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4期、
本文写作、修订过程中得到本所黄正建先生、马一虹女士及本院近代史所崔志海先生的惠助，在近代史所吕文浩先生的安排下曾于2005年6月在该所青年沙龙上宣读过此文初稿；后曾将此文提交复旦大学历史系主办的“社会转型与多元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2005年6月，上海）、北京大学与哈佛燕京学社主办的“全球化进程中的东方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2005年11月，北京），以及《历史研究》编辑部、中山大学历史系与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主办的“承传与创新：新世代的历史学”学术会议（2007年12月，香港），得到与会学者，特别是葛兆光、罗志田、王东杰、于庚哲、张建华、章清与孙宏云等先生的指教；关于日本思想界的一节得到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杨宁一先生的指点，谨此一并致谢。
（作者侯旭东，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北京 100084）
[1]日本的“中国史研究会”的学者就坚持这一观点，其具体论述见渡边信一郎：《中国古代专制国家论》，《历史评论》第504号，东京，校仓书房1992年4月，第71-93页，特别是87-92页；足立启二：《中国专制国家の发展》，《历史评论》第515号，东京，校仓书房1993年3月，第59-73页。足立启二：《专制国家史论：中国史から世界史へ》，东京，柏书房1998年版。这些学者的有关中文论述收入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编：《中国前近代史理论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日本学者已经开始研究“专制论”如何在近代中国出现、流行，并着重讨论“专制”与“自由”的关系，见近藤慎一：《近代中国的体制构想》，收入所著《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刘岳兵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32-273页；亦有学者开始意识到盲目接受“专制说”的负面意义，见小岛毅：《中国的皇权——〈礼治和政教〉导论》，收入沟口雄三、小岛毅主编，孙歌等译：《中国的思维世界》，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44-349页。
[2]目前所见1940年代只有钱穆对此说持有异议，说详见下文。直至近年，中国关于“专制主义”的研究均是在认可这一说法的前提下开展的，具体概况参王义保：《近年来国内专制主义理论研究述论》，《学术论坛》2006年第10期，第57-60页。
[3]刘禾(Lydia H. Liu)著，宋伟杰等译：《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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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甘怀真：《皇帝制度是否为专制》，《钱穆先生纪念馆刊》第4期，1996年9月，后收入所著《皇权、礼仪与经典诠释：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附录”，台北，喜马拉雅研究发展基金会2003年版，第511-524页。此前，王尔敏在研究近代民主问题时亦涉及甲午以后士人对中国历代政体的批判，见《晚清士大夫对于近代民主政治的认识》，收入所著《晚清政治思想史论》，重印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1-195页。
[5]大陆学者也开始反思这一观点，见罗志田：《中国文化体系之中的传统中国政治统治》，《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3期，第45页；后来他亦指出“传统中国政治是否‘专制’及怎样被近代国人视为‘专制’，还需要深入的专门讨论”，见所著《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40页注3；胡玉娟《“古代国家政治发展道路”学术研讨会综述》中刘家和、廖学盛与马克垚的发言，《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3期，第150、151页。
[6]许兆昌、侯旭东：《阎步克〈乐师与史官〉读后》，《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4期，第163-165页。
[7]近年来，黄兴涛致力于此，但似乎尚未涉及“专制”一词。见《近代中国新名词的思想史意义发微——兼谈对于“一般思想史”之认识》，收入杨念群、黄兴涛、毛丹主编：《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23-341页、《清末民初新名词新概念的“现代性”问题——兼论“思想现代性”与现代性“社会”概念的中国认同》，《天津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第128-136页、《日本人与“和制”汉字新词在晚清中国的传播》，《寻根》2006年第4期，第41-46页、《民国时期“中华民族复兴”观念之历史考察》，《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第121-137页、《晚清民初现代“文明”和“文化”概念的形成及其历史实践》，《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6期，第1-34页、《“话语”分析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历史研究》2007年第2期，第149-163页等。
