌战纪实》一书中；均持这样观点。
这个问题早在苏联伯力审判时期就未弄清楚。川岛清供词中说，是1932年或是1933年他已记不准确了；其他战犯也说不清此问题。所以伯力法庭在《判决书》中对此最终给了一个模糊的说法：“细菌战的准备，是日军占领满洲后不久就开始了的。最初，日本军阀建立了一个不大的细菌实验所，所长为日本军事细菌学家石井四郎……他的机关便称为‘东乡部队’。”
笔者认为，1932年8月的说法有一定史料依据：一是《陆军军医学校五十年史》记载了石井在1932年8月来满洲“考察”；二是远藤三郎在《日中十五年战争与我》一文中提到了1932年8月他调任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时，石井已在满洲进行细菌战活动了；三是有哈尔滨韩晓先生的相关调查材料：“1932年秋，‘加茂部队’派黑田大尉带领一批日军选场址，他们来到背荫河，看中了这块宝地。”
四 平房“731部队”的建立
（一）天皇敕建和建立时间
据伯力法庭上前关东军中将军医部长梶塜隆二1949年10月23日供词：“第731部队是奉日本天皇裕仁1936年敕令建立的。……这道敕令曾印成多份分发到日军各部队，以便使全体军官一体知悉。我个人读过这敕令以及关于部队人员表的附件，读后我就盖上了私人图章，以示签署。”
另据前关东军731部队第四部少将部长川岛清1949年10月21日供词：“第731部队是1936年遵照日本天皇裕仁密令成立的……并由日本陆相任命军医大佐石井四郎为第731部队长。当我任第731部队总务部长一职时，我在档案中亲眼见过这道敕令。”
战前《大日本帝国宪法》规定，天皇是日本唯一的最高军政首脑，军队建设计划和重要作战命令等必须由天皇批准。因此，1936年天皇敇令建立731部队，表明细菌战部队正式成为日本国家的在编部队，表明731部队不仅获得了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的认可，而且获得了日军最高统帅和国家最高首脑天皇的认可。昭和天皇裕仁诸次对于日本历史上的细菌战争罪责是不可推卸的。
731部队在平房的建立时间，当前国内外学术界几乎一致都采用上述梶塜和川岛“1936年天皇敕建”的说法。
但实际上，在伯力审判法庭，梶塜和川岛一两个月后又对731部队建立的时间“调整”了说法。
梶塜1949年12月27日供词：“第731部队是于1935年末或1936年初（确切时间我已记不清楚），遵照日皇敕令建立的。”
川岛1949年12月初供词：“1935年至1936年间，已由日本参谋本部和陆军省按照天皇裕仁诸次密令在满洲境内建立有（第731部队和第100部队）两个用来准备和进行细菌战的极端秘密部队。”
这一说法还有另外两名知情人提到，一是前关东军兽医处中将处长高桥隆笃，另一是关东军副参谋长松村知胜少将。
高桥1949年12月27日供词：“关东军马匹防疫部（第100部队）是在1935年底或1936年初成立的。”
100部队与731部队是同时建立的，故此供词就是说731部队也是1935年底至1936年初成立。
松村1949年12月7日供词：“第731部队成立的时间，我记不清楚。我只记得，第731部队是在1934年至1936年间遵照日本天皇敕令建立的。”松村提到的时间也包含了1935年。
那么，731部队在平房建立的时间究竟在1935年还是1936年？
在1996年日本“731研究会”编的一册日本细菌战老兵回忆集《细菌战部队》的书中，刊登了十三帧731部队老兵提供的历史照片。其中有一帧摄于1943年6月25日，内容是731部队长北野政次与731部队共98名高级军官的合影，该照片下方的题照文字为：“满洲第七三一部队高等官团（于昭和十八年六月二十五日第八回创立纪念日）。”
那么，该历史照片的题照就告诉我们：1943年（昭和十八年）6月25日是“731部队高等官团”创立八周年的纪念日；其实，这也就是说，731部队在1935年6月25日之时已经存在。
看来，日本战犯们在伯力法庭的供词—731部队建立于1935年至1936年之间—是有其依据的。
历史的真相大约是：1934年背荫河细菌实验场关闭后，石井四郎开始计划建设新的细菌实验基地。1935年关东军和石井四郎选中哈尔滨南郊20公里的平房开始营建731部队，这一行动最初可能是“擅自行为”，关东军经常对陆军中央采取“先斩后奏”的行为。一年后的1936年，正是日本大规模实行军备扩张的广田弘毅内阁上台时期，大约在这一年，关东军在平房新建731部队的行动得到参谋本部和陆军省的认可，并上呈天皇，由天皇颁布敕令，批准731部队正式成为日本皇军的在编部队。所以，天皇敕建731部队是在1936年，而实际731部队在1935年已经成立。6月25日，这是石井四郎的生日。
据当年在平房做过劳工的幸存者侯钦安老人回忆：“1935年初夏，一队自称是关东军司令部派出的日本军人突然闯进平房镇。他们在平房站以北4公里的地方……把圈定的6平方公里的四周钉上标桩，划为军事用地……1936年初春破土动工的建筑工地中心就是后来731部队的四方楼。”
侯钦安老人的回忆，也是731部队在平房的营建始于1935年的一个佐证。
第8页 :（二）大规模营建
（二）大规模营建
平房，是1933年修筑的拉滨（拉法—哈尔滨）铁路线上的一个小站，它在哈尔滨之南24公里处。
1935年夏，关东军在平房站北4公里处的黄家窝堡一带圈占约6平方公里的土地，划为“军事用地”以营建731部队新基地。
1936年正式开始营建时，该工程被称之极密的“特殊工业”，由四个从日本国内招标而来的建筑工程株式会社承建。到1938年初，外部主体工程基本竣工，对于主体工程的内部装修和研究实验器材的安装，“为防止泄密”，全部建设人员都来自石井四郎家乡千叶县，实验器材则由日本特殊工业株式会社独家供应。
1938年6月，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发布“第1539号命令” ，将基本建成的731部队军营划为“特别军事区域”，并强令周围2至5公里的所有村屯居民迁走形成“无人区”。
731部队平房基地的主体建筑是3层楼结构的“四方楼”，它占地面积约15000平方米，由钢筋水泥建筑而成；“四方楼”内另建有两栋2层楼结构的外部看不到的用于监禁人体试验的活人的监狱—“七栋”和“八栋”；“四方楼”下还设有地下室和地下通道。
在这幢灰白色的巨大建筑物内，分布着各种细菌实验室和各种实验仪器设备，许多“精密复杂的器材大多是以数万日元从欧洲和美国买来”。
731部队的细菌战剂试验，细菌武器试制，细菌的生产以及人体实验，人体解剖等活动，主要都在这里进行。“四方楼”的外围，有三座焚尸炉，用于因试验而死亡的人和动物的尸体焚毁。
日本森村诚一先生在他据原731部队的队员们的回忆而写成的《恶魔の饱食》一书中，这样描述以“四方楼”为中心的平房基地设施：
在当时的军事设施中，这项工程的设计建造可谓“出类拔萃”。建筑物的“出类拔萃”一般指豪华气派的外表形象，但是731部队设施的“出类拔萃”则另有所指，就是在清洁度上首屈一指。
建筑群大致分为5个部分，除教育部、卫兵哨所外，其他大礼堂、办公楼、口字楼（即四方楼）以及总部建筑物等全部都安装使用冲水马桶，这在当时是了不起的现代化设施。
731部队的任务是准备、研究、实施细菌战，因此需要大量制造细菌，反复进行大规模的实验。关东军最害怕的是在部队内发生细菌感染。731部队在几乎所有的设施，包括3000人队员及其家属的居住区都使用冲水马桶，正是为了防止细菌感染。
731部队的另一个“出类拔萃”，就是除教育部外，其他所有建筑物都采用中央集中供暖的方式。从办公楼到总部建筑物，每个房间都安装有暖气片，热水供应系统十分完备。每个房间只要一打开水龙头，随时都有热水供应，与高档酒店相差无几。
热水、暖气都由锅炉房供应，锅炉房安装有3台田熊式锅炉和2台发电机。离田熊式锅炉稍远的地方有一个煤气罐，部队厨房的炊食都使用煤气或蒸气。
所有的研究室都有西式的单人浴室，住宅楼有公共澡堂，住宅楼三分之一的住户家里有浴室。饮用水、研究用水都使用731部队设施内的井水，井很深，抽上来的水属于硬水，在发电所内处理成软水后，再通过供水系统输送出去。
731部队队员炫耀这些设施使之成为“满洲最干净的部队”。从事细菌战的魔鬼部队却拥有最卫生的现代化的设施，看似不可思议，其实是其必须。如上所述，在整个设施里建立完备的下水道系统是为了防止细菌感染。中央集中供热系统对于24小时大量制造细菌也是必不可少的设备。进行实验研究，需要足够的电力和热水。
一个原731部队队员这样回忆说：“不管到哪一栋楼，给我的印象是，无论白天黑夜，都是灯火辉煌。”
731部队……建筑物每层都很高，总部建筑物（包括口字楼）是3层楼房，但其高度与一般5层楼房差不多。口字楼的外墙是在混凝土上铺贴乳白色的瓷砖，所以从哈尔滨乘车过来，有一种巨大的四面围墙的白色建筑物在广阔的原野上兀然拔地而起的感觉。
口字楼虽然只有3层，却安装有一部手动电梯，可以直达屋顶。教育部建筑物是砖房，其他所有的办公楼都是混凝土建造，十分坚固。
关押“圆木”的特设监狱是二层楼，被口字楼围在中间，尤其牢固。队员们都听说“这座特设监狱设计有通气孔把氰酸气体喷射到室内的装置。一旦需要，只需把氰酸气体从通气孔喷射进去，所有的‘马路达’全部完蛋”。
731部队平房基地内还建有自己的飞机场，拥有自己的航空队。建有两条铁道，与外界铁路相连接。建有3000人员的居住区和生活区，名之曰“东乡村”。村内设施完善到酒吧、影院、运动场、网球场、游泳池、洗衣房、神社等。这里成为当时世界规模最大的细菌战基地。
对这一“极密”的“平房特别军事区”，关东军和731部队构筑了四条防卫线加以保护和守卫：
四条防卫线，其中一条是空中防卫线，三条是陆上防卫线。
空中防卫线是向军民航空系统传达军令的，任何飞机包括日军其他部队的飞机不经许可，禁止飞越其上空，如有飞机违反此项规定，731部队的专用飞机立即起飞进行拦截，地面还备有高射炮进行射击。
陆上防卫线共有三道。
第一道是长方形，即在“四方楼”周围建起的土墙，高2米，长5公里，围墙上装有高压电线，围墙的东侧有两个门，南、西、北各一个门，分别设有哨所和卫兵室。
第二道防卫线设在1539号命令规定的甲号地区（即无人区）外侧周围，甲号地区的内侧边缘距731部队核心区有2至5公里，这里是特殊管理区。
第三道防卫线为1539号命令规定的乙号地区，在这一地区内禁止修建二层以上建筑物，在该地区外侧边界上竖有标识牌，非有关人员严禁入内。
（三）“731部队”的隶属关系和经费来源
平房731部队基地1935年筹划建立。1936年正式建设。至1938年其主要设施大体建成，731部队遂由哈尔滨南岗移驻平房，这年6月30日关东军司令部命令将平房设立为“特别军事区域”。平房基地的最后建成，其时间延续到了1939年。
关于731部队的隶属关系，据伯力法庭诸战犯供词可知：731部队在编制上隶属于关东军；在部队的日常运作上受关东军总司令及司令部属下的军医部（处）、作战部、侦探部等的直接领导；重大问题则由以关东军参谋长领衔的专门委员会决定，然后交由关东军总司令批准并呈报参谋本部和陆军省。该部队的最终领导权、编制权和指令权隶属于日本大本营陆军省和参谋本部。有以下史料说明这些关系。
前关东军总司令陆军大将山田乙三1949年12月26日供词：“关东军内有过两个细菌部队：第731部队和第100部队，这两个部队都是直接受关东军总司令节制的。”
山田乙三1949年11月17日供词：“根据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的指令，我以总司令资格经过本司令部所属各部处领导第731号和第100号两部队研究与生产细菌武器的工作。”
前关东军中将医务处长梶塜隆二1949年12月6日供词：“1939年12月至1945年8月，当我任关东军医务处长时，我在总的方面领导了第731部队内的科学研究工作。”
前关东军司令部作战部部长松村知胜1949年12月7日供词：“我担任作战部部长职务时，曾与关东军第731和第100细菌部队的工作有过联系。……凡与作战部有关，即与实际运用细菌武器有关的报告，都送交给我。凡与使用细菌战去作军事破坏活动有关的报告，都送交给侦探部部长。”
山田乙三1949年11月17日供词：“为研究使用细菌武器的方法，曾组织几个专门委员会，委员为关东军参谋长，作战部长，第100部队长或第731部队长，以及司令部的个别军官。各专门委员会主席由参谋长担任。……
委员会关于使用细菌武器的决定，均交关东军总司令批准，然后呈报日军参谋本部。参谋本部当批准了某种武器时，即将此种决定通知关东军司令部，然后再由关东军司令部颁发大量生产必要病菌的相当命令给第731部队和第100部队。根据参谋本部关于生产此种或彼种细菌武器的要求，日本陆军省会保证第731部队和第100部队以一切必要的设备、原料和材料。所有关于使用细菌武器，以及编制必要部队来实际运用细菌武器的事宜，都是由日军参谋本部根据关东军司令部的相当报告策划的。”
“使用细菌武器的（最终）命令应由帝国大本营发出。”
山田乙三供词还说：“731部队领导人”在某些特殊的问题上，可以“超过关东军司令部，直接呈报帝国大本营”。
关于731部队的经费来源问题，伯力法庭上苏联审讯官曾向山田乙三讯问：“供研究和生产细菌武器用的经费是怎样拨给的呢？”山田回答：“供研究和生产细菌武器的经费，是由日本陆军省拨给而经由关东军司令部支付的。”
拨付给731部队的年经费是多少？前731部队总务部长川岛清的供词中曾说：“我已记不清楚准确的数目，不过我知道第731部队在1940年间收到的用费共为1000万日元……（其中）约有500万日元是花费到实验工作方面了。”
