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条柔拂暗香浓，月晚挑灯赏玉容。委婉得承卿在侧，晓来犹觉目惺松-每天学习一点点，每天进步一点点！
广义的兰花是兰科植物的总称，石斛、卡特兰、蝴蝶兰、春兰都属于兰科。但是，中国传统上的兰花，主要是指兰属植物（Cymbidium），也有人称之为中国兰或国兰。兰花作为观赏植物不仅拥有广大的爱好者，而且成为诗歌、绘画和工艺品等寓意和表现的题材。自古以来，养兰、咏兰、画兰、写兰者来去匆匆，留下了大量的珍贵品种和墨宝。纵观古今中外，不乏通过兰花联结友谊、促进交流、陶冶心性、培养情操的事例。
兰花活动已涉及经济、文化、民俗和日常生活的许多方面，成为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兰花文化。 兰花文化在中国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00至1000年。在当时成书的《诗经》中，有一首描写陈国风情的诗“防有鹊巢”，诗中首次出现了兰科植物的名称。此诗写道： 中唐有甓，邛有旨鬲。 谁侜予美，心焉惕惕。 诗中的大意是：中堂有瓷砖，土堆上有鬲草，谁欺骗我心爱的人，心中惕惕不安。这里的“鬲”，据西汉《毛传》和三国时代《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的注释，就是指今天的绶草[ Spianthes sinens（ Pers．）Ames]，又称龙盘参。陆玑（261～303）说：“ 鬲五色作绶文，故曰绶草”。这和兰科植物绶草花序的特征是相符的。这可能是世界上最早记载的兰科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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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鲁水良等（见“盆栽兰起源于河姆渡的考证”载“中国兰花信息”第38期，1993年8月）根据保藏于浙江省余姚市河姆渡遗址博物馆中的两块出土陶片上的植物叶片，认定是箬兰（虾脊兰），因而推断中国在7000多年以前就开始盆栽兰花。这确实是一个“惊人”的发现。陶片图案上的几片叶子的叶脉十分清晰，可惜不是平行脉，而是羽状脉，多条侧脉横出或斜出，与中脉交成锐角。也就是说，陶片上的植物不仅不是兰科的虾脊兰，连万年青也不是，根本不是单子叶植物。 河姆渡时期距今7000多年，当时的生产力是十分低下的。根据一般常识，人们认识植物是从实用开始的。“蘭”的记载也是从杀虫、沐浴、辟邪、芳香等方面开始的。在生产力十分低下的情况下，人们有可能简单地引种一些可食的块根、果实或药用植物，而不可能去栽种专门的观叶植物。虾脊兰属（Calanthe）植物无食用、药用价值，花叶均不甚美观，中国传统上也未见栽培，上述推论的可信程度是不言自明了。
中国古代典籍中的“蘭”并不是指今天的兰花或兰科植物。“蘭”字最早见于《韩诗章句》——一部转述、记载孔子以前郑国风情的诗集，但早已亡佚了。据唐代徐坚等辑的《初学记》转引《韩诗章句》中有如下的一段话：“郑国之俗，三月上已，于溱、洧两水之上，招魂续魄，秉蘭拂除不祥……。”这里的“秉蘭”，和《诗经》中描写郑国风情的诗“溱洧”中的“秉蘭”，说的是同样的事。“溱洧”中写道： 溱与洧方涣涣兮， 士与女方秉蘭兮。 女曰观乎，士曰既且。 且往观乎，清之外。 洵讦且乐，维士与女。 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 这里的“蘭”与上面《韩诗》中的“蘭”指的是同一种植物。陆玑疏云：“蘭即蘭，香草也”。“秉兰”或“秉兰”说的是手执兰草。郑国青年男女在冰融雪消，春天来临，河水初泛之际，外出郊游，人手一枝兰草，既可辟邪，又有香气，令人羡慕。
但是，当时的兰草显然不是今天的兰花，而是另一种芳香植物。溱、洧二水即今日的双洎河及其支流，位于河南省中部。那里并不产兰花，即使在2000多年以前气候比较暖和，也不可能有足够数量的兰花，人手一枝。清朝著名的植物学家吴其瀣（ 1789～ 1847）曾亲自考察了溱、洧二水，看到了满山遍野的“蘭”。他在《植物名实图考》中写道：“余过溱洧，秋蘭被坂。紫萼杂逐，如蒙绛雪。因知诗人纪实，不类赋客子虚。”看来，《韩诗》中的“蘭”和《诗经》中的“蘭”指的就是在河南中部很常见的菊科泽兰属（Eupatorium）植物。这是没有多大疑问的了。 那么，在那以后的孔子（公元前551～前479）、越王勾践（？～公元前465）与屈原（约公元前340～前278）是不是提到过兰花或种过兰花呢？这是今天书刊中争论比较多的问题。在孔子时代，“蘭”作为辟邪、沐浴、礼仪的香草而被利用是没有疑问的。《韩诗章句》和《诗经》都是转述孔子所删定的《诗》三百的。与孔子同时代的《左传》中也有“蘭”的记载：“郑文公有贱妾曰燕姞，梦天使与己兰……而有子”。但是《孔子家语》中的“蘭”，就未必可靠了。