[8]此种方法为美国学者诺夫乔伊所倡导，见所著《存在巨链——对一个观念的历史的研究》（张传有、高秉江译），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亦见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增订本自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
[9]这方面的代表作如爱德华·W.·萨义德著，王宇根译：《东方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
[10]本文的研究在一定意义上与后殖民理论研究学术史的思路相吻合，据刘禾的介绍，后殖民理论主张将“学科行为”作为思想史的有机部分来研究，通过学术传统的来龙去脉，去检讨“学科行为”的历史作为和意识形态功能。见刘禾：《语际书写——现代思想史写作批判提纲》，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6页。
[11]参日知《东方专制主义问题——政治学、历史学二千多年来的误解》，收入《中西古典学引论》，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65-366页；罗志田：《中国文化体系之中的传统中国政治统治》，《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3期，第50-51页注1；最新的研究见王文涛：《中国古代“专制”概念解读》，《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4期，第173-174页。
[12]北成：《关于“专制君主制”的译名》，《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2期，第135-136页。
[13] Melvin Richter,“专制政体”（Despotism），《观念史大辞典》第1卷《政治与法律卷》（蔡采秀译），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87年版，第529-561页；施治生、郭方：《“东方专制主义”概念的历史考察》，《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3期，第36-55页。
[14]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sec. ed. Oxford: Clarendon Press.1989), vol. IV. p. 533.
[15] Melvin Richter,“专制政体”（Despotism），《观念史大辞典》第1卷《政治与法律卷》，第530、531页。
[16] [希]亚里斯多德著，吴寿彭译：《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32、203页。
[17]参Melvin Richter,“专制政体”（Despotism），《观念史大辞典》第1卷《政治与法律卷》，第529、534、535、539页；施治生、郭方：《“东方专制主义”概念的历史考察》，《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3期，第39-43页。
[18] Melvin Richter,“专制政体”（Despotism），《观念史大辞典》第1卷《政治与法律卷》，第543页；施治生、郭方：《“东方专制主义”概念的历史考察》，《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3期，第46-47页。
[19] [法]孟德斯鸠著，张雁深译：《论法的精神》上册，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29页。
[20]钱林祥：《孟德斯鸠的中国文化观》，《汉学研究》第2辑，中国和平出版社1997年版，第167页。
[21]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第278-279页。参施治生、郭方：《“东方专制主义”概念的历史考察》，《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3期，第46-47页。
[22] Colin Mackerras, Western Images of China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11-37. 张国刚、吴莉苇对于18世纪法国思想家关中国专制的批判有较详细的介绍，见所著《启蒙时代欧洲的中国观——一个历史的巡礼与反思》，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93-301页。
[23] [法]费赖之著，冯承钧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38-40页。
[24]详细的介绍见《利玛窦中国札记》（何高济等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8页。
[25]见[意]维科著，朱光潜译：《新科学》，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60页。
[26]他的看法见何兆武等主编：《中国印象：世界名人论中国文化》上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6-72页。
[27]均见[法]魁奈著，谈敏译：《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73-76、93-104页。
[28]转自[法]安田朴著，耿升译：《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497页，并参格力高利·布鲁：《“中国”与近代西方社会思想》，收入[加]卜正民与格力高利·布鲁主编，古伟瀛等译：《中国与历史资本主义》，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107-112页。
[29]详细介绍见Franco Venturi, “Oriental Despotism”,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Vol. 24, No. 1 (Jan.-Mar. 1963), pp. 136-138.