另一名前731部队军需勤务官崛田镣一郎也在庭审证词提到731部队的年经费：“第731部队1945年预算中支出项共为1000万日元。此外我知道，这1000万日元中有300万是用去供养731部队人员的，而其余700万则是用去制造细菌和进行研究工作的。从后一数目中又分出二三十万日元去供各支队消费。”
1000万日元按当时日本物价换算，约当今250亿日元，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
731部队的巨额经费不由陆军省直拨而是通过关东军转拨，其中的原因曾被前关东军副参谋长松村知胜在伯力法庭证词中道出：“第731部队……研究细菌武器工作所需要的经费，都是列在关东军的非常军事预算内，这笔预算既不必向国会报销，就能使那些坐在国会内不谙军事问题的人们无从知道该部队的活动。”
（四）“731部队”的名称和员额
731部队在背荫河时期的名称，对外称“关东军防疫班”，其秘匿名称则为“加茂部队”和“东乡部队”。
1936年天皇敕令建立731部队时，这支被正式编入皇军的部队定名为“关东军防疫部”，其内部名称为“石井部队”；1939年至1940年天皇再颁敕令改编731部队时，其对外名称更为“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此后这一掩盖731细菌部队实质的对外名称长期沿用未加更改；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关东军所有部队都编给番号，于是开始采用“满洲第731部队”的代称。“731部队”这一名称出现较晚，但当今学术界习惯于将该部队任何时期都称之为“731部队”。
有史料表明731部队还有一番号称为“满洲第659部队”，并至少1940年就开始使用，且使用到1945年。
据原731部队队员上野某（战俘）1951年的一份《笔供》解释“659部队”：平房第731部队、牡丹江支队、林口支队、孙吴支队、海拉尔支队、大连卫生所，“以上总称叫满洲第659部队，部队长由731部队长担当，或称为本部长”。
关于731部队人员的员额，它有一个不断增加的过程。通常所说的3000人员，并非仅指平房731部队的人数，它还包括了731部队四个支队的人数。有以下史料反映这一情况：
梶塚隆二供词说：“起初的‘防疫部’人员名额不到1000人，而在改编为‘防疫给水部’后则已增至2000人了。”
这就是说1936年天皇敕建731部队时，当时定员名额“不到1000人”，而在1940年改编称为防疫给水部后，该部队人员名额“增至2000人”。
梶塚隆二另一供词：“根据天皇裕仁1940年颁发的一道或两道（改编）密令，又于同年下半年在海拉尔城、孙吴城、海林站及林口站，成立了731部队的4个支队……每一支队员额达300人。”
川岛清的相关供词：“1940年天皇敕令上还命令把该部队人员扩充到3000人，包括依据该敇令在满洲各个地区从新编制的几个支队在内。”
梶塚和川岛的供词就是说，1940年下半年731部队根据天皇敕令在“满洲”增建了4个支队，每个支队定员300人，这样，整个731部队的人员数额便扩充到了3000人。
所以，在平房基地通常的人员数额在2000左右，其中主要是大量的细菌学家、研究人员、官佐、士兵和雇员等。
（五）“731部队”本部八部及其支队
731部队在哈尔滨平房设立“本部八部”，另在中苏边界等地设立“4个支队”和一个“研究所”。
731部队的本部八部和几个支队都正式建立于1940年。据川岛清供词说：“1940年天皇敕令上命令把该部队（即731部队）人员扩充到3000人，包括依据该敕令在满洲各个地区从新编制的几个支队在内，并把部队机构分为几个部。”
其中“本部八部”为：总务部、第一部、第二部、第三部、第四部、教育部（训练部）、资材部、疹疗部。4各部部长多由少将、大佐等高级军官担任。
总务部：在平房基地1栋，其职能是拟定细菌战研究计划，统制本部各部业务实施、人事任免、经费预算、军需资材、命令下达、后勤警卫等，是为731部队总管机关。
第一部：在平房基地四方楼，其职能是研究各种细菌以用于细菌战，故学术界多称其为“细菌研究部”。该部“共有50几名拥有博士学位的细菌学研究者”。下设二十多个班（课），每班负责一种细菌或一个方面的研究，如“伤寒班”、“霍乱班”、“病理班”等；这些班通常以其负责人姓氏来称呼，如“霍乱班”负责人叫凑正男，则该班就称为“凑班”，又如“冻伤班”负责人叫吉村寿人，则该班就称为“吉村班”。第一部还设有一个“特别班”，该班负责管理关押做活人人体试验的“犯人”的监狱，各研究班做人体细菌试验时就从该监狱提取被关押的“犯人”。 第二部：在平房基地四方楼，其职能是研究怎样将第一部培育出的致命细菌制成细菌武器，以及怎样在细菌战中去使用细菌武器，故该部多被人称之为“实战研究部”。该部研究各种施放传播细菌的武器装置和方法，如用火炮发射的细菌炸弹，用飞机投掷的陶壳细菌弹，“以飞机带下致命物的降落伞”，从飞机上撒播的染有鼠疫的跳蚤和怎样大量培育和生产此种跳蚤；还研制供特工使用的自来水笔式和手杖式细菌暗杀武器，等等。该部为实验细菌武器，还拥有一个配备多架飞机的航空班及机场，在平房西北120公里处的安达镇还建有一个附带飞机场和各种建筑设施的细菌武器野外实验场，也叫做“安达特别靶场”，5该实验场在1941年建成。
第三部：在哈尔滨原“南栋”加茂部队所在地（哈尔滨宣化街与文庙街一带），它对外挂着“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的招牌，其职能是负责“关东军管区内各部队的防疫和供水，制造滤水机”。6故而，整个731部队真正承担“防疫给水”任务的只有“第三部”，它成为掩盖731部队性质的幌子。尽管如此，该部后期也参与了细菌战活动：在制造滤水机的掩护下秘密生产石井式陶瓷细菌弹壳。
第四部：在平房基地四方楼，其职能是将经过第一部、第二部研究实验而确定下来可以制造细菌武器的细菌进行大量生产，以供细菌战使用。故该部被称之为“细菌生产部”。该部分为一、二两个细菌生产分部，拥有“强大的”细菌生产设备和储存“产品”的冷藏设备。其“巨大的”生产能力使其“在一个月内能生产约300公斤鼠疫菌，600公斤炭疽热菌和1000公斤霍乱菌”。
这种巨大的细菌生产量，使731部队“用公斤来计算他们所培养出的细菌胶状体……（即）从营养液浮面上取出的乳浆状浓细菌体的重量”。
苏联伯力军事法庭医学检验委员会曾就该部的细菌生产能力作出如下评估：“第731部队第四部中的设备，能够生产极大量活的传染病的微生物……该设备在一个生产周期内至少能够培养出30000万亿微生物。”
教育（训练）部：在平房基地，其职能是为731部队本部和各支队及关东军各军、师团防疫给水部培训细菌战干部、雇员、士兵等人员。曾在1944年7月至1945年8月担任过731部队训练部部长的西俊英，在伯力法庭上曾供述：“我担任731部队训练部部长时，培养过干部并将这些干部供给本部队及各支队，以供进行细菌侵略战之用。培养干部的方法是由训练部开办各种训练班和短期班，新从日本招收到731部队来工作的人员（主要是十七八岁的青年）则开办为期一年的讲习班。凡直接或从远方来本部队工作的人，均先在训练部下面受到7天的训练和训示；然后由训练部给每人一个鉴定，决定他能否在本部队内工作。在进行训示时，特别注意使受训者保守部队工作的秘密。我任第731部队训练部长期间，经过训示和考核的共有军官15名，自愿雇员60名，兵士150名。”
前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乙三在伯力法庭上也曾供述此问题：“关于培养使用细菌武器的专门干部……在第731部队和第100部队内，确实培养过这样的干部。这些干部受过训练后就被分派到上述部队各支队及关东军各部队和兵团里去。一到作战时，这些干部就应当用去建立实际使用细菌武器的细菌战斗部队。”
资材部：在平房基地，其职能是负责731部队细菌研究、实战试验、细菌生产所需各种物资设备的供应、购买、管理和贮存等。
疹疗部：在哈尔滨宣化街“南栋”，平房基地设有分部。其职能是医治和预防731部队人员的工作感染，疹疗各种传染病患者；并研究传染病的防治，如“北野任部队长时，曾专门研究流行性出血热的医治法”。
关于“4个支队”和一个“研究所”的问题：
1940年下半年，为了准备对苏作战，根据天皇敕令关东军司令部在东北中苏边界设立731部队的4个支队：牡丹江支队（番号满洲第643部队），林口支队（满洲第162部队）、孙吴支队（满洲第673部队）、海拉尔支队（满洲第543部队）。这些支队的主要任务是准备对苏细菌战，平时直接受731部队领导，一旦对苏发生战争，则配属关东军各军实施细菌战。
有以下史料反映上述情况：
梶塚隆二供词：“根据天皇裕仁1940年颁发的一道或两道密令，于同年下半年在海拉尔城、孙吴城、海林站及林口站，成立了第731部队的4个支队，密令上规定了各支队成立的期限及驻扎地点。从密令附件上经陆相东条（英机）签署的各支队人员表中可以看出，每一支队员额达300人。”
1940年12月2日关东军总司令梅津美治郎签署的建立4个支队的命令：“关东军作战命令第398号：……着令关东军防疫给水部长将下列部队布置于下列地点：牡丹江支队—海林；林口支队—林口；孙吴支队—孙吴；海拉尔支队—海拉尔。新京军司令部，12月2日12时，关东军司令官梅津大将。”
川岛清供词：“……这些支队都布置在靠近苏满边界的地方—首先是林口，其次便是海林站，孙吴城及海拉尔城。一旦开始对苏联进行细菌战，这些支队就应成为据点。”
林口支队长榊原秀夫（战俘）1955年3月24日受审记录：“问：你们各个支队的组织机构都一样吗？答：大体上是一样的，如都有总务课、第一课、第二课、器材课、教育课。但各支队根据所属军的大小，在编制人数上各有不同，最多的是林口162支队，共280人。问：各支队属于关东军的哪几个军？答：林口162支队归东安的第5军，孙吴支队归第4军，牡丹江支队归第3军，海拉尔支队归第6军。各支队分布情况和各军相同，以便战争爆发后，作为各该军的防疫给水部，直接在该军司令官的命令下，独立进行细菌战。这时，支队就与第731部队在业务、行政上没有关系了。”
731部队还辖有一个“大连卫生研究所”。该研究所在大连市下葭街20号，原为日本满铁卫生研究所。1939年前后归属731部队，为平房基地生产试验菌苗。1940年731部队派来大批技术人员加强该支队技术力量，并使用“五六百个石井细菌培养箱在细菌室用于生产（细菌）”。
该支部还进行人体细菌试验。
1941年该研究所被命名番号为“满洲第319部队”。
第三章 731部队残酷的人体试验
一 “特殊输送”与“圆木”
（一）“特殊输送”制度的产生
1932年“加茂部队”在背荫河建立时期就开始秘密使用活人来做细菌武器的试验，因为用活人作为生体材料进行试验可以极大加快细菌武器研制。当时用来做试验的活人是通过关东军从各种渠道弄来的所谓“反日分子”、“苏谍”、“马贼”、“囚犯”等，在供应不足的情况下也使用“劳工”，甚至任意在大街上捕获“无业游民”。
731部队在平房建立庞大的研究基地后，用于试验的活人需要量大为增加，同时也要求活人供应的来源稳定而充足。为此，1937年末，关东军司令部会同关东宪兵队2和731部队共同制定了一个极密的向731部队输送活人作细菌试验的制度：《关于特殊输送的规定》，责成关东宪兵队具体实施。1938年1月26日，关东宪兵队司令部警务部向满洲各地宪兵队秘密颁发《关于特殊输送的通令》（关东宪兵队司令部警务部第58号文件），这样，“特殊输送”制度开始实行，731部队获取大量活人用于细菌试验的罪恶活动走向制度化。
在1941年至1942年间曾担任过关东宪兵队司令部高级副官、第三课课长的吉房虎雄中佐（1945年9月被俘，1957年特赦回国），1957年曾撰文讲述“特殊输送”制度的产生：1937年，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关东宪兵队司令官田中静一、关东宪兵队警务部长梶荣次郎、第731部队长石井四郎等人秘密制定了《关于特殊输送的规定》，并于“1937年末，（由）关东军司令官发布了《关于特殊输送的规定》这一秘密命令”。
尽管现在未能发现这一规定的原始文件，但吉房虎雄的说法是可信的。关东军最后一任司令官山田乙三1949年在伯力法庭的供词中曾说：“……‘特殊输送’一举，是由我的前任植田谦吉或梅津美治郎批准的。”山田乙三的供词证实了吉房虎雄的说法。
为了执行关东军《关于特殊输送的规定》，关东宪兵队司令部警务部于1938年1月26日向各地宪兵队颁发了第58号文件《关于特殊输送的通令》。这份文件的原始件虽然现在未能发现，但伯力法庭出具的一份1943年关东宪兵队司令部警务部第120号文件《关于“特殊输送”件通报》，可以证实它的确凿性：
关宪高第120号
关于“特殊输送”件通报
昭和18年3月12日 关东宪兵队司令部警务部长
兹奉命通报，本问题虽应按1938年1月26日关东宪兵队警务部第58号文件处置，但在选定应派犯人时望参照下面附件所定标准办理。
发送：关东宪兵队各队长……（附件：略。引者注）
上述关高宪第120号文件指出：“特殊输送”问题仍然“应按1938年1月26日关东宪兵队警务部第58号文件处置”，这就证实该文件《关于特殊输送的通令》的确存在。
（二）“特殊输送”的过程
“特殊输送”，也称“特别输送”或“特别移送”，日文写作“特移扱”。
“特殊输送”的主要实施者是关东宪兵队。满洲各地宪兵机构将捕获的某些“犯人”经审讯后不按通常途径移交法庭审判，而是按照关东宪兵队司令部下发的“特殊输送”的标准确定哪些可对其实行“特殊输送”，然后做成书面“特移扱”申请报告，呈递关东宪兵队司令部审批，最后由关东宪兵队司令官签署同意指令，输送到731部队。
各地被批准的“特殊输送”的“犯人”，先由各地宪兵队押送至哈尔滨交给哈尔滨宪兵队，然后由哈尔滨宪兵队与731部队联系，通知其前来秘密领取“犯人”，从而完成“特殊输送”的过程。