[30]见[德]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123、130-131、132页；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4-67页，马克思在文中提出了“东方专制制度”的说法。[31] [德]马克斯·韦伯著，洪天富译：《儒教与道教》，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4、56页。
[32] [美] 魏特夫著，徐式谷等译：《东方专制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该书出版10年后作者依然在关注“东方专制主义”问题，见Karl Wittfogel, “Results and Problems of the Studies of Oriental Despotism”,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28.No.2.(Feb. 1969),pp. 357-365。对魏特夫理论的批判，参林甘泉：《怎样看待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史学理论研究》1995年第1期，第5-17页。
[33]许明龙：《欧洲18世纪“中国热”》，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39页；张西平：《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第407-408页。
[34]张西平：《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第393-394页。
[35]张西平：《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第372-377页。
[36]韦伯所据资料的详细说明见《儒教与道教》，第3-5页注1。
[37]参格力高利·布鲁《“中国”与近代西方社会思想》，收入卜正民与格力高利·布鲁主编：《中国与历史资本主义》，第90-91页。
[38]萨义德：《东方学》，第349页。
[39] Colin Mackerras, Western Images of China, pp. 38,55.
[40]王力认为现代汉语中的“专制”一词来自日本，并确定“专制”是日本人对“autocracy”一词的翻译，见《汉语史稿》，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21-522页；刘禾亦接受了王力的观点，并将该词归入“回归的书写形式外来词：源自古汉语的日本‘汉字’词语”，见《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附录D，第406页。罗志田也有类似的推测，见《中国文化体系之中的传统中国政治统治》，第45页。此说并非无据，1886年J. C. Hephurn（ヘボン赫夫姆）著的《和英语林集成》第3版中就是将“autocracy”译为“专制政治”，见松村明：《ヘボン著〈和英语林集成〉第3版について》，收入所著《近代国语—江户から现代へ》，东京，樱枫社1977年版，第248页。
将“专制”的英语语源归为“autocracy”在当时是有根据的，但并非唯一且通行的语源。更通行的语源应是“despotism”。目前，英语中由于“despotism”的出身带有明显的“东方主义”背景，逐渐被弃用，转而用“autocracy”表示“专制”的意思。罗志田《中国文化体系之中的传统中国政治统治》对于“专制”说引入中国知识界的过程做了粗略的推测，其中忽略了日本的桥梁作用，也是需要补充的。近藤慎一指出“专制”是从日本引进的，但未做具体考订，见《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第236页。
[41]国史大系编修会编：《续日本纪》“前篇”，新订增补国史大系普及版，京都，吉川弘文馆1978年版，第65页。
[42]赖山阳：《日本外史》卷1，日本嘉永元年（1848年）刻本，第30页。
[43]关于“专擅”一词在日本的《日本书纪》以下的古典文献中的用法与含义，参宫村治雄《（新订）日本政治思想史：“自由”の观念を轴にして》，东京，放送大学教育振兴会2005年版，第12-18页。作者注意到“专擅”与古典文献中“自由”在意义上的紧密联系。-
[44]此词现在则做“モナーキー”，是英语“monarchy”的音读。
[45]加藤弘之：《邻草》，原文做“凡そ世界甚广く国を立ると无算なりと虽ども、其政体を论ずれぱ君主政治（洋名モナルキー[45]）官宰政治（洋名レプユブリーキ）の二政体に外るゝ者なし……君主政治の政体は君主握权（洋名オンベペルクテモナルキー）上下分权（洋名ベペルクテモナルキー）の二ツとなり”。收入明治文化研究会编《明治文化全集》第3卷“政治篇”，东京，日本评论新社1955年版，第6页。君主政治（洋名モナルキー）原文是荷兰语monarchie；君主握权〔洋名オンベペルクテ・モナルキー〕原文是荷兰语ombeperkte monarchie；上下分权〔洋名ベペルクテ・モナルキー〕原文是荷兰语beperkte monarchie。关于加藤弘之的生平，参郑匡民：《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200-206页。
[46]加藤弘之：《立宪政体略》，原文做“君主擅制：君主天下ヲ私有シ亿兆ヲ擅制シテ生杀与夺ノ权独リ其欲スル所ニ任スル者ヲ云フ。君主专治：君主天下ヲ私有シ独リ礼乐征伐ノ权ヲ专ニシテ臣民ヲシテ国事ニ参与スルノヲ得セシメサルモノヲ云フ。惟习俗自ラ法律トナリテ稍君权ヲ限制スル所アリ、盖シ擅制ト相异ナル所以ナリ”。收入《明治文化全集》第3卷“政治篇”，第18页。
[47]福泽谕吉：《西洋事情》“备考·政治”，庆应二年（1866年）尚古堂出版，此据《日本の名著》33，东京，中央公论社1979年初版，第357页。
[48]原文做“サレバ，デスポチスム [霸政]即チ君主己ガ意ヲ以テ为スハ，凡ソ夷狄ノ国暗愚ノ民ヲ治ムハ正法ナリ。”，收入《明治文化全集》第2卷“自由民权篇”，东京，日本评论新社1955年版，第14页。
[49]原文分别作“挽近国体ヲ论ズルモノ、往々四类ニ分ッ。曰ク君主专裁、曰ク君民同治、曰ク贵显共和、曰ク百姓共和”，“政事多クハ君主ノ专断ニ出ヅ。是ヲ以テ或ハ之ヲ目シテ专制ノ国体ト云、以テ君主ノ私欲ヲ长ジ其无道ヲ助クルノ楷梯ト为ルヲ知ラズ。”见尾崎三良：《君民同治论》，收入田中彰、宫地正大编：《日本近代思想大系13·历史认识》，东京：岩波书店1991年版，第381-382、385、386页。
[50]具体背景与英译本情况，参井上幸治《モンテスキューの思想的生涯》“前言”，收入《世界の名著》28，东京，中央公论社1980年第6版，第8-9页。关于何礼之的生平事迹见大久保利谦：《幕末英学史上における何礼之—とくに何礼之塾と鹿儿岛英学との交流—》，收入《大久保利谦历史著作集5·幕末维新洋学》，京都，吉川弘文馆1986年版，第345-367页。
[51]原文作“レプツブリック（共和政治）ナリ，モナルキー（立君政治）ナリ，デスボテリズム（专制政治）ナリ之ヲ政府ノ三颣ト称ス”，何礼之译《万法精理》卷2，第1页，明治九年（1876年）一月刻成，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图书馆藏。
[52]原文作“此ニ据チ之ヲ见レハ支那ハ专制ノ国ニシテ，其元气ハ畏惧ニ”，何礼之译《万法精理》卷8，第30-31页。
[53]福沢谕吉：《西洋事情》，第357页。原文做“ただ国君一人の意に随いて事を行なうものを立君独裁[デスポット]と言う。ロシヤ、支那等のごとき政治、これなり。”
[54]参郑匡民：《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第54、83-84页。
[55]原文作“政体の名称数种あり，曰く立宪、曰く专制、曰く立君、曰く共和なり”，原载明治十四年（1881年）三月二十四日《东洋自由新闻》第3号，收入《日本现代文学全集2·福泽谕吉·中江兆民·罔仓天心·德富苏峰集·三宅雪岭》，东京，讲谈社1980年增补改订版，第129页。
[56] 原文作“今日西洋ことを何にも知らず、专制政治を无上の政体と心得たり”；“立宪政体の场合と违ひ，专制の邦国にて优者の地位に立ち”，《日本近代文学大系2·明治政治小说集》，东京，角川书店1974年版，第350、352页。
[57]见陆羯南：《近时宪法考》绪言及第四章《泰西主义及支那主义の注入》，收入西田长寿、植手通有编：《陆羯南全集》第1卷，东京，みすず书房1968年版，第3页下、第10页上；原发表出处据第686页“解说”。
[58]原文分别作“此五政体中ニ于テ君主擅制、君主专治、贵显专治等ノ如キハ皆未タ开化文明ニ向ハサル国ノ政体ナリ。就中擅制ノ如キハ蛮夷ノ政体ニシテ尤モ恶ムヘク贱ムヘキモノナリ”、“五政体中公明正大确然不拔ノ国宪ヲ制立シ以テ眞ノ治安ヲ求ムルモノハ、独リ上下同治万民共治ノ二政体ノミ、因テ之ヲ立宪政体ト称ス”，前引《明治文化全集》第2卷“政治篇”，第19页。
[59]明治六年（1873年）十一月《立宪政体に关すゐ意见书》，原文作“维新以来……我国……政ハ依然タル旧套ニ因袭シ、君主擅制ノ体ヲ存ス”，见日本史籍学会编：《大久保利通文书》五，覆刻本，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78年版，第183-185页。这里大久保使用的是“君主擅制”，而伊藤博文谈话在引述概括大久保建议的精神时用的则是“君主专制”或“专制”，《大久保利通文书》五，第205、206页。
[60]参中村尚美：《明治国家の形成とアジア》第一章“明治政权の指导理念”三“君民共治体制の主张”，东京，龙溪书舍1991年版，第17-18页；坂田吉雄：《天皇亲政：明治期の天皇观》三“有司专制と君德培养”，京都，思文阁出版1984年版，第41页。
[61]板垣退助等：《民选议院设立建白》，收入植手通有编：《思想の海へ“解放と変革”》⑥《明治草创＝启蒙と反乱》，东京，社会评论社1990年版，第135-139页。
[62]板垣退助：《自由党组织の大意》，收入井出孙六编：《思想の海へ“解放と変革”》⑦《自由自治元年の梦》，东京，社会评论社1991年版，第82-83页。
[63]陆羯南评论自由论派时语，原发表在明治二十三年（1890年）8月11日《日本》，收入前引《陆羯南全集》第1卷，第51页下、第689页。
[64]参陆羯南：《近时政论考》，第41-46、47-55页；关于当时政论的分析亦参郑匡民：《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第122-135页。