当时的哈尔滨火车站设有哈尔滨宪兵队的分遣所，这里就成为关东宪兵队各地宪兵机构向731部队输送活人实验材料的主要中转站。
伯力法庭上，在1939年至1941年担任过佳木斯宪兵队队长的宪兵大佐橘武夫，曾对“特殊输送”的过程作过如下供述：
我任佳木斯市宪兵队长时，我们常把那些有某种犯罪嫌疑而被拘捕的犯人挑选一部分送到731部队去受实验。我们遵照关东宪兵队司令部指示把这种人加以相当预审后，不经庭审，不把他们的案件交给法庭，就径直把他们送交到731部队去。这是带有特殊性质的办法，所以此种手续就叫做“特殊输送”。
凡应受“特殊输送”的犯人，都是拘押在各地宪兵队拘留所。然后地方宪兵队将犯人的审讯报告和“特殊输送”申请文送交关东宪兵队司令部。在受到审核后，（关东宪兵队司令官）就命令提出申请的宪兵队把这种人以“特殊输送”名义送到第731部队去……
（在）送去应受“特殊输送”的犯人时，就把犯人连同一份备考书送到哈尔滨去，而在哈尔滨火车站上把犯人交给（哈尔滨宪兵队）宪兵人员。这些犯人是由他们负责押送（交给第731部队）的。
伯力法庭上，原731部队直属宪兵队宪兵仓原一悟，曾负责过从哈尔滨押送“犯人”到731部队监狱去，他供述这一过程说：
从哈尔滨押送犯人到第731部队去，也是我负责的……先由（哈尔滨）宪兵队用电话通知我们，叫我们去取人……我们就乘坐特备的押送汽车到火车站去，到那里后，我们就走进火车站宪兵所去，当即在火车站宪兵长面前，从其他各地（如林口、佳木斯等）宪兵人员手中领取预定送往第731部队去的人。押送囚犯……多半是在夜间……到达驻屯地后，我们就停留在大门外面，派一个人到守卫所去通知岗兵，再由岗兵用电话通知内部监狱值日官，然后这值日官就派人来把这些犯人押到监狱里去。
731部队除在哈尔滨火车站领取“特殊输送”者外，这一行为还在哈尔滨宪兵队的其他几个地方也秘密进行。原731部队运输班曾负责驾驶囚车到哈尔滨火车站接运“犯人”的驾驶员越定男，1983年在他所著的《血泪染红的太阳旗》一书中写道：
……接收犯人的场所有三四处，哈尔滨火车站旁边的宪兵队分遣室、哈尔滨特务机关、哈尔滨宪兵队本部，还有一处在哈尔滨市内由石砌的围墙环绕的乳白色二层洋房的地下室，那是原来的哈尔滨日本领事馆。
实施“特殊输送”向731部队供给做实验用的活人，这一任务的主要承担者是关东宪兵队及其在满洲的各地宪兵机构。但也有许多资料表明，日满其他一些军、警、特机关亦参与“特殊输送”活动。如日本驻满洲各军事团、
关东军特务情报机关、伪满保安局、伪满各类警察机构等。
（三）“特殊输送”的对象
伯力法庭上，战犯们曾供述“特殊输送”以一些什么人作为对象。
731部队第四部部长川岛清说：“被‘特殊输送’者是日本反侦探机关确定要加以消灭的中国爱国分子和俄国人……” 关东军副参谋长松村知胜说：“第731部队内是在原系中国人民革命军兵士和游击队员这些活人身上进行实验。”
佳木斯宪兵队长橘武夫说：“遭受此种‘特殊输送’的是如下几类犯人：首先是被控为替外国当间谍或与外国侦探相互沟通的嫌疑者，以及所谓红胡子，即中国游击队员；其次是反日分子以及不可救药的刑事罪犯……”
羁押在中国的日本战犯也曾供述“特殊输送”的对象。
伪满兴安北省地方保安局代行局长原口一八说：“我在保安局工作的两年零四个月中，奉命……以通苏嫌疑者等名义，逮捕中国人70余名，苏联人6名，蒙古人15名，共90余名……，其中送哈尔滨石井部队做细菌试验的中国人、蒙古人40名。”
关东宪兵队鸡宁临时宪兵队长堀口正雄说：“在职期间，我命令对……抗日地下工作人员，进行秘密侦察而加以逮捕……总计有80名左右……其中由我提议……按‘特殊输送’送交哈尔滨石井细菌部队约20名。”
曾任东安宪兵队队长的平木武说：“‘特殊输送’就是宪兵队将逮捕的抗日地下工作人员或有严重反满抗日思想者……押送哈尔滨‘防疫给水部’做细菌实验。”
曾任东安宪兵队战务课课长的长岛玉次郎说：1944年11月至1945年2月，我所在的东安地区，曾“将中国抗日组织负责人张玉环（女，25岁左右）和其他中国人男子5名”，“称为‘苏联间谍’的中国抗日组织成员男子15名”，“称为中国国民党间谍的中国军中校1名”，“送往哈尔滨石井部队，作细菌实验予以杀害”。
伪满牡丹江市警察局特务科科长原口一八说：“我在伪满牡丹江市警察局任特务科长期间，以‘无业游民’的名义逮捕了中国和平居民797人……送给驻扎在牡丹江市的731部队支部作细菌试验而死亡者25人。”
原东宁宪兵队战务课课长森三吾说：“送往石井部队做细菌试验的人……按下述四个条件进行挑选输送：（1）所谓谍报工作者，在军法会审上将处以死刑的；（2）没有家族亲戚或家庭亲戚很少者；（3）没有同案关系者；（4）将来不能利用者……还要补充一点，就是经逮捕刑讯后，如证据不足时即使交军法会审也得释放，在这种情况下，便建议队长送交石井部队处理……凡有可能被判处死刑的一般案犯，均可作‘特殊输送’。华北、华中方面的被俘人员，通过‘大东公司’送交石井部队的也有。”
1943年3月12日，关东宪兵队司令部警务部曾发布一个怎样确定“特殊输送”人员的《标准》（关高宪第120号文件），命令各地宪兵队参照“所定标准办理”：
关高宪第120号
关于“特殊输送”件通报
昭和18年3月12日 关东宪兵队司令部警务部长
兹奉命通报，本问题虽应按1938年1月26日关东宪兵队司令部警务部第58号文件处置，但在选定应派犯人时望参照下面附件所定标准办理。
发送：关东宪兵队各队长（包括各个独立分队长……）
综合上述各相关战犯供词，及关东宪兵队司令部发布的怎样确定“特殊输送”者的《标准》，可知“特殊输送”对象主要有以下几类：
（1）亲苏反日的“间谍”。当时的东北，日苏军事对峙形势十分严峻，苏军情报机关雇佣了大批当地“满洲人”和蒙古人、朝鲜人以及俄罗斯人等，从事收集日军和伪满军事情报。这些人成为关东宪兵队主要搜捕的“敌人”，同时也被定作“特殊输送”的首要对象。从现在发现的“特殊输送”档案看，大量的被输送者都被冠以“苏谍”二字。
（2）共产党（共产运动犯）及其地下抗日工作者和游击队（反日民族运动犯）。“民族运动和共产运动犯”，是日军“特殊输送”《标准》中明确规定的第二大类。从大量的战犯和日俘口供中看，这类人员是“特殊输送”的又一主要对象。
原佳木斯宪兵队富锦宪兵分队宪兵成井升曾供述说：“1938年3月15日，佳木斯宪兵队于汤原一带对中国共产党吉东省委，即北满省委，进行了规模巨大的镇压和逮捕，共逮捕投狱约三百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与抗日工作人员。……（我当时参加了富锦县的行动），将中国共产党富锦县委书记冯玉祥、宣传员刘某及委员3名逮捕……按佳木斯宪兵队长儿岛正范的命令，上述5名中共党员被送往哈尔滨石井细菌部队惨杀了。”
从目前已知的“特殊输送”材料看，共产党及抗日爱国人士也确是送往731部队的主要对象。
（3）国民党军战俘及情报人员。吉林省档案馆的档案材料中发现两例国民党人员被“特殊输送”：张桂舟，别名张德成，22岁，被捕前为山东省国民党保安队15团3营9排排长；王懹吉，住地为山东省诸城，国民党保安第7旅第7团人员。另有国民党情报工作者马文焕，于1939年10月在奉天南市场内被捕，审讯后送哈尔滨石井部队。
据原731部队队员篠原鹤男撰文回忆：1945年8月日本战败前夕，他奉命参与爆破平房监狱，当他进入12号囚室时，看到墙上用血写的“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胜利、蒋主席万岁”一行字。可见，731部队的监狱里也关押着国民党抗战人士。
（4）华北、华中战场被俘的抗日官兵。有确凿资料表明，日军还把从华北、华中战场俘获的抗日人员“特殊输送”到731部队。以下是苏联伯力法庭出示的一份缴获的关东宪兵队有关“特殊输送”的密令：
关于“特殊输送”时护卫事宜命令
关东宪兵队作战命令第224号
（1939年）8月8日16时
关东宪兵队司令部
（一）依据关东宪兵队作战命令第222号所派第二批“特殊输送”人员约90名，于8月9日抵山海关站。……13日零时13分抵达孙吴站。
（二）由山海关至孙吴站沿途护卫前项（“特殊输送”）人员之责，由锦州宪兵队长担任。被输送人员中除留下60名送达目的地外，其余诸人在到达哈尔滨站时即交付石井部队长。为此，须事先将应交付人员区分出来，以免交付时发生延误。……
（三）承德宪兵队长派承德宪兵分队柴尾大尉，平野部队长派下士官兵25名（内有曹长1名），关东宪兵队教导队长派卫生下士官1名，所派诸人均须8月9日内到达山海关，听候锦州宪兵队长指挥。
（四）哈尔滨宪兵队须与石井部队长取得密切联系，保证在哈尔滨站及以后途中竭力防范外国侦探，并采取必要监督办法。
（五）平野部队及关东宪兵队教导队所派人员之路费，概由关东宪兵队司令部支付。
（六）其他事项即依据关东宪兵队作战命令第222号办理。
关东宪兵队司令官仓城少将
这份关东宪兵队司令官仓城少将下达的作战命令内容是：1939年8月9日，有来自关内华北、华中地区的“第二批‘特殊输送’人员约90名”，到达山海关火车站。这些人在山海关交由关东宪兵队接收，并由关东宪兵队这份第224号作战命令披露了以下几条重要历史信息：1、押送至山海关的90人是华北、华中战场上的战俘，应为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将士或正面战场国民党部队官兵。2、该命令说“第二批‘特殊输送’人员90名”，这说明“特殊输送”制度大规模地多次使用到了满洲外的华北、华中战场。3、日军大本营参谋本部认可和支持“特殊输送”制度，这样才有可能将中国内地战场的战俘送往东北731部队。
（5）一般犯人和无业游民等也成为“特殊输送”对象。关高宪第120号文件中关于“特殊输送”的《标准》明确规定：“依其罪行程度可以预料审讯后将被释放者”，如其是“住所不定又无亲族的游民”，或是“鸦片中毒者”，或“性格不逊者”，或“怀有亲苏反日心理者”，或“无悔悟表示并有可能重新犯罪者”，均可实行“特殊输送”；另外，“当过游击队员者”，“参加过机密事项而其生存极不利于军队与国家者”，“无接受感化希望者”，“罪行虽轻但不宜将其释放者”等，也都可给予“特殊输送”。
台湾学者曾对“特殊输送”的对象的身份进行研究：
根据到目前为止所能查阅有关日本宪兵队和日本特务机关历史的档案，发现在134个“特殊输送”案例中，送往石井部队的中国人、苏联人和蒙古人共有1203名。其中涉及地下情报工作者有48例60人；涉及反满抗日人员的有43例790人；涉及抗日地下工作者共13例35人；涉及特务嫌疑的有10例54人；涉及中共地下党员的有9例38人；涉及中、苏、蒙战俘的共8例121人；涉及无业游民的有3例105人。在这些人犯中，有中国人1173名，苏联人16名，蒙古人7名，朝鲜人7名。
这一统计结果，对我们了解一些什么人被“特殊输送”到731部队，很有说明问题的力度。
（四）国内一批“特殊输送”档案的发现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前夕，关东宪兵队在仓皇撤逃时将大批秘密档案焚烧、掩埋，以消灭罪证，但其中也有很小一部分来不及销毁而意外遗负责派员押送至孙吴，其中30名在经过哈尔滨站时，交付给石井731部队，另60名押送到目的地孙吴。
留下来。这批档案曾先后由中共中央东北局、公安部、黑龙江省公安厅、黑龙江省清查敌伪档案办公室保管。1969年这批档案转由黑龙江省档案馆馆藏。
1997年10月，黑龙江电视台和侵华日军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为拍摄爱国主义电视片，赴省档案馆查阅档案资料，陈列馆的研究人员在这批档案中偶然翻阅到关东宪兵队实施“特殊输送”的原始记录。此后省档案馆组织人员对这批档案进行认真清理，到1999年8月工作完毕，共发现66件“特殊输送”日文原始档案。
1999年8月2日，黑龙江省档案馆向国内外正式公布了这批原始档案。66件档案共涉及52名“特殊输送”者，其中42人有明确的关东宪兵队司令官签发的批准给予“特殊输送”的指令。当时国内外众多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
这批档案虽然是很小一部分日军来不及销毁而意外遗留下来的历史文件，但它们成为“731部队”有组织地利用活人进行细菌实验的铁证。
2000年，黑龙江省档案馆和黑龙江省对外友好协会与日本ABC企划委员会合作，影印、翻译出版了这批档案，为人们了解和研究这些档案提供了极大便利。
继黑龙江之后，吉林省档案馆又清理发现了一批“特殊输送”档案，并于2001年9月向社会公布。
吉林长春是原关东宪兵队司令部所在地。1953年有关部门在原关东宪兵队旧址院内进行建筑施工时，在一废弃的地下防空洞发现大量日文档案资料，共有3卡车之多。
经吉林省档案馆研究人员调查，这批档案遗留下来的经过是：“1945年8月9日，苏联红军从三个方面攻入中国东北对日本关东军进行打击，伪满洲国一片混乱。但是关东军及其敌伪机关仍没有忘记一件重要的事情，那就是销毁罪证—保存的档案文件。
从第二天起，关东宪兵队警务课长平木先与新京宪兵队平林茂树负责指挥弘田利光、矢花仓治等100多人，对关东宪兵队和新京宪兵队的文件档案进行销毁。但使用宪兵队的锅炉房销毁速度不快，又在院内露天焚烧。由于档案数量过多，苏军即将进入前没有完成，于是便将未烧尽的档案埋在临时防空洞里，宪兵们仓皇出逃。”
这批档案共3000余卷，初由公安机关保管，1982年移交吉林省档案馆。20世纪90年代后期，吉林省档案馆对这批档案进行了清理，经几年工作，发现日本关东宪兵队“特殊输送”档案共80余卷、400余件。内容包括日本各宪兵队抓捕抗日军民，送往731部队的有关命令、审讯笔录、移送报告和统计表等，其中记录了277名中国人、俄国人和朝鲜人被“特殊输送”。
罪行的又一铁证，与黑龙江省发现的档案一起，成为研究“特殊输送”制度的第一手珍贵资料。2003年，吉林省档案馆与日本日中近代史研究会和日本ABC企划委员会合作，选编影印、翻译出版了这批原始档案。
（五）“圆木”及其特别监狱
被“特殊输送”到731部队的人，不再被作为“人”来看待，他们被给予一个“马鲁他”（日文写作：マルタ）的代称，这个代称也译作“马路达”。“马鲁他”或“马路达”的意思（含义），川岛清在伯力法庭上说，就是“材料”的意思，即“实验材料”。在伯力法庭的审判书中，“马鲁他”（“马路达”）被译成“可以像材料那样随意砍削、搬运、烧毁的‘圆木’”。所以，“特殊输送”到731部队的人也被称为“圆木”，“圆木”也译作“原木”或“木头” ，日文写作“丸太”。
进入到731部队里的“圆木”，他们不再是社会的“人”，而是一种生物的“实验材料” 。因此，他们不再有姓名，而是每人被编给一个3—4位数的号码，也就是第多少号“实验材料” 。
伯力法庭的《公诉书》说：“……凡属落到石井部队监狱里的人，立刻就失去了姓名，只给每个人一个号码，一直到他死去为止。当他受过试验后死去时，第一部的司书就把他的号码从名册上勾销，他的尸体便被投入焚尸炉去焚化，而从他身上解下来的镣铐就被拿去给下一个牺牲者戴上。”
“圆木”都被关押在731部队的特设监狱里。这座监狱由两栋两层的楼房组成，731部队称之为“七栋” 、“八栋”。该监狱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是隐蔽坚固，两栋二层楼的监狱建筑在三层楼高的“口字楼”（四方楼）里面，除了在空中，外部谁也看不到它的尊容；且极为坚固，两栋监狱均由钢筋水泥建筑而成。
川岛清在伯力法庭上曾描述该监狱：“这个监狱就是设在（第731部队）基本房舍构成的四方体中间的。就是说，这个监狱设在部队房舍紧闭的四方形圈子内部，而使旁人是无法看见的。”
森村诚一在《恶魔の饱食》一书中曾描述了该监狱的坚固：“731部队内称为七栋 、八栋的特设监狱，是由钢筋混凝土建造的独立的两层楼建筑。由据说是厚达40公分的牢固的混凝土墙壁和铁门，把单独牢房分割开来……”
该监狱另一个特点是看管严密。负责该监狱监押工作的是石井四郎的兄长石井刚男（少佐）为班长的“特别班” ，该班约50名队员全从石井四郎家乡挑选而来，以保证对工作的忠诚；监狱内，“24小时都有身配手枪和六角棍的特别班武装队员站岗” ，即使731部队的队员，也不准许随意接近监狱，“只有极少数人才能进出特设监狱”。
进入监狱有严格的手续。原731部队活体试验助手上田弥太郎说：“1942年4月左右，我被允许进入七、八栋，其手续是先到照相班照了相，把相片贴在出入证上，盖上指印，才被允许出入。”
监狱常年关押着“圆木”两三百人，最大容量也可到四百人。“圆木”主要是中国人，也有俄国人、蒙古人、朝鲜人等，其中还有女性和小孩。
川岛清供词：“监狱内能同时拘禁……200人至300人，但也可能拘禁400人。”
伯力法庭《起诉书》：“（731部队）用活人来进行实验，为此目的，新设立了一个能容纳三四百人的内部监狱。”
川岛清供词：“1941年4月，当我刚到该部队任职的时候，我视察过这个监狱，看见有一间牢房里关有两个俄国女人，其中一个女人带着她在该监狱内生下的还不满1岁的孩子……”
这座监狱既是关押“圆木”的囚牢，同时也是进行细菌实验的场所。在“七栋”、“八栋”的“每一层楼上都有几个供实验用的房间（实验室）” ，在这些实验室内几乎每天都有“圆木”被进行人体实验。
在监狱的下面还有地下通道和地下实验室。“这些地下室，就是设在特别监狱和四方楼一层下面的活体实验室”，731部队特别班队员石桥直方说，“对圆木进行烈性传染病菌试验就是在地下室进行的”。
据森村诚一先生的研究和调查，731部队核心建筑的四方楼和监狱的地下，可能有通达的地道系统和众多的地下实验室甚至地下监狱。
二 研究细菌武器的人体实验
（一）实验室内的人体细菌实验
川岛清的供词：
在实验室条件下用活人进行实验一举，是由第一部担任的……，研究工作的性质，是设法加强各种致命传染病细菌的毒害力，探求对活人使用此种细菌的方法。
……要是犯人受过致命病菌传染后又痊愈起来，那他也不免要受接二连三的实验，直到因传染病死去为止……。无论如何，从来没有一个人能活着走出这个杀人工厂的。
古都良雄（1941年至1945年在731部队第一部任职）的供词：
我参加过用活人进行的实验，这是1943年末的事。为检验病菌的效力，曾用50名中国内地人来当作实验的材料。首先给这50人注射了防病药水，并且是分别注射的，即给一部分犯人注射了一次，而给另一部分犯人注射了两次。除此而外，给各人注射的防病药水多寡不一，并且这50人中有一部分根本没有打过防病药针。
所以，这50人是被分成了五类。然后就强迫所有这些人喝进了染有伤寒菌的水，接着就来观察这种传染病媒介物在各种场合所引起的结果怎样……
山下升口（1943年至1945年在731部队任职）的供词：
在731部队监狱里关押着中国人、苏联人、朝鲜人，这些人被用来进行细菌试验。试验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往嘴里灌细菌，一种是皮下注射。试验时把人绑上，将细菌混入水中从嘴灌进去。我们队每天用10至20人进行试验。用灌的方法有400多人，进行皮下注射的有250多人……被试验的人中，有五六个是女的……有时候被试验的人反抗，宪兵就在场镇压，对反抗厉害的人，当场用手枪打死。
森村诚一《恶魔の饱食》一书中揭露：
负责监狱管理的特别班的……办公室墙上挂着黑板。黑板上经常有用白粉笔所写的这样一些记录：
×月×日
×××（圆木编号），石川班使用，病理实验。
×××，凑班使用，K攻击。
×××，高桥班使用，P攻击。
×××、×××、×××，田部班。
×日，×××，吉村班……
所谓“K攻击”，就是霍乱攻击实验；“P攻击”，就是向圆木注射鼠疫菌。特别班黑板上的记录就是各研究班向监狱预定的活人实验的日程，就是给“圆木”预约的死期。
森村诚一《恶魔の饱食》另一段揭露：
监狱内有一种对“马鲁他”进行空气感染实验的八面房。这是八面体的密封式的铁房间，高约2米，直径约3米，可同时容纳3至4名“马鲁他”。房的各面都有一个约70×50公分的观察窗。实验的时候，雾状的细菌气体从八面房顶的铁管大量喷出，“马鲁他”们无法躲避，全身立刻被雾气团团裹住……
上述一类731部队在实验室条件下使用活人进行细菌实验的史料很多，不再赘引。
第9页 :（二）野外实验场的人体细菌实验
（二）野外实验场的人体细菌实验
731部队在实验室内研究出各种“致命传染病细菌”之后，为检验这些细菌作为武器的杀人途径和效能，遂在野外使用“圆木”进行各种各样的实战试验。这种试验主要在“安达实验场”进行。
伯力法庭上柄泽十三夫（731部队第四部分部长）供词：
……我两次到安达站打靶场那里，亲自参与过在野外条件下用活人来实验细菌的作用。第一次是1943年末，当时有10个人被押到打靶场上来，他们被绑在事先就栽在土里彼此相隔5米的柱子上。然后就在距他们50米以外的地方，借电流爆发了一颗开花弹。结果有几个受实验的人被弹片炸伤，立刻就受到了炭疽热的传染……
第二次我到打靶场上去参加实验，是在1944年春季。当时解来了10个人，也和第一次一样，把他们都绑在柱子上，然后在距受实验者约10米的地方，爆发了一颗装有鼠疫细菌的炸弹。
伯力法庭上西俊英（731部队教育训练部长）供词：
……1945年1月间，我曾在安达站附近第731部队打靶场上，亲自看过那里由该部队第二部部长碇常重中佐协同该部科学人员二木一起，在10个中国战俘身上进行坏疽病传染的实验。这10个被俘的中国人被绑在各距10至20米的柱子上，然后就借电流爆发了一颗炸弹。结果这10个人都被带有坏疽病的榴霰弹所炸伤，一星期后他们全部都痛苦万分地死去了。
日俘秦正氏（731部队军医中尉，总务部翻译班班长）笔供：
1944年12月前后，在北野政次部队长、第二部部长碇军医大佐的指挥下，在安达实验场，将6名爱国者戴着脚镣从押送的汽车上拖下来，将他们倒背手绑在间隔约20米的木桩上，叫他们跪在地上，使飞机从100米至200米的高度投下炭疽菌的细菌弹，随着细菌弹的爆炸，使纯粹培养的炭疽菌撒布在这几名爱国者的鼻子、咽喉的粘膜上，在数日至十数日后，他们最终都死亡了。
原731部队队员越塚男1985年撰文回忆：
在731部队广阔的飞机场一角，有一座用白铁皮包着的类似仓库的木结构建筑物，这是细菌弹实验场。……每次实验，塞进30名戴着脚镣的“马路他”。细菌弹通过导火线一引爆，在室外只听到很小的爆炸声，室内就有无数只染有鼠疫菌的疫蚤直往“马路他”身上跳。……一个小时后把“马路他”从里边弄出来，对他们全身进行彻底消毒后，送到研究室去。……在研究室的“马路他”开始折腾了，有的发高烧，有的出现败血症状。死了的当即解剖，活着的被抽血，准备制作血清。没有被感染的人准备下次实验再用。作为“材料”的“马路他”，全身一点浪费都没有。
（三）活体解剖
原731部队专做人体解剖的病理班队员赤泽，曾这样解释“活体解剖”：“给做过细菌实验后的‘马路他’施以一定的麻醉后进行人体解剖，解剖的目的是对活的病体进行临床观察、解剖观察、病理观察等，以做出各种医学检定；解剖是由执刀者、助手、记录员等4—6人为一组，在解剖过程中各负其责，通常解剖一具活体最短需要两小时；我们在“解剖‘马路他’时，根本不想他们也是人。”
赤泽这样回忆他参与的活体解剖：
……我在病理班是奉命掌握手术刀的。初次解剖，我拿起手术刀从“马路他”喉部直割下来，划过肚脐，特别到下部一口气割到睾丸时，紧张得直流汗。切掉肋骨，所有的脏器都拿出来摆着，记录人员把哪儿出血，哪儿肿胀都作出详细而准确的记录。……我解剖主要是使用了停止呼吸但体温尚存的“马路他”。……我也做过“活体解剖”，他们给实验后的“马路他”嗅三氯甲烷麻醉剂，或者注射三氯甲烷麻醉剂，形成了重度昏迷状态或快要死亡时，就迫使你动刀。……这样，把“马路他”的腹腔打开一看，血色不变黑，脏器也都活鲜鲜的，心脏还在微微地颤动着……
原731部队少年队队员篠塚良雄撰文回忆他亲身参加的活体解剖：
我参加过使用鼠疫菌的人体实验的活体解剖。进行解剖的场所是在731部队的四方楼中的七栋和八栋……直到今天我都记得自己第一次参加并解剖一个活生生的中国人的情形。这是一个头脑清晰、具有知识分子风度的人。
我看到他用眼睛瞪着我，我只好把眼光转向别处。感染了鼠疫的这个男人，脸色和身体全都变黑了。在他还有一口气的时候，特别班的人员把他赤裸的身体放在担架上，然后送到我们所在的解剖室。这个男人被放在了解剖台上，班长命令我给他洗身体。我用橡皮管中流出的水冲洗他的身体，再用刷子刷洗他的身体，因为是第一次从事解剖，我的手脚哆嗦起来。现在我还记得当我要用刷子刷洗他的脸部时，我显得非常犹豫；拿着解剖刀的班副向我发出“快点干”的信号，我就闭着眼睛用刷子刷洗这个男人的脸部。当我们班的人员用听诊器在这个男人的胸部还能听到他心脏的跳动时，解剖就开始了。我按照命令把这个男人活活地解剖开，取出他的脏器，把事先准备好的洋粉培地涂抹上去。
这样不到两个月，我对5个中国人进行了活体解剖。当我活活地解剖第3个中国人后，班长对我说：“你终于成为一个有用的人了。”
原731部队解剖技师胡桃泽正邦，在他临终前曾痛苦地陈述自己活体解剖的罪孽：
活体实验就是将被实验者固定在解剖台上后，在其清醒或已昏迷的时候进行解剖。昏迷的时候进行解剖，被实验者会剧烈地抽搐；在其清醒时，进行解剖会大声地喊叫。有一次，我解剖一个已经怀孕的中国妇女。解剖前，这位中国妇女求我放过他的孩子，可是我……
（四）来自日本和美国的人体实验报告
731部队使用活人做细菌实验的事实，除了大量日本战犯、日俘的供词和许多原731部队队员的证言给予揭露外，还有来自在日本和美国发现的731部队的人体实验报告给予证实。
1984年，日本庆应大学“太平洋战争史研究会”会员儿岛俊郎在东京神田旧书摊上，不经意发现了731部队在中国所做人体实验的两份《实验报告》。
一份题为《关于破伤风毒素及芽孢接种时的“时值”》，署名者是731部队疹疗部的永山太郎中佐、池田苗夫少佐和荒木三郎技师。这是一份有关破伤风的人体实验报告，这一实验使用了14名“圆木”。该实验将破伤风的毒素和芽孢接种在人的脚背上，然后测定发病时肌肉的电位变化。结果是14名“圆木”全部死亡。
另一份题为《因黄弹射击引起的皮肤伤害及一般临床症状观察》，该报告的署名为：“加茂部队池田少佐当担。”这是一份毒气弹的人体实验报告，该实验使用了16名“圆木”，实验时间是1940年9月7日至10日。实验中将16名“圆木”置于野外，在几天之内，在不同的间隔时间和不同的环境条件下，向他们发射上万发芥子气弹，以试验检测对人的诸种伤害效果和数据。
结果16人全部死亡，并全被解剖作成显微镜标本。
上述两份人体实验报告1991年在日本影印出版，收入田中明、松村高夫所编《731部队作成资料》（不二出版社发行）一书中。该书还收入了在日本发现的另外几份731部队的实验和研究报告及文书。
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美国解密的一些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细菌战情报档案中，发现了进行人体细菌试验的资料。
这些细菌战情报是战后美军占领日本期间，通过对石井四郎为首的一批731部队主要骨干分子的询讯和调查，以免除他们的细菌战罪责为交换条件，从他们手中所获取的。
在这些情报资料（被解密的一部分）中，有三份日本细菌部队的人体实验研究报告。一份是炭疽人体实验报告：“A报告”；一份是鼻疽人体实验报告：“G报告”；一份是鼠疫人体实验报告：“Q报告”。三份报告均为英文，是1991年在美国生化武器基地底特里克营的达格威实验场技术图书馆发现。