[65]如自由论派、改进论派与帝政论派均主张立宪制，只是前两派强调的是个人自由，后者突出国家主义，见《近时政论考》，第53下-54页上；甚至连思想转向后的加藤弘之也还是主张“立宪的族父统治的政体”，参郑匡民前引书，第215页；亦有如中村正直者，认为提高人民素质为首要任务，改革政体应放在第二位的思想家，郑匡民：《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第107页；只有少数，如陆羯南所代表的国民论派，认为“专制”有些正面价值，见前引《近时政论考》，第68页。
[66]详见家永三郎、松永昌三、江村栄一编：《明治前期の宪法构想》（增订第2版），东京，福村出版1987年版。
[67]《明治宪法》条文见家永三郎等：《明治前期の宪法构想》附录，第435-440页，分析参殷燕军：《近代日本政治体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75-189、206-213页。
[68]时至今日，日本学界对于明治时期国体的研究依然很少称之为“专制”政体，反而是日本以外的学术界多持此说，见殷燕军前引书，第8-12、202-206页。
[69]当时生活在日本的梁启超亦认同日本的政体，见《答某君问德国日本裁抑民权事》，《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中华书局1945年版，第53-54页。并见陆羯南前引《近时政论考》，第51页上。
[70]牛建科：《试析日本国学家的中国观》，《延边大学学报》第40卷第4期（2007年8月），第9-14页。
[71]梁启超：《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60页。
[72]王韬：《重民下》，《弢园文录外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18-19页。此书最早刊行于1882年。
[73]参耿云志等：《西方民主在近代中国》，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年版，第17-19页；近藤慎一《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第238-240页。
[74]具体情况可参朱维铮：《在晚清思想界的黄宗羲》，收入所著《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356-358页；朱俊瑞：《黄宗羲的“君主论”对戊戌维新思想家的影响》，《福建论坛》2000年第2期，第44-48页；谢贵安：《〈明夷待访录〉的近代“误读”与“新民本”思想的历史影响》，《哲学研究》2003年第2期，第52-57页。
[75]见《陈旭麓文集》第4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9-210页。沟口雄三亦有类似的批评，见《中国前近代思想的屈折与展开》，收入《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演变》（索介然、龚颖译），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34-236页。关于黄宗羲等人的思想有许多溢美的评价，比较确当的分析见张师伟：《民本的极限——黄宗羲政治思想新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76]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37页。王尔敏亦指出当时其他人的类似论述，可参。见《晚清政治思想史论》，第191-195页。
[77]侯外庐：《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1页。
[78]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108页。
[79]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第62-63页。关于梁启超批判王权的的分析，见张灏著，崔志海、葛夫平译：《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68-69页。
[80]张灏指出，虽然《仁学》在谭嗣同死后发表，但梁在此之前对它的内容和一些主要思想早已相当熟悉。梁启超后来认为《仁学》在他的思想形成中是最有影响的著作。见《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第44-45页。
[81]参耿云志等：《西方民主在近代中国》，第32-33页，作者在这里依然使用了“批判封建专制”一类的说法，但实际上当时并未出现“专制”一词。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中仍然在大臣独断意义上使用“专制”一词，如《日本国志》卷3《国统志》，“（明治十年）是年复开地方官会议”注云“政府欲以地方官会议为议院始基，稍变官吏专制之治，藉以塞民权自由之口”，后面注文又云“而政权所属，上不能专制于朝廷，次不能委寄于臣隶，又不得不采泰西上下议院之法以渐变君民共主之局。”收入沈云龙编：《近代中国史料丛编》第10辑， 96（1），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版，第125、126页。