“A报告”以406页篇幅记录了30个试验病例，“G报告”以372页篇幅记录21个试验病例，“Q报告”则详细记录了66例鼠疫病例。这些英译文报告是于1948年提交给美国细菌战研究基地底特里克营细菌武器“科学家”的。
三 其他诸种人体实验
（一）冻伤活人实验
为了解决关东军在严寒地区作战中的冻伤防治问题，731部队中专门成立了“冻伤研究班”，由残忍的冻伤医学者吉村寿人主持研究。森村诚一在《恶魔の饱食》一书中揭露：
吉村班研究冻伤是在哈尔滨11月至3月极其寒冷的冬季进行，夜间气温经常降到零下40度以下。吉村班在半夜十一二点把“圆木”带到特别处理室，把他们的手脚浸泡在冷水桶里，进行人为冻伤实验。
……经过冷水浸泡的手脚裸露在极度寒冷的气温里，在极其短暂的时间中便经历了1度冻伤到3度冻伤的全过程。吉村班队员为了确定是否完全冻伤，就用木棒使劲敲打“圆木”的手脚，如果还有疼痛感觉，说明还未完全冻伤。
……然后，吉村班进行冻伤“治疗”，让“圆木”冻伤的手脚浸泡在温水里。……这种冻伤实验，是因当时关东军在严寒地区作战，不少士兵被冻伤，为了发现冻伤原理和寻求有效治疗方法而进行。
伯力法庭上原731部队队员古都良雄的供词揭露：
（吉村指导下）用活人实验冻伤一事，是在每年最冷的那些月份……在晚上十一点钟时，把受实验的人们赶到寒冷的露天里，迫使他们把手放到冷水桶内去。然后叫他们把手拖出来，在寒冷的露天里带着浸湿的手长久站立。或者把穿着衣服而光着脚的人赶到外面去，迫使他们在夜间最冷时在露天里站立。……这是我在担任值日官时看见过的情形。
伯力法庭上原731部队教育训练部长西俊英的供词揭露：
我从（冻伤研究班）吉村口中听到说，在严寒天气下，即在冷到零下20摄氏度时，常把部队监狱里拘禁的人赶到外面去，然后把他们的手脱光，用人造冷风使手冻伤。随后就用小棍敲打冻伤的手，直到被敲打的手发出与木板声音相似的声音时为止。
伯力法庭上原731部队直属宪兵队宪兵仓原一悟的供词揭露：
……当我走进监狱附设的实验室时，我看到一条长凳上坐着5个受（冻伤）实验的中国人，其中有两个已完全脱掉了手指，他们的手掌是乌黑的，而其余三个人的手上则露出骨头。虽然他们还有手指，但剩下的只是指骨。吉村对我说，他们这种情形是由于受过冻伤实验的结果。
为了在任何季节都可进行冻伤实验，吉村班还建起专门的冷冻实验室，还拍摄冻伤实验的纪录片。吉村寿人为了获得冻伤数据，甚至使用婴儿来做冻伤实验。
伯力法庭公诉人的演词中指出：“石井部队在多年以内大规模地实验过冻伤。”这些实验虽与准备细菌攻击一举没有直接关系，但同样是在活人身上进行的一种最残酷的最惨无人道的实验。5
（二）人体生理极限等的活人实验
伯力法庭《国家公诉人的演词》中说：
现在业已证明，第731部队不仅在活人身上进行与准备细菌战有关的试验，而且进行同样惨无人道的与细菌战没有直接关系的试验。此种实验的目的，就是要研究人的身体在一定条件下的抵抗力限度……
第731部队内设有一个测量在高空中人体抵抗力限度的气压试验室……被放在气压试验室的人，总是受到不可思议的痛苦而慢慢死去。
据被告西俊英供称，在气压试验室消灭犯人的情形，都极仔细地被录在电影片上。
森村诚一《恶魔の饱食》记述：
把“圆木”关在真空室里，用抽气泵把里面的空气慢慢抽走。随着外气压与体内压的差异增大，“圆木”的内脏几乎都要从眼睛、口腔、肛门等人体中的所有“洞穴”里挤出来。“圆木”眼球突出，脸部膨胀如沙滩排球般大，全身血管隆起如同扭曲的蚯蚓……8毫米摄影机把这一切记录下来。
他们还把空气注射进“圆木”的静脉，观察其窒息死亡的过程……；还把“圆木”倒挂起来，以了解经过多长时间才能致死……；还把“圆木”放进巨大的离心机里，进行高速运转实验，一直到“圆木”死去。
还进行许许多多原始性实验，把人一点一点折磨死……比如饥饿实验、干渴实验、干燥实验、触电实验、水烫实验……
所谓“饥饿实验”，就是不给“圆木”食物，仅供给饮水；“干渴实验”正好相反只给“圆木”面包，一滴水也不给，以此研究人的生存极限。这一实验在哈尔滨南栋的地下室进行……负责这项实验的是江口班，班长是江口中佐。饥饿实验的结果发现“圆木”依靠水可以平均存活60—70天……但干渴实验表明，如果不喝水光吃面包，“圆木”第5天就脸部浮肿痛苦不堪，到第7天全部吐血死去。
“干燥实验”就是把“圆木”绑在椅子上，放进高温干燥的房间里。在干燥的热风中，“圆木”全身流汗，但汗液很快被热风吹干……最后，“圆木”的身体变成了干枯的木乃伊……用体重计一称，只有原体重的22%左右。这一实验表明，人体的约78%是水分。
“触电实验”，就是把“圆木”固定在电椅上，然后通电，并逐渐加强电流。在不断加强的电流刺激下，经常是“圆木”痛苦挣扎，连同电椅整个翻倒在地。在小规模雷击实验中，“圆木”的身体可在瞬间烧焦。
“水烫实验”就是把不同量的开水浇在裸体的“圆木”身上，研究“烫伤的部位、程度以及人在烫伤情况下的生存限度”。
他们还把马尿或马血注射进“圆木”的肾脏，观察会产生什么反映。他们还进行猴子或者马的血液与人血交换的试验。……（还）使用X光长时间（对“圆木”进行）照射以观察对肝脏的损坏情况。
森村诚一先生曾评论：731部队以“圆木”作为对象进行的所谓生理限度的实验，许多已为医学界所证明和解决，在学科上已毫无意义，他们之所以要这样做，有一部分原因是他们把这种实验当作一种半“娱乐性”的行为。
731部队内还将女“圆木”用于梅毒感染试验，并利用“圆木”进行“许多高难度手术的实验”，5 此外，用“圆木”作各种外科手术练习，截肢手术的模拟，脏器的移植，狂犬病的感染与观察，新传染病作用于人体的研究，血液代用品效果的检验，麻醉药品的试用等等。6
（三）研究杀人手段的活人实验
731部队的“圆木”，也被用作日军研究各种杀人手段的活体实验材料。如毒气、新式枪械、暗杀武器等等。
据森村诚一《恶魔の饱食》一书中揭露，日军毒气部队“第516部队”经常有5—6人派驻在731部队，以用“圆木”做各种毒气的实验。1943年、1944年、1945年连续三年，“516部队”与“731部队”联合研究毒气项目：“一氧化碳与芥子气对人体的影响”、“芥子气若干实验”、“氰酸钾人体实验”等。这些毒气实验消耗了很多“马鲁他”，仅其中的“毒气防护”一项实验，三年就消耗“马鲁他”100多人。
731部队中的吉村冻伤班与“516部队”关系十分密切，因为有大量在吉村班受过冻伤实验的“马鲁他”，他们手脚都已烂掉，但还可以做毒气实验，这样他们通常都被转交给“516部队”，731部队无耻地称此为“废物利用”。
在平房总部西北4公里的一片洼地上，731部队建有一个貌似普通仓库的毒气实验场，在那里经常使用“圆木”做各种毒气实验。还建有称为大、小“强巴”的毒气实验室，大“强巴”是用钢板做成的边长3.6米正方形毒气室，小“强巴”是防弹玻璃制成的边长1.5米的正方形玻璃毒气室。在小“强巴”做实验时，毒气从管道喷射进入玻璃房，被捆绑的“圆木”剧烈挣扎十分痛苦地死去，731部队和516部队的人员围在四周进行观察，而摄影班的16毫米摄影机就架设在旁边拍摄实验的全过程。
1943年夏，731部队为日本陆军新研制的“火熖喷射器”的杀伤性能进行检测实验，将十几个戴着手铐脚镣的“圆木”运到安达实验场，这些“圆木”被塞进废弃的坦克和装甲车中，然后在10米、20米、30米的距离进行火熖喷射，大约20秒，坦克、装甲车被高温烧得扭曲变形，车内的“圆木”全部被烧焦，有的几乎已经碳化。这一过程当时被摄影班用摄影机全部拍摄下来。
安达实验场还进行过这样的试验：把“圆木”蒙上眼罩，10人一队，身体相互紧贴，分成3队站立，其中一队穿棉衣，另一队穿单衣，还一队裸露上身；实验目的是测定三八式步枪在不同距离内，对身穿棉衣、单衣、裸体的人体的击穿能力。
731部队还用活人做“吊死人”、“绞死人”、“烟熏死人”、“火烧死人”、“电触死人”、“毒剂毒死人”等实验，并研制自来水笔和手杖式喷射毒菌的暗杀武器。
四 “圆木”知多少
（一）日俘的供词和陈述
川岛清是前731部队最高层领导成员之一，军医少将，军衔仅次于石井四郎军医中将。川岛清1939年4月至1943年3月先后在731部队担任总务部长，第一部部长，第三部部长和第四部部长等要职，知悉731部队诸核心机密。川岛清1945年8月20日在关东军第一战线司令部军医处长任上被苏军俘虏。
川岛清在苏联伯力法庭上供称：
每年都有五六百犯人被送到第731部队里去。我曾亲眼看见，这部队第一部工作人员从宪兵队方面领到一批批的犯人。
……根据我在该部队内因所负职务关系而知道的消息，我可以说，在第731部队中，每年因受实验而死去的大约至少有600人。
当本部队驻在平房站附近的五年之内，即从1940年至1945年间，通过这杀人工厂，因感染致命细菌而被消灭的，至少有3000人。至于1940年以前被消灭的人究竟有多少，那我却不知道。
概括川岛清供词内容：1940年至1945年间，731部队每年消灭“圆木”至少600人，总计五年消灭“圆木”至少3000人。
伯力法庭公诉人曾评论川岛清这一供词：“被告川岛，他是决不会乐于夸大这种牺牲者的数量的”，“据已经交由法庭查阅过的证据……被告川岛所说的牺牲者数目，乃是最低限度的数量”。
原关东宪兵队司令部高级副官、第三课课长吉房虎雄（1945年9月被俘，1957年特赦回日本），1957年曾撰文陈述731部队屠杀“圆木”问题：
……以这种方式由宪兵队进行“特殊输送”的中国爱国者……另外，再加上特务机关与伪保安局送去的爱国者，从1937年起到1945年九年里，被石井部队杀害的至少有4000人。
吉房虎雄是了解“特殊输送”内幕的关东宪兵队高级官佐，他认为从1937年至1945年间通过各种途径送往石井部队被屠杀的“特殊输送”人员至少有4000人。
（二）日本学者的研究
731部队活人实验杀害了多少“圆木”？从所涉猎的日本学者的各种细菌战著述来看，他们通常谨慎回避这一问题的讨论，基本局限于引用川岛清的“3000人”说法。
如著名学者近藤昭二、松村高夫在中国发表的《关东军“特殊输送”解说》一文，涉及“特殊输送”的各个方面，但却未谈“圆木”输送有多少的问题。
日本社会右翼势力很大，他们甚至连731部队是否存在都企图加以否定。因此，日本正义学者们在史料缺乏的状况下，小心地回避此问题，其情是可以理解的。
但日本作家森村诚一先生，在他畅销的《恶魔の饱食》一书中还是直率地探讨到了此问题。
他说，日本一些媒体问他：你说有3000多“马鲁他”成为牺牲品，有什么具体的证据？
森村先生回答，有原731部队知情队员的证言。据731部队原X光照射班（在田班）的队员说：所有送到731部队监狱的“马鲁他”，都要先到“七栋”二楼的X光室做胸部透视，并编给号码。编号从三位数的100开始，编至四位数的1500，然后再回到100重编。X光透视若发现“马鲁他”患有严重的结核，那就只能用于冻伤或毒气实验。
所以，X光透视的目的，一是为了挑选实验材料；二则是进行对“马鲁他”的管理编号，以便使用这些“材料”。
原X光班的队员告诉森村说：“记得昭和17年（1942年）5月，那个时候‘马鲁他’的编号还是700多，到昭和18年（1943年）底，就达到1000多。而到昭和19年（1944年）以后，很快就到达1500，于是重新从100开始编号。从这个时候起，部队急剧需要补充‘马鲁他’，昭和19年底就已经超过1000人，到昭和20年（1945年）春天，超过1400人。所以……就我所知，管理编号转了两轮（2800号），说有3000人，绝不是夸大其词。”
这就是说，经过731部队X光班从1942年5月至1945年春近3年中编号的“马鲁他”就已有2800人，这还不包括1940年至1941年编号的“马鲁他”。
故而森村先生说：“……‘3000多人’这个数字是可信的。”
（三）美国学者的研究
美国最著名的研究日本细菌战史的学者是谢尔顿•H.哈里斯（Sheldon H.Harris），他在他的1994年出版的《死亡工厂—美国掩盖的日本细菌战犯罪》一书中，曾就731部队杀害“圆木”问题作了以下论述：
在（美国）犹他州西部飞沙走石的一块荒芜的沙漠中，有一个美军的生化基地，那里保存着日本细菌战研究的遗存物。……是美国“科学家”战后根据他们同石井、北野和731部队其他重要成员的（调查）谈话而写成……在1978年，这些资料被解密。
……当时接受（调查）谈话的日本“科学家”们向美方人员提交了至少35份有关人体试验的报告，详细记述了在801个“圆木”和30个自杀者身上进行的试验。这是很惊人的，因为（调查）谈话仅用了一个月多一点的时间，即1947年年末，11月至12月份。在这样一段有限的时间内，美国情报人员所获得的资料只是日本细菌战研究者在中国所获成果的一小部分。
……被牺牲的“圆木”的人数比向美国调查人员提供的数字要大得多。1949年在苏联伯力审判日本战俘时，曾任731部队第一、第三和第四部部长的川岛清少将供认：“731部队每年因烈性传染病实验而死的囚犯人数不下600人。”学者们根据川岛清提供的每年死亡600人的数字，估计有3000人死于细菌战人体实验。
3000死亡人数的估计同实际因人体实验而被屠杀的男人、妇女和孩子的人数相比是太低了。这些数字没有包括1941年以前被害的人数。不应该忘记，石井是从1932年在哈尔滨开始进行人体实验的。背荫河时期就已有数百或许数千人被杀害。还有一部分在1938年至1941年川岛清来任职之前在平房被杀害，还有一部分人在安达、海拉尔、林口、孙吴和大连等地的细菌支队被杀害。更多...人在广州和北京，最可能是上海和新加坡（9420部队）被杀害。在日本侵略中国期间，至少有5000—6000人被害于不由石井直接控制的细菌战死亡工厂里（沈阳、南京和长春）。
小结哈里斯的论述：（1）3000人的死亡数字太低，它未包括731部队前期杀害的人数，“石井是从1932年在哈尔滨开始进行人体实验的，背荫河时期就已有数百或许数千人被杀害……还有一部分人在安达、海拉尔、林口、孙吴和大连等地的细菌支队被杀害”。因此，保守地推断哈里斯的这一论述，他至少认为731部队及其各支部从1932年至1945年应杀害“圆木”4000—5000人。（2）哈里斯还认为：“至少有5000—6000人被害于不由石井直接控制的细菌战死亡工厂里。”（3）因此，哈里斯的最终结论应是：731部队和其他日军部队侵华期间杀害的“圆木”总数约一万余人（即4000—5000人加上5000—6000人）。
第10页 :（四）中国学者的研究
（四）中国学者的研究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辛培林先生在研究黑龙江省发现的“特殊输送”档案基础上写成《“特别输送”剖析》一文。认为“特别输送”制度从1938年开始实行至1945年止，前后经历时间长达七八年，另外“日伪军警宪特”全部参与“特别输送”活动，输送面广，输送渠道多，因而被“特别输送”人员“数量巨大”。从“特别输送”档案的编号看，1941年9月22日就编到936号，估计每年有近千人被“特别输送”。“如果从1938年算起，至1945年，共八年时间，每年就按‘特别输送’1000人计算，‘特别输送’人数不少于7000至8000人。”
吉林省档案馆研究馆员张志强、赵玉洁，在发掘、整理吉林省保存的“特别输送”档案的基础上，著成《“特别移送”研究》一书。他们认为：被“特别输送”的人数研究，应有充分依据，夸大数字，经不起历史检验；而不充分调查，简单对待，特别是缩小了数字，更不可取。
他们从吉林省档案馆保存的日伪时期三份关东宪兵队《年度防谍成果表》中，了解到关东宪兵队1940年、1941年、1942年三年向731部队“特别输送”的人数，再依据其他统计资料，大体“概算出从1938年下发的28号文件以来至1945年，经关东宪兵队指令处置的‘特移’人员约有1000—1200人。以上这个数字不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情况：一、1932年开始至1937年石井四郎在建立细菌部队初期所进行的试验人员；二、731部队在海拉尔、孙吴、林口、海林4个支队杀害的人员；三、伪满司法部、哈尔滨特务机关（包括各级保安局、警察机关、铁道警护队）等向731部队移交的人员；四、漏报、瞒报以及其他因素未能统计的人员。如果将以上几部分的人员情况综合统计起来，即在731细菌部队自成立至灭亡期间，仍可定为至少3000人，原731部队第四部部长川岛清的口供是比较可信的”
我国老一辈研究日本细菌战的学者郭成周先生，2002年曾撰文《侵华日军细菌战考证纪要》，在该文中专门论及“日军细菌战部队进行人体试验的被害人数”问题：
关于日军细菌战部队做人体试验杀害人民的数字，也是人们最为关心的大事。文献中曾报道过，哈尔滨731部队，曾以中国人、蒙古人和俄国人做人体试验杀害过3000人。这个数字和实际上的数字差距甚大。举例如下：
一、3000人这个数字是指1940年至1945年间，在哈尔滨平房镇731部队进行人体试验时杀害的。实际上，日军细菌战部队早在1932年至1939年间，就在黑龙江省五常县背荫河地区建立，在此七年间已进行过大量的人体试验，所杀害的人数并未计入。
二、日军细菌战部队，共有七个大的基地部队。哈尔滨的731部队仅是其中之一，还有长春、北京、南京、广州、南洋和日本东京六大基地部队，都做过大量人体试验。
三、以上七个基地部队，还各有几个到十几个分队，共有63个分队和工厂，也都作了大量的人体试验。
四、据知在华的日本军医们也都作了人体试验。据山西省潞安县日军陆军医院汤浅谦军医说：来华的日本军医们，拿中国人做人体试验和活体解剖，是家常便饭。
但郭成周先生并没有给出一个具体的估计杀害人数。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谢忠厚先生对此问题则有一个专门的探索，他依据前人研究和各种史料等推算，认为：日军“在东北试验解剖约2万人”，“在华北实验解剖5千人以上”，“在华中实验解剖6千至7千人”，“在华南实验解剖万人以上”，日本侵华期间“日军细菌实验解剖至少4万人”。
对于“圆木知多少”的问题，从我们涉猎的一些资料来看，731部队是经常大规模地使用“圆木”做活人试验：
已发现的日军参谋本部作战部参谋井本雄男的工作日记《井本日志》记载：1942年关东军化学部和731部队联合在中国东北实施了一次大规模的毒气试验，在纵深4公里的地域放射17.5吨氰酸毒气，结果2公里以内人员全部死亡，2公里以外人员半数死亡。3这些受试“人员”显然就是“圆木”，受试的人数估计在数百人。
已发现的日本陆军省医务局医事科长大塚文郎的工作日记《大塚备忘录》记载：1944年731部队使用“丸太500名”计划作PX（鼠疫跳蚤）的“ゥジ弹”的实验。
据1939年8月8日《关东宪兵队作战命令第224号》记载：1939年8月9日，日军从山海关外押运到关内预定要送往731部队和孙吴的“第二批特殊输送人员”多达90名。
据日本奉天宪兵队宪兵平中清一1954年口供：1934年10月，731部队在四平进行的“细菌演习中，杀害中国人约1000名”；1935年在吉林下九台进行的“瓦斯演习”中使用“中国人约200名做了实验”。
据731部队见习官兼“A”队一分队队长山下升1952年口供：1944年731部队用“圆木”做“灌菌”和“注射”的细菌试验，结果“用灌的方法有400多人，进行皮下注射的有250多人”被杀害。
据美国解密的日本细菌战档案：1947年美军细菌战情报调查官从日本细菌战“科学家们”手中，“获得35份有关人体试验的报告，（其中）详细记述了在801个‘圆木’和30个自杀者身上进行的试验”。
……的确，从上述资料可知，731部队时常动辄数十、上百，甚至数百上千地用活人做试验。731部队在中国东北盘踞活动长达13年，除731部队外，还有100部队，还有林口、孙吴、牡丹江、海拉尔和大连五个细菌战支部，它们都进行人体细菌试验，从这一角度估算，它们杀害的“圆木”达一两万应是可能的。
谢忠厚先生对华北日军“5千人”和华中日军“6千至7千人”的活人实验杀害人数的推算，依据也是较充分的。但华南日军活人实验“万人以上”的推算，可能依据稍显单薄。
我们估计：日军侵华期间，使用活人做细菌等的实验而杀害的中国人约3万上下。
森村诚一先生曾评说：面对731的罪恶，“受害者的夸大其词和加害者的避重就轻是人的心理常态。” 我们当正视森村先生这一直率评说。对“圆木知多少”的问题，应以信实的史料来说话；揭示血腥的罪行，并非为了渲染仇恨，而在于披露战争的邪恶，鄙弃邪恶的战争，追求人类的和平。
第四章 731部队在华的细菌战
一 1939年“诺门罕细菌战”
（一）日苏诺门罕之战的历史背景
学术界普遍认为，侵华日军731部队在正式的战场所进行的第一次细菌战，是在1939年日本关东军与苏蒙军队于中蒙边界的诺门罕地区进行的战争中实施的。
诺门罕的地理位置：（见图）中蒙东端边界有一条发源于大兴安岭的哈拉哈河（哈勒欣河），向北流入贝尔湖；在哈拉哈河的东岸，有一片村落，叫“诺门罕”。1939年日苏在这一带地区发生大规模战争冲突，史称日苏诺门罕之战。诺门罕旧译“诺门坎”。
日本“九一八事变”后占领我国东北，建立伪满洲国，并窥视蒙古和苏联西伯利亚。当时斯大林的苏联与蒙古结成军事同盟，苏军驻兵蒙古边境。其时，苏联军队在靠近我国东北中蒙中苏边界布陈的兵力是日军在我东北和朝鲜兵力的3倍。因此，日苏在我国东北边界一线的军事对峙形势十分紧张。
而当时在满洲国和蒙古接界的哈拉哈河诺门罕一带，是历史上的未定国界线，即有争议的国界线。日满主张应以哈拉哈河为国界线；苏蒙则认为国界线应划在哈拉哈河以东、诺门罕以西一带。
（二）日苏诺门罕之战
1939年5月4日，蒙古边境部队骑兵越过哈拉哈河牧马，双方为此发生小规模边界冲突，结果，蒙军占领哈拉哈河东岸争议地区哨所。日军调集第23师团骑兵部队、装甲车队、飞行战队等于5月14—15日将蒙军击退至河西。
苏军随即增援坦克旅、摩托化师等部队至哈拉哈河，苏日演成大兵团的现代武器作战。5月28日，双方激战，结果日军被苏蒙军击败。
6月中旬，苏军将领朱可夫率军到达前线，日本关东军也调集大军增援战场。6月下旬，日苏几百架飞机在诺门罕地区展开大规模空战，双方战机损失惨重。
7月上旬，日苏地面数万军队展开激战，各投入大批坦克、装甲车、火炮以及数百架飞机。结果日军第23师团又一次失利，被歼3000余人，于7月11日停战。
关东军不甘失败，再次增兵诺门罕组建成第6军，兵力达8万。苏军亦集结大兵团于战场，坦克490余辆、装甲车380余辆、火炮540余门、飞机500余架。8月20日苏蒙军队在40余公里的战线三路突袭日军，经数日激战，日军全线溃败，3个精锐师团被围歼，前线总指挥小松原中将切腹自杀。9月上旬日军撤退至苏蒙主张的哈拉哈河以东边界线之外，持续四个月的日苏诺门罕之战结束。此战后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引咎去职，由梅津美治郎大将继任。
诺门罕之战是当时日苏的现代化军事装备和作战能力的一次对比和较量，此战“继张鼓峰事件后再次证实了苏军的装备和力量对日军占压倒优势”。此后日本陆军“北进”攻击苏联的企图受到遏制。
（三）731部队参战诺门罕
诺门罕之战爆发后，日本关东军调集最精锐的部队和最现代化的武器对抗苏军，其中包括731部队及其细菌武器。
731部队自1936年在天皇敕令下正式成立以来，积极致力用于战争的细菌武器研究，到1939年，已初步研制出细菌炮弹、细菌炸弹和掌握了“最有效”的人工撒布细菌的所谓“谋略破坏”的细菌战方法。
我国早期研究日军细菌战历史的哈尔滨731部队罪证陈列馆第一任馆长韩晓先生的有关著述3对这次细菌战作了如下描述：
战争之初，关东军总司令植田谦吉视察731部队，命令731部队以“防疫给水部”名义参加诺门罕之战，任务是：一方面保证前线日军的防疫给水，另一方面伺机向苏蒙军队实施细菌武器的攻击。
石井四郎接到命令后极为兴奋，将当时731部队所有400余人员抽调出一半组队参战。将他们分别编成两部分：一部分从事防疫给水，组成10几个防疫给水班分派到前线各日军部队；另一部分从事细菌战活动，组成“敢死队”（玉碎部队）准备对苏蒙军实施细菌攻击。
石井拟定了细菌作战计划：一是将炭疽菌炮弹用火炮发射到苏蒙军阵地；二是使用飞机向哈拉哈河西岸投掷土陶细菌炸弹（内装鼠疫跳蚤），或感染了细菌的小动物、物件和食品；三是派出“敢死队”深入哈拉哈河西岸，投撒细菌污染苏蒙军队各水源。
石井说，731部队目前对炭疽菌炮弹、鼠疫菌炸弹能否达到传染目的还不能肯定；但对霍乱菌、伤寒菌和赤痢菌的传染途径和方法已有把握。所以，这次细菌战使用炭疽、鼠疫属于试验性；而派“敢死队”投放霍乱、伤寒和赤痢则既是试验，又是破坏性的攻击。
日军诺门罕前线指挥官小松原中将对石井的细菌战方案的可行性作出评析：一、火炮发射细菌弹后，苏军炮兵会立刻回击日军炮兵阵地，可能造成细菌弹在本军阵地爆炸，使日军自身受细菌感染；二、飞机投掷细菌弹，低空飞行可能被苏军击毁，落在哈拉哈河东岸地区，同样会危害本军；三、深入苏蒙控制的哈拉哈河西岸地区去投撒细菌，有人员被俘而暴露细菌战谋略之虞，必招致苏军报复，另外我军若攻入被细菌污染的西岸地区，又将危害我军。
经日军高层缜密分析研究，决定：731部队的细菌战计划，只宜于在日军战争失利的情况下在撤退时实施。
731部队从事细菌战阴谋活动的“敢死队”队长是731部队第二部细菌战实验部部长碇常重少佐，该队两名官佐和22名敢死队员组队后都咬破手指签下血书，表示他们“视死如归和永不泄密”的决心。
7月11日关东军第23师团在诺门罕战争中失利停战。7月12日，碇常重受命带领敢死队秘密潜入到哈拉哈河西岸，使用橡皮艇在河中逆行一公里投撒了22.5公斤的霍乱、伤寒、赤痢和鼻疽菌菌液。13日石井四郎告知日军司令部，通知日军各部队不要再饮用哈拉哈河河水。
（四）诺门罕细菌战的史料证据
对于韩晓先生著述中描写的上述731部队在诺门罕之战中实施细菌战的概况，有不少史料可以给予证实和补充。
日俘、原731部队队员田村良雄1954年所写的一份笔供中说：“1939年6月中旬，在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本部山口班，在班长山口技师的指挥下，班员约6名，制造了细菌榴霰弹。……制造的榴霰弹由山口班人员，在诺门坎前线用野炮发射出去。”
田村良雄还说：“1939年7月上旬至8月下旬之间……（我们）生产了供‘诺门坎事件’中细菌作战使用的伤寒病菌、霍乱病菌、发疹伤寒病菌。”这些细菌“被碇（常重）挺进队撒在哈拉哈河中，进行了所谓的细菌谋略战”。
在伯力法庭上，原731部队训练部长西俊英供述说：“日军于1939年在哈勒欣河地区进攻苏蒙两国军队时，使用过伤寒菌、副伤寒菌和赤痢菌等细菌武器，方法是把这些病菌撒在战区哈勒欣河内。”
西俊英还供述了他是怎样知道诺门罕细菌战事件的：
1944年7月间，我被从孙吴支队调到平房站去担任第731部队训练部长一职。当时把工作移交给我的是前任训练部部长园田中佐。当天园田中佐就回日本去了。我把他的保险柜打开时发现了一个文件，上面说明在诺门罕事件即哈勒欣河事件发生时使用过细菌武器。
保险柜内藏有当时摄制的照片底，参加此次战役的敢死队名单及碇常重少佐的命令。现今还记得，敢死队内有官佐两名、曹伍长及士兵约20名。在这张名单下面有用鲜血签的一些姓名。
首先签名的是敢死队长碇常重。随后还有碇常重下的详细命令数则，其中说明应怎样乘车，怎样利用火油桶，接着还有一些说明应该如何归队的指示。
我从这两个文件中明白知道，由二三十人组成的这个敢死队用细菌传染了一条河，我想那就是哈勒欣河。
次日，我就把这两个文件拿去交给了碇常重少佐。当我把这两个文件交给碇常重时，我曾问过这次动作结果怎样。碇常重默然把文件收下了。
进行过这次动作是不容置辩的，但这次动作结果究竟怎样，我却一点也不知道。1
参加过诺门罕细菌战的原731部队“敢死队”队员鹤田兼敏回忆说：