[82]康有为《请定立宪开国会折》（代内阁学士阔普通武，1898年8月）中有“吾国行专制政体，一君与大臣数人共治其国，国安得不弱？”（收入康有为《戊戌奏稿》，此据汤志钧：《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38页）似乎使用“专制政体”一说要早于梁启超，但据黄彰健等的研究，该折内容为康有为逃亡日本后改写的，见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增订本），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687-689、902-903、916页；孔祥吉：《〈戊戌奏稿〉的改篡及其原因》，收入胡绳武主编：《戊戌维新运动史论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92-294页。故可不置论。
[83]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第10页。
[84] “君官共主”疑误。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第71页，载此文则做“君民共主之国”，似应从之。
[85]引自《清议报》第12册，影印本，第2 册，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版，第747页。这三种政体的“旧译”最早似出自王韬《重民下》，《弢园文录外编》，第18-19页。唯“君官共主”，王韬做“君民共主”。
[86]徐复观对此做过考察，他认为“专制政体一名之使用或即始于梁氏（指梁启超——引者）；而其取义则系来自西方，殆无可疑”，时间是1899年，并举此文为证。徐复观对这种轻率地比附中西政体的做法也持批评态度。均见所著《两汉思想史》第1卷“中西专制的不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6-77页。近藤慎一亦认为最早在1899年4月为梁启超所使用，出自对欧美政治学说的介绍，具体则是伯伦知理的《国家论》，见《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第241页。近藤似没有注意到《各国宪法异同论》一文。
[87]《草茅危言》，《清议报》第27册，影印本，第4册，第1746-1747页。
[88]《蒙的斯鸠之学说》，《清议报》第32册，影印本，第4册，第2078页。
[89] 1902年梁启超又撰文详细介绍了孟德斯鸠的学说，见《法理学大家孟德斯鸠之学说》，收入《饮冰室合集》文集十三，第18-27页。
[90]《译书汇编》第1卷第1期，第35页。清华大学图书馆藏。关于《译书汇编》的一般情况，参丁守和：《〈译书汇编〉宣传西学提倡改革》，收入所著《中国近代思潮论》，广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46-461页。
[91]《译书汇编》第1卷第1期，第41页。
[92]以上分见《译书汇编》第1卷第1期，第54-55页。
[93]《译书汇编》第1卷第1期，第24-25页。
[94]关于《译书汇编》的影响，近藤慎一《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第242页有扼要的分析。
[95]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以下简称《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67-68、70页。
[96]《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第76页。
[97]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90页。
[98]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93、95页。
[99]如《与〈伦敦被难记〉俄译者等的谈话》（1897年初）、《中国的现在与将来》（1897年3月1日）、《与宫崎寅藏平山周的谈话》（1897年8月下旬），见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6、87-106、172-173页。
[100]《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20页。
[101]《在檀香山正埠荷梯厘街戏院的演说》（1903年12月13日），《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26页。
[102]《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1906年12月2日），《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25页。
[103]王文涛：《中国古代“专制”概念解读》，第173页指出，1892年郑观应《盛世危言》就多次提到君主“专制”，不确。引文出自郑观应著，王贻梁评注：《盛世危言》，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11页及第112页注释①。
[104]甘韩：《皇朝经世文新编续集》卷18“民政”，第3页下-8页上、第14页下-16页上，卷4“法律”，第13页上-19页下，商绛雪斋书局1902年刻本。收入卷4的《孟德斯鸠学说》一文作者不详，似非梁启超。
[105]《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第651、652-653、654页。