1939年8月，奉篠田班班长篠田统的命令，把我们自己培殖的跳蚤装进空汽油桶内，用汽车护送到（前线）将军庙。随后我也参加了敢死队。一天晚上，难波班长命令我们往哈拉哈河里投放肠伤寒菌浓缩液。那次搞得好紧张，对岸有苏军的封锁，空中有信号弹升起。大概由于匆忙的缘故，我们的班长不慎感染了肠伤寒病。当我返回哈尔滨后听说，他转入海拉尔陆军医院治疗，不久就死了。
原731部队队员秋山浩在他所著《731细菌部队》一书中说：
在诺门坎事件中，……当日本军由于受到苏军机动部队的压迫，而不得不退却的时候……就决定从诺门坎一带地方的水源的哈勒欣河上游，对敌人方面撒下了伤寒、霍乱和鼠疫等等培养菌。这是名符其实的殊死作业，因而有30多名军医和军佐牺牲了。其中虽然也许有由于感染上我们自己所散布的细菌而病死的，但是，我想绝大部分，是在散布细菌作业时死于敌人的炮火中。
日俘、原731部队队员山内丰纪1951年口供：
诺门坎事件发生后，石井部队以防疫给水部名义，出动了约半数的部队人员。……十月初旬，出动的部队由诺门坎归来，从班员口里透露了关东军之惨败情况，特别令人震惊的是防疫给水部遭受了严重的打击。
一名未肯透露姓名的参加过诺门罕细菌战的原731部队少年队队员，在1989年8月24日的《朝日新闻》上刊载文章说：
率领攻击部队的是关东军参谋山本吉郎中佐，攻击方法是将原菌从日军阵地的伏尔斯体河（哈拉哈河的支流）上游，流入病原菌，以使下游的苏军感染。8月底进行第二次攻击，菌液投入成功。9月份进行第三次攻击，这次，有15名队员携带装有22至33个肠伤寒菌的汽油罐，将培养肠伤寒菌的胶状液倒入河里。
（五）诺门罕细菌战分析
从大量资料看，731部队在诺门罕之战中实施了细菌战是无可置疑的历史事实。战争开始后，731部队就在关东军命令下制定了细菌战计划，准备生产了各种用于攻击苏蒙军队的细菌，并组织了实施细菌攻击的“敢死队”等。
在日军于第一次日苏诺门罕冲突中失利后，7月中旬731部队开始对苏蒙军队实施细菌攻击，主要手段是用各种传染病菌污染水源。这种派遣细菌攻击部队深入苏蒙军区域污染水源的活动，看来不仅仅是碇常重的“敢死队”，还有关东军参谋部组织的攻击部队，并且在8月和9月多次较大规模地实施。
这次细菌战的成效怎样？目前没有资料表明曾对苏蒙军队造成重大危害。但从日军在7、8、9三个月连续多次实施污染水源的细菌攻击来看，应该造成了对苏蒙军队的不利。
另外，731部队细菌攻击人员本身也有严重伤亡，正如山内丰纪供词中所说“令人震惊的是防疫给水部遭受了严重打击”。还有，日军的大量常规部队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细菌的感染。1
日苏诺门罕之战结束后，由于日军的失利，关东军司令官及其以下大批将校被撤换。但令人惊异的是，石井四郎和他的防疫给水部却受到军方的表彰。1939年10月2日，军方颁布了如下奖状：
奖 状
第6军临时防疫给水部
第23师团临时防疫给水部
上述部队在军医大佐石井四郎的领导与指挥下，参加第二次“诺蒙坎”事件，在整个事件期间担任防疫供水任务。（中略）
尤其，当8月下旬敌军发动攻势之际，该部队独立死守哈勒欣河附近水源，尽管牺牲了井上军医大尉以下数十名的人员以及器材也被炮弹炸毁的情况下，（中略）9月下旬，该部队为全军开辟了大型作业场，连日有效地完成了卫生任务，便利了军方得以充分做好战斗准备。（后略）
这份奖状在半年后，于1940年5月23日由日军大本营在《朝日新闻》等各报刊上发表，发表时删去了“哈勒欣河”及“临时防疫给水部”等字样。
这份文字“暧昧”的奖状，无疑反映了日军统帅部对731部队及其细菌战活动的肯定，预示着日军中央此后将大力支持731细菌部队，实行发展日本的细菌战战略。
诺门罕细菌战虽然成效不大，但是，它使日军中央看到细菌武器在战争中的特别作用和成为一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可能。因此，之后的1940年，在大本营的全力支持下，731部队在中国正面战场的浙江宁波、衢州一带实施了飞机“雨下法”的细菌攻击战，寻求到飞机撒播鼠疫跳蚤的大规模杀伤性的细菌战方法。为了确定和完善这一方法，731部队在大本营支持下，又于1941年在湖南常德实施了一次专门的飞机撒播鼠疫跳蚤的细菌战，鼠疫跳蚤被认定为其“王牌细菌武器”。1942年，在大本营的支持下，731部队再一次在中国浙赣铁路线一带实施大规模细菌战，以寻求细菌战与常规战的配合作战方法。
诺门罕细菌战，是731部队引起日军统帅部大本营关注的一次初始细菌战，也是日后大本营全力支持731部队细菌战活动从而使731部队大发展的契机。1939年731部队人员数额据韩晓先生研究仅400余人，但至1940年很快被陆军省以天皇名义扩充为3000人，并拨付年经费1000万日元，且为731部队设立4个支队，石井四郎不久也被晋升为少将。
因此，诺门罕细菌战虽成效平平，但它在侵华日军细菌战发展史上有着重大的影响。
第11页 :二 1940年“浙江细菌战”
二 1940年“浙江细菌战”
（一）有关浙江细菌战的重要史料之发现
最初人们了解“浙江细菌战”，主要靠两方面的史料。一是1949年伯力审判法庭上日本细菌战犯的供词；二是中国方面当年的防疫档案和受害材料。
1993年，日本学者发现了浙江细菌战的重要史料，对于揭示这次细菌战真相具有重大意义。这年，日本中央大学吉见义明教授因为调查日军慰安妇问题，在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图书馆偶然查阅到日军侵华期间原陆军中央将校井本雄男大佐、金原节三大佐、大塚文郎大佐、真田穰一郎少将等四人的工作日志，这些日志中记录了一系列在陆军中央指示和支持下731部队进行细菌战活动的情况，尤其是以参谋本部井本雄男大佐的工作日志《井本日志》记录最为详细。
《井本日志》中对1940年浙江细菌战的准备酝酿、作战方法、目标、命令的发布和实施过程等，都作了相当的记录（用简略的文字和隐晦的代号）。《井本日志》还记录了1941年常德细菌战、1942年浙赣细菌战等日军细菌战活动的绝密内容，成为今天证实日军侵华细菌战史事的极重要史料。
日本防卫厅研究所图书馆当时不允许复制馆藏资料，吉见义明遂与立教大学研究生伊香俊哉一起对《井本日志》和其他将校的工作日志进行了摘抄，随后于1993年12月整理成《日本军の细菌战》一文，发表在日本战争责任资料中心的刊物《战争责任研究季刊》1993年冬季号上。1995年又以两人署名，对这些内容进一步整理，撰著了《731部队と天皇 • 陆军中央》一书，由岩波书店出版。2000年吉见义明又以《井本日志》等资料写成“鉴定书”，揭露731部队的细菌战真相，在东京地方法院为中国细菌战受害者出庭作证。
吉见义明和伊香俊哉在刊物上披露了《井本日志》等内容后，日本防卫厅研究所图书馆遂以“个人日记”为由，不再公开这些资料。
（二）浙江细菌战的策划
浙江细菌战是由日军大本营参谋本部和陆军省以及中国派遣军与关东军共同策划的。
据当时在南京任中国派遣军作战课主任参谋（担负联络日军各方在华中战场实施细菌战的职责）的井本雄男在他的工作日记《井本日志》中写道：
1940年5月31日 保号作战
参谋本部人员：参谋本部参谋次长泽田茂；参谋本部第一部部长富永恭次……参谋本部作战参谋荒尾兴功……
陆军省人员：陆军省次官阿南惟己；陆军省军务局长武藤章……
中国派遣军人员：中国派遣军司令官西尾寿造；中国派遣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中国派遣军作战主任参谋井本雄男……
关东军人员：关东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关东军参谋长饭村穰……
“保号作战”是《井本日志》中“细菌作战”的代号。有时也写作“ホ号”、“号”、“ほ号”等。
《井本日志》上述记载可说明两个可能的事实：（1）1940年5月31日上述人员开会策划了浙江细菌战；（2）浙江细菌战的实施需联络上述部门及其高层官长。但无论是哪个事实，它都证明这场细菌战是由大本营陆军部（参谋本部和陆军省）指令中国派遣军（浙江属其战区）和关东军（731部队属其编制下的部队）联合策划实施的。
接下来《井本日志》记载：6月5日，井本雄男与中国派遣军华中防疫给水部（华中1644细菌部队）代理部队长增田知贞和参谋本部作战课参谋荒尾兴功“协商”浙江细菌战计划：
实施时间：7月中。攻击目标：浙赣沿线城市。实施指挥：中国派遣军司令部，责任者石井（四郎）大佐。攻击方法：飞机雨下法，高度四千以上，空投跳蚤。使用机场：句容。
《井本日志》继续记载：6月28日，井本雄男从南京飞往东京；7月2日在陆军军医学校与石井四郎等“就决定事项进行确认意义上的进一步协商”；7月21日，“在石井部队协商‘保号’事宜”，并接到“东京下达命令即时作战”的来电；7月22日，“决定使用旧中央航空学校”即杭州笕桥机场为作战机场。
上述记载说明：日军统帅部决策浙江细菌作战后，中国派遣军参谋井本雄男，参谋本部参谋荒尾兴功以及关东军731部队长石井四郎，华中1644部队长增田知贞等人，“协商”制定了具体的细菌作战方案，并于7月21日接到东京“即时作战”的命令。
（三）浙江细菌战的实施
苏联伯力法庭的审判材料中，对于这次细菌战的实施有简要的记录：1940年夏季，由第731部队长石井将军率领的一个特别细菌远征队，被派往华中战区。第731部队的飞机队在宁波一带借染有鼠疫的跳蚤撒播鼠疫到敌人地区中去，结果那里发生了鼠疫流行症。
被告柄泽十三夫的供词：
1940年下半年，我奉直接长官铃木少佐的命令，要准备70公斤伤寒菌和50公斤霍乱菌……因为石井将军正准备率领一个特别远征队去用细菌反对中国军队……我执行了这个命令。同时，第二部内为石井将军远征队培养了5公斤染有鼠疫的跳蚤，以便去散布鼠疫。
当时731部队组织到浙江去实施细菌战的特别远征队共40名人员，代号叫“奈良部队”。为什么称为“奈良部队”？曾参加过这支远征队的原731部队老兵石桥直方说：当时负责组织远征队的总务部庶务课主任叫饭田奈良，于是就以“奈良”作为远征队的秘密代称。
据伯力法庭的审判材料，1940年7月25日，当时的关东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下达“关东军作战命令丙字第659号”，命令关东军野战铁道司令官“将哈尔滨奈良部队官兵40名及所需器材于7月30日至8月6日由哈尔滨运到上海”。7月26日，关东军野战铁道司令官草场中将奉命后又下达“关东军野战铁道司令部后勤命令第178号”，命令“输送驻在哈尔滨的奈良部队校级以下官兵共40名及其所携带的武器（秘密器材），行程是：山海关－天津上海”。
这两个命令的文件档案1945年被苏军缴获，现影印公布在“伯力审判材料”中。这与《井本日志》的记载是相吻合的：7月21日“东京下达即时作战”的命令，7月25日关东军便命令运送731的“奈良部队”去华中战场。
据《井本日志》记载：
9月10日，与奈良部队太田（澄）中佐、增田（美保）大尉联络。搜索目标，宁波和衢县是否适当，金华？第一批弹药延迟至几日后到达，第一批弹药由C（霍乱）改为T（伤寒）。
这一记载表明：浙江的宁波、衢县和金华，被纳入细菌战攻击目标。
据《井本日志》9月18日记载，日军此日后开始了对浙江的细菌战攻击：
9月18日，星期三
与奈良部队联络：
弹药除空运外，同时实行陆上运输。
C（霍乱）生产量每日10公斤，T（伤寒）产量在其上。
目标宁波（附近村庄每平方公里1公斤），金华、玉山每平方公里2公斤（附近村庄每平方公里0.7—0.8公斤）。
分大面积投放低浓度弹药和集中投放高浓度弹药两种方式，后者的目标选定温州（台州、温州、丽水）。3
上述记载表明：9月18日以后准备开始细菌攻击。宁波一带每平方公里投撒细菌1公斤；金华、玉山每平方公里投撒2公斤，乡村每平方公里0.7—0.8公斤。在台州、温州、丽水中选定温州为投撒高浓度细菌的目标。拟使用细菌为霍乱和伤寒。
到了二十天后的10月7日，《井本日志》记录当时的细菌战攻击情况：
10月7日
听取奈良部队情况（报告人：山本参谋、福森大佐、太田中佐、金子大尉、增田大尉）
1、运输（弹药），迄今6次，其中船运2次，空运当日到达，船运需6日，以后空运为宜。
2、迄今攻击次数共6次。跳蚤1G（克），约1700只。
3、攻击效果尚待判定，有待通过秘密侦察去探知。
4、气象测定由杭州移至现地，不可使用降落伞（仅针对宁波）。
5、温州作为目标良好，台州等不合适，但攻击温州由气象因素决定，如不使用伞会很困难。
6、（山本参谋提出）目标及攻击法可灵活，攻击可以重复。
这一记录告诉我们：从9月18日至10月7日，运来了6次弹药（细菌），共进行了6次细菌攻击。结合9月18日日志和9月10日日志，可知攻击地点应在宁波、衢县、金华、玉山、台州、温州、丽水等地范围之内。攻击的方法是使用飞机投撒的所谓“雨下法”，投撒的细菌应为各种浓度的C（霍乱）、T（伤寒）菌液，但其中至少有一次投撒了跳蚤。
10月8日，井本雄男接到调动工作的命令，被调往参谋本部第一部作战课任参谋。临行前，他与其继任者吉桥戒三和1644部队代理部队长增田知贞等人就“保号作战”交换了意见，并将当时的看法记在了工作日志上：“C（霍乱）可能不行了，P（鼠疫）也许可以成功。”
据当时中国的防疫档案资料记载，10月4日，有敌机一架在衢县城内投下谷、麦和跳蚤；10月27日，又有敌机一架在宁波城区投下谷、麦和跳蚤。结果在衢县和宁波引起鼠疫流行。
井本雄男调往东京参谋本部后，依然关注和负责联络细菌战事宜。《井本日志》第10卷中记载：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提出11月20日左右应结束本次在华中的细菌作战。石井四郎来到南京，同意“11月最后一天终止作战”，但要求终止之前在“绍兴、诸暨等地”再作一次“闪电”攻击。然而中国派遣军的参谋们不同意。最后双方妥协“达成攻击金华的协议”。4