[106]《国民日日报汇编》第1集，影印本，收入罗家伦主编：《中华民国史料丛编》A15.1，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68年版，第276页。
[107]《国民日日报汇编》第2集，第342-343、349页。
[108]《国会与地方自治》，1907年5月《中国新报》第5期“论说四”，第87页，国家图书馆藏缩微胶卷，下同。
[109]《东方杂志》第2年第1期“社说”，商务印书馆1905年2月，第1页，国家图书馆藏缩微胶卷，下同。
[110]《民报》第1号，影印本，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2页。
[111]《东方杂志》第2年第12期“社说”，1906年1月，第246页。
[112]《民报》第3号，影印本，第7-8页。
[113]《新民丛报》第4年第20号（原第92期），1907年5月，第30页，国家图书馆藏缩微胶卷，下同。
[114]《东方杂志》第2年第4期，第80-81页。
[115]《民报》第6号，影印本，第11-12页。
[116]梁启超：《开明专制论》，《饮冰室合集》文集十七，第77-83页；参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第173-177页；董萍平：《论梁启超由主“变法”到主“开明专制”的思想演变历程》，《益阳师专学报》1989年第2期，第37-42页。
[117]《新民丛报》第16号，1902年9月16日，第63-64页。
[118]《新民丛报》第24号，1903年1月13日，第39页。
[119]《中国新报》第1卷第1号，第1页。
[120]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8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51、158页。
[121]《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8册，第190页。
[122]佐藤慎一：《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第236页。
[123]转自钟少华编：《词语的知惠——清末百科辞书条目选》，贵州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58页。
[124]黄摩西：《普通百科新大辞典》“立宪政体”条（5.1009）、“法治国”条（8.268），上海国学扶轮社1911年，分见丙集第91页，辰集第27页。
[125]《辞源》，商务印书馆1915年初版，1922年第17版，寅集，第94页。
[126]夏曾佑：《中国古代史》，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232页。
[127]夏曾佑：《中国古代史》，第253页。
[128]夏曾佑：《中国古代史》，第257页。
[129]夏曾佑：《中国古代史》，第355页。
[130]钟毓龙：《新编本国史教本》，中华书局1914年版，1920年第16版，引文见第57页。
[131]顾颉刚、王钟陵编，胡适校订：《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中册，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第61-62页。
[132]周予同：《开明本国史教本》上册，开明书店1932年版，第60页；下册，1933年版，第116、118页。
[133]金兆梓：《新中华本国史》，中华书局1933年版，第108页。
[134]徐则陵起草的《1923年高级中学公共必修的文化史学纲要》第46课与第90课，收入课程教材研究所编：《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历史卷》（以下简称《历史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8、19页。
[135]《1929年高级中学普通科外国史暂行课程标准》教材大纲（四）“近世史”，收入《历史卷》，第40页。
[136]《1956年初级中学中国历史教学大纲（草案）》说明，初中一年级“完成了统一全国事业的秦始皇采取了各种措施来加强统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确立了”，收入《历史卷》，第137页。同年的《高级中学中国历史教学大纲（草案）》在秦、明与清代亦有类似的表述，收入《历史卷》，第198、207、208、209、212页；此后《1963年全日制中学历史教学大纲（草案）》、《1978年全日制十年制学校中学历史教学大纲》、《1980年全日制十年制学校中学历史教学大纲》与《1986年全日制十年制学校中学历史教学大纲》均有类似的内容与要求，收入《历史卷》，第275、277、278、342、393、400、401、402、403、455、463、464等页。
[137]此书原为1929年上海中山书店出版，后收入《中国制度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445页。
[138]毛泽东：《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618页。