11月25日，日本大本营参谋本部发布命令“大陆指”5第781号，指示终止本次细菌作战：
大陆指第781号
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 西尾寿造殿下
关东军司令官 梅津美治郎殿下
根据大陆命第439号作如下指示：
一、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根据大陆指第690号目前实施中的“特种瓦斯试验”应于11月底完成。
二、试验结束后，所有人员、器材尽快返回原属单位。
三、有关机要事项，应注意严格保密。
参谋总长 杉山元
昭和15年11月25日
据此“大陆指”，我们可知以下历史信息：（1）参谋本部称此次浙江细菌战为“特种瓦斯试验”；（2）本次细菌战是由第690号“大陆指”发布开始实施，现在由第781号“大陆指”发布终止实施。
据中国方面的档案资料，1940年11月28日，日军飞机数架在金华县城上空撒布“鱼籽状”的含有鼠疫菌的颗粒甚多。
至此，日军浙江细菌战结束。
第12页 :（四）中国资料反映的浙江细菌战状况
（四）中国资料反映的浙江细菌战状况
《井本日志》记载日军浙江细菌战从1940年9月18日开始，至11月30日终止攻击，时间延续两个多月，使用飞机投撒细菌至少8次以上。投撒的细菌至少有70公斤伤寒、50公斤霍乱、5公斤鼠疫跳蚤。
但是，从中国当时的诸种相关档案文献资料来看，没有伤寒、霍乱的受害记录（说明日军飞机高空散布伤寒、霍乱原菌没有效果），只有3次关于遭受鼠疫攻击的记录。以下按发生时间简要陈述这3次（衢县、宁波、金华）鼠疫之祸。
衢县（今衢州），1940年时是浙江抗日战场上的战略要地，浙赣线上的重要军镇，中国第三战区在此驻有重兵，还建有东南各省中最大的军用飞机场。城区居民7000余户，人口35000余人。
据国民政府卫生署防疫处长容启荣1941年1月所撰《浙江鼠疫调查报告书》：
民国29年（1940年）10月4日上午六时半，敌机一架侵入（衢县）市空，飞行极低速。警报解除后，在柴家巷罗汉井一带，发现大麦、芥麦、粟米及死蚤等颇多。
……县城内罗汉井一带自11 月12日以来，患急症死亡者7—8 人……至18日军政部第四防疫分队调查后，方悉衢县似有鼠疫发生……均系柴家巷罗汉井及水亭街一带居民。其第一个病例为8岁女孩吴士英，系于11月12日发病，15日死亡……此后每日均有死亡1—2人。最后一例系于12月5日发现，7日死亡。总计此次衢县鼠疫发生，其流行期系自11月12日至12月5日共24天，先后发现鼠疫患者21人，均死亡。
据作者个人之推测，敌机所投掷之蚤类必染有鼠疫杆菌，所掺麦、粟等物，乃用以诱引鼠类接近该染菌蚤等，由是鼠类可得传染而形成鼠族鼠疫之流行，30余日后乃传至人类。
宁波，亦称“鄞县”，简称“甬”，浙江东部重要港口城市，是当时中国接受国际援华物质唯一的出海口，战略地位极为重要，驻有194师等抗战军队。
据容启荣1941年1月《浙江鼠疫调查报告书》：
民国29年（1940年）10月27日，敌机袭鄞，掷下谷麦甚多，当时未悉敌方用意何在，亦未予以特别注意。
11月1日上午，县卫生院接报，在县城开明街、东后街一带发生疫病，死亡已十余人。……华美医院院长丁立成从病人俞元德身上淋巴腺肿取得穿刺液，作动物试验及细菌培养，11月8日得阳性结果，确定鼠疫之诊断。
自11月1日至10日，每日均有新病例发现，多者9至10人，少者2至3人。
11月2日，鄞县即成立防疫办事处。……后浙江省巡回医疗防疫队，中央卫生署第17医疗防疫队，及军政部第4防疫分队，亦奉调来鄞协助防堵。
11月30日晚，将疫区房屋焚毁，以消灭传染病源。鄞县鼠疫流行最后一病例系于12月1日发现，12月6日死亡。此后再无新病例发生。
总计自10月29日至12月1日（以患者发病日期计算），鼠疫流行共34天，染病者99人，其中死亡者97人，痊愈者2人。
金华，位于浙江中部浙赣铁路线上，是浙江中部的交通枢纽，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常年驻扎大量军队，是浙江防空司令部所在地。
据容启荣1941年1月《浙江鼠疫调查报告书》：民国29年（1940年）11月28日上午约11时，敌机3架侵入金华市空，其中一架于城区南郊外高空，施放白色烟雾，历时甚久，白烟始消散。
敌机去后，有南郊外五里牌广合顺皮革厂职员沈伯葵者，于警报尚未解除时返厂。在厂外公路上行走时，见天空飘飘如云随风吹下，在衣服上发现有状如鱼子、具黏性、色微黄之小颗粒。
自警报解除后，该厂职员均先后返店，又在天井内停放之合记车行新黄包车黑色篷顶上，发现细黄颗粒甚多。
……该黄色颗粒经金华民众医院沙士升收集后，当日带回该院检查，发现颗粒内含有革兰姆染色法阴性杆菌，其形态颇似鼠疫杆菌。
当即报告县政府、当地中央军事卫生机关及省卫生处等。于是浙江省卫生处处长陈万里……等，于29及30日到达金华，会同详为检验该项颗粒。
其结果……形态学上确系鼠疫杆菌。
金华投下的这些鼠疫原菌，当时没有引起鼠疫流行的报告。
第13页 :（五）浙江细菌战导致的鼠疫流行
（五）浙江细菌战导致的鼠疫流行
据中国学者调查，衢县的鼠疫在1940年第一次流行时并未得到根治。1941年3月在城区10余条街巷复又发生，后疫情遍及全城37条街巷，至12月才告终熄。据官方统计，1941年衢县城区共发现鼠疫患者281人，死亡274人。
在衢县鼠疫流行期间，由于日机频繁轰炸，城区居民大量向农村疏散，致使疫情传播到没有医疗防治条件的农村。“据衢县各乡镇上报县临时防疫处的疫情报告统计，这一年，全县城乡患鼠疫死亡人数达2000余人。”
另外，1941年，衢县的鼠疫向东传播到了义乌县，因日军飞机不断轰炸，义乌疫情未能有效控制。到当年12月底，县城共疫死118人；到1942年2月城区疫情得到控制，但仍共死亡138人（一说257人）。
义乌鼠疫流行时，又向东南传播到东阳县，时间是1941年10月至1942年4月。并转化为肺鼠疫，在东阳14个自然村流行，共计发病117人，死亡113人。
1940年宁波鼠疫的流行，据当地学者的研究调查，其时“有名有姓的死亡人数达109人”。
总计学者们对衢州和宁波等地鼠疫的调查，1940年浙江细菌战导致鼠疫流行而造成死亡的中国和平居民共计2700余人。
但2011年日本学者在日本国会图书馆发现了731部队军医1943年的一份秘密细菌武器研究论文《PX（鼠疫跳蚤）效果测算法》，其中明确记录：731部队1940年10月4日在衢县投下8公斤鼠疫跳蚤，第一次感染取得219人死亡的效果，第二次感染取得9060人死亡的效果；同年10月27日，在宁波投下2公斤鼠疫跳蚤，第一次感染取得104人死亡的效果，第二次感染取得1450人死亡的效果。
因此，据731部队本身的资料，浙江细菌战导致中国军民死亡的人数十分巨大，共计（219+9060+104+1450）10833人。这一数字大大超过中国学者的2700余人的调查数。
（六）浙江细菌战前的“农安鼠疫”
有史料表明，浙江细菌战实施（1940年9月18日）之前的6月份，731部队在东北农安等地投撒了一次鼠疫跳蚤，结果造成当时在今吉林省境内的农安、扶余、前郭旗、大赉、安广、开通、乾安、长岭、双辽、新京（长春）等地鼠疫流行，至当年12月这场鼠疫才结束。据中国防疫部门调查，共计造成2139人死亡。
2011年日本发现的731部队秘密细菌战研究论文《PX（鼠疫跳蚤）效果测算法》中记录了这次鼠疫跳蚤投撒的时间、地点、数量和造成的死亡效果。据该论文《既往作战效果概见表》中标注，在农安等地的鼠疫跳蚤投撒有两次：第一次，时间是1940年6月4日，地点在农安，投撒跳蚤数量是0.005公斤，效果是第一次感染死亡8人，第二次感染死亡607人；第二次，时间是1940年6月4—7日，地点从农安到大赉，投撒跳蚤数量0.010公斤，效果是第一次感染死亡219人，第二次感染死亡2424人。
两次共计造成死亡人数为3051人，较中国防疫部门调查的2139人死亡数字高出近千人。
农安等地的鼠疫跳蚤投撒，是使用人工方法选准目标后进行的所谓“谋略投放”，所以投放数量不需很大。投放者是731部队第二部“昆虫班”的“田中技师以下6人”。
731部队为什么在浙江细菌战之前要在东北满洲国境内做这样一次鼠疫跳蚤投撒，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
从现有资料看，731部队大约在1939年已开发出“鼠疫跳蚤”，但没有在战场使用，诺门罕之战中，虽然曾将一些“跳蚤”运到前线，但并未投撒。因此，“鼠疫跳蚤”的杀伤效果怎样，需要进行实战的试验。而这实战的试验就包括人工“谋略投放”和飞机“雨下法投放”两种。
6月4—7日在农安等地731部队进行的是“鼠疫跳蚤”的“谋略投放”试验；10月4日和27日在衢州与宁波进行的是“鼠疫跳蚤”的飞机“雨下法投放”试验。二者为一种试验的两个方面。
（七）“农安鼠疫”与“新京鼠疫”
1940年9月23日，“新京”（长春）也发生鼠疫流行，到11月16日流行中止，共28人患病，26人死亡，其中日本人死亡13人，占死亡者的50%。“新京”是伪满首都，关东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亲令731部队组成“关东军临时鼠疫队”进驻“新京”防疫。
关于“新京”鼠疫的疫源问题，过去的研究有许多猜测，颇具神秘色彩。
日本“究明731部队实态会”会员奈须重雄先生，2004年在日本国会图书馆发现731部队军医少佐平泽正欣1945年所写的一篇题为《“ィヌノミ”Ctenocephalus canis Curtis ノ“ぺスト”媒介能力ニ就テノ实验的报告》的细菌战研究秘密论文。该论文研究“犬猫等人类宠物携带跳蚤传播鼠疫”等问题。这篇论文的“绪言”中写道：“新京鼠疫之源泉是农安鼠疫”，“一名来自农安的富豪携带的狗身上的跳蚤，在新京的田岛犬猫医院成为了传播媒介”。
这就是说，新京鼠疫的疫源，是农安一个富豪随身的宠物狗身上的跳蚤带到新京来的，并非日军某种“谋略”，完全是一个“意外”。
（八）浙江细菌战小结
从考察日本细菌战史的角度来看浙江细菌战，可得如下三点认识：
一，日军浙江细菌战的目的，是通过在中国战场的实战攻击，试验和追求运用飞机去实施完成的具有大规模杀伤性能的细菌武器。
1939年诺门罕细菌战中，731部队主要通过派遣人工施放细菌的“敢死队”深入敌区去攻击，其结果细菌部队人员损失过半，且攻击效果欠佳。从《井本日志》记载来看，很明显，日军在本次细菌战过程中，就是将731部队研制的致命细菌—霍乱、伤寒、鼠疫等，使用飞机到中国战场上去做各种投撒试验，以求获得大规模杀伤，形成有效的细菌武器。所以，在日军参谋本部发出的命令“大陆指”中，称这次细菌战为“特种瓦斯试验”。所以，在10月8日细菌战进行到二十天的时候，组织者在《井本日志》中留下“C（霍乱）可能不行了，T（鼠疫）也许成功”的预测，这是一种对试验结果的预测。
当然，在选定试验攻击的目标时，日军中国派遣军司令部毫无疑问会考虑和顾及其在我华中战场上企图达到的军事战略目的。同时，日军这种以中国战区军民为屠杀对象的所谓细菌战试验，及其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惨痛灾难，是我们在历史上永远不会抹去的记忆。
二，浙江细菌战是日本大本营十分重视和大力支持细菌战的反映和结果。
浙江细菌战是由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参谋本部、陆军省）发布“大陆指”第690号开始实施的，又通过它发布“大陆指”第781号结束实施的。本次细菌战的策划是经过参谋本部、陆军省、关东军、中国派遣军各首脑联合参与而决定的；具体实施是由参谋本部的参谋人员、中国派遣军司令部的参谋人员、关东军司令部的参谋人员和731部队长石井四郎率领的远征队“奈良部队”，以及“1644部队”，相互联络、协调而共同进行的。这种由最高统帅部策划，为了731部队的一次活动，而发布“大陆指”，并跨大军区协调各方日军的行动的行为，说明了诺门罕细菌战后，日本帝国大本营对发展日本的细菌战战略的重视和大力支持。
三，浙江细菌战使731部队寻求到利用飞机投撒鼠疫跳蚤从而获得大规模杀伤效能的“细菌武器”，此后“鼠疫跳蚤”成为日军所谓“最有效”的细菌武器。
本次细菌战，731部队使用飞机在“四千米以上”高空，通过“雨下法”撒布各种浓度的C（霍乱）、T（伤寒）和P（鼠疫）原菌（在金华），但均未取得预期效果。唯独在衢县和宁波低空投撒的鼠疫跳蚤，达到杀伤效应。尤其在宁波，投下跳蚤后两天就引起鼠疫流行，三十几日内，造成城区109人的死亡。而衢县鼠疫次年复发，并传播到乡下，造成2000余人的死亡。日军自己的调查则是造成10833人死亡。
石井四郎对“鼠疫跳蚤”的这一战果欣喜若狂。他在浙江细菌战后曾得意地向上司报告：
……不能从高空散布细菌，否则细菌会统统死掉……效力更大得多的细菌投掷方法不是把细菌“赤裸裸”地投下去，而是把它同媒介物—跳蚤一块投下去。跳蚤是富有生命力的虫子，把跳蚤染上鼠疫后，就从飞机上投掷下去，而寄存在跳蚤体内的鼠疫菌，便能顺利地同跳蚤一起降落到地面。
石井四郎还特地将宁波鼠疫战摄制成纪实影片，向日军上层宣传这一“战果”。并于1941年6月向参谋本部报告：“731部队已研究好了用染有鼠疫的跳蚤作为细菌武器的方法，这方面所达到的成绩可以大规模地实际用去达到战争目的。”
此后，一直到731部队灭亡，“鼠疫跳蚤”就成为了日军各细菌部队最主要使用和生产的细菌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