[139]曾资生：《中国政治制度史》第2册，南方印书馆1943年版，此据《民国丛书》第4编第20册影印本，上海书店1992年版，第21、35页。
[140]杨熙时：《中国政治制度史》，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此据《民国丛书》第4编第20册影印本，第14页。
[141]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9页。此书原作为文章发表，1948年初版，1981年再版。
[142]参罗志田：《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第40页。
[143]收入《政学私言》下卷，《钱宾四全集》第40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版，第123、133-135页。
[144] 1945年3月发表于《东方杂志》第41卷第6期，第2页，后收入《政学私言》上卷，《钱宾四先生全集》第40册，第5-6页。
[145] 1945年5月《东方杂志》第41卷第10期，第2页，《钱宾四先生全集》第40册，第42页。
[146]见《国史大纲》“引论”八，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4-16页。《中国历史研究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4页。此外，他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晚年则在《国史新论》中继续坚持这一观点。关于他的这一观点近来亦有学者提出反驳意见，见万昌华：《钱穆若干历史观点商榷》，《文史哲》2005年第4期，第117-118、119-120页。
[147]彭明、程啸：《近代中国的思想历程》第4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72-184页；佐藤慎一指出了四点原因，见《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第241-242页，可参。
[148]关于正史的曲笔，清人赵翼等已做过不少分析。这里不妨以前人很少提起的《汉书》为例，再做一具体说明。班固为了维护汉朝的正统，不惜在记述王莽与新朝时加以“曲笔”。不仅将对王莽的记载归入“传”，且安排在全书的最后；就是具体的记述中也通过特定“笔法”加以贬斥，如对王莽所下诏书，《汉书·王莽传》书做“下书”而非“下诏”，见《王莽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128、4130、4131、4154、4158、4159、4161、4174、4175、4178页等，只有两处用了“下诏”，见第4152、4164页，恐是没有改尽。据该传载群公奏言“臣等尽力养牧兆民，奉称明诏”（第4134页），田况上言云“窃见诏书，欲遣太师、更始将军”云云（第4172页），可知当时仍用“诏书”，说“下诏”。班固写作“下书”是为了将王莽贬入“闰位”，不承认其为皇帝，这自然是一种歪曲。此外，为了证明王莽无计可施，云“（莽）性好时日小数，及事迫急，亶为厌胜”，并举出若干事例，最后说“如此属不可胜记”（第4186页）。根据《论衡》以及几十年来出土的大量简牍，我们日益清楚地认识到汉代人“好时日小数”是相当普遍的现象，对此，班固并没有正面记述，而在这里却格外专门举出王莽好时日小数，一无一有，似乎衬托出王莽到了穷途末路，实际上，汉人在日常生活中离不了“时日小数”，并非走投无路才如此。班固如此记述是为了证明历史在向汉朝发展而有意安排的，也是一种曲笔。
[149]《新史学·论正统》，收入《饮冰室合集》文集九，第24页。
[150] H. Butterfield, The Whig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51). pp. 1-7,107.梁启超
[151] Arif Dirlik, “Chinese History and the Question of Orientalism”, History and Theory, Vol.35 No.4. (Dec.1996), pp. 106-107.
[152]关于这一问题，参任达著，李仲贤译：《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0》，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版，第193、195页；桑兵：《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转型解说》，见程美宝：《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晚清以来“广东文化”观的形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3、14、17-19页。两位强调的是19世纪末以来的变化，实际还应追溯到明清传教士时代。
[153]小岛毅：《中国的皇权——〈礼治和政教〉导论》，第348页亦提到这一点。
[154]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收入所著《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