据《汉书???·???艺文志》著录，《孔子家语》原书37卷，但早已亡佚了。今天传世的10卷《孔子家语》为三国时代魏国王肃所收集与伪托。内容有实有虚，虚实难辨。而且，即使孔子说兰，也与今天的兰花毫不相干，这里需要加以澄清的是“王者香”之说。“王者香”见于《琴操，猗兰操》中的一段记载：“孔子自卫返鲁，隐谷之中见香兰独茂。喟然叹曰：夫兰当为王者香草。”《琴操》相传为东汉蔡邕（132～ 192）所撰，距孔子时代 600余年，即使这段记载可靠，也只能证明孔子所说的“蘭”并非今天的兰花。当时的卫国在今天河南北部滑县一带，而鲁国在山东。河南滑县在伏牛山以北，属温带地区。即使在2000多年以前气候略为暖和，也仍然是温带南缘。从河南北部到山东是不可能看到繁茂的野生春兰之类的兰花的。 与此同时代的越王勾践种兰之说更是一桩疑案。《越绝书》的记载不论是“勾践种兰渚山”抑是“勾践种兰渚田”，其意则一，都是说耕种或种植于“兰渚”山或“兰渚”田，而绝非种兰于“渚山”或“渚田”，这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兰渚”是一个地方名，而未闻有“渚山”或“渚田”的。有人根据 1600多年以后的《会稽志》、《续会稽志》中的只言片语认定越王勾践种兰，那是不足为信的。勾践是有作为的君主，在卧薪尝胆之年是不可能去养花逍遣的。如果种兰是为了向吴王进贡，以转移吴王的注意力，那么历史上也会大书特书的，何以会等到1000多年以后，由文人偶尔提一笔呢！？这显然是不可信的。笔者曾到浙江绍兴访问，得知有兰渚山。据兰渚山麓《兰亭》文物管理人员说，兰渚山土壤粘度高，石砾少，排水不畅，不产兰花。这与笔者的结论是一致的。
晋朝王羲之在蕙兰盛开的季节聚会于《兰亭》，吟诗作词而不写兰，也是一个极好的佐证。 历史上影响最大，争论最多的是屈原的《离骚》中的一段话：“余既滋兰之九畹，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足。冀枝叶之峻茂兮，愿侯时乎吾将刈。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这是一段相当完整的记载，既寓深意，又写实景，寄深意于实物之中。这里的“滋兰九畹，树蕙百亩，”’是实际景物的反映，也就是说当时的兰草是成片成百亩地栽种的。连怎样种也写得很清楚，是把留夷和揭车种于畦床上，其间杂以杜衡与芳芷。留夷、揭车、杜衡与芳芷都是香草，也就是说都是兰草。但并不是供观赏之用，而是枯萎后割下来供薰蒸、沐浴、辟邪之用。虽然屈原的用意是暗指自己培育了无数的“兰蕙”（人才），最终“兰芷”衰为不芳，“荃蕙”化而为茅，慨叹人世沧桑和人情冷暖，但却是通过写实来达意。这也正是中国古代文人的传统。全文前后连贯，合乎逻辑，显然是从实物中得到启示的，绝非凭空杜撰。看来，当时的兰蕙是可以较大面积栽种的香草，而绝不可能是今天的兰花。春秋战国时代，用干燥的香草沐浴、辟邪、杀虫、祭祀一种民俗。《后汉书注引》有“秉兰草拔除不祥”，《礼记》有“大夫执薰，诸侯执兰”等记载，说明都是祭祀礼仪中的用品，而非供观赏的鲜花。据汉代成书的《山海经》描述，薰草是“麻叶而方茎，赤华而黑实”。《南方草木状》认为薰与蕙是同一物：“叶如麻，两两相对”。看来可能是藿香或零陵香一类的植物。它们都是干后仍具香气的，而非今天的兰花，只有鲜花才可能有香气。 到了汉朝与晋朝，涉及兰蕙的描写就更多...。但细究起来，仍然不是今天的兰花。例如刘向（公元前77～前6）在《说苑》中有“十步之内必有芳兰”的说法。陈寿（233～297）在《蜀志》中有“先主常衔张裕不逊，下狱将诛之。诸葛亮表请其罪。先主答曰：芳兰生门，不得不锄。”晋朝张华（232～300）描写北方景色，有“兰蕙缘清渠，繁华荫绿渚”之句。晋书《文苑传》也有：罗金“致仕还家，阶庭忽兰菊丛生”的描写。这些都说明，当时的所谓兰蕙是到处生长的野草，而非今天的兰花。西汉《大戴礼记》的《夏小正》篇的“蓄兰传”中有：“五月蓄兰为沐浴也。”东汉《神农本草经》在兰草条目之下有：“杀虫毒，辟不祥”的记载”看来与春秋战国时期所指的兰是相同的，都是可供薰蒸，杀虫、沐浴、辟邪的植物。 虽然此时兰花尚未见记载供观赏用，但兰科的石斛，赤箭（天麻）和白及已被用作治病的药物了。《神农本草经》首次记载了这3种兰科植物。后来陶弘景（452～536）在《本草经集注》中提到“石斛生六安山谷水傍”。这可能是有关兰科植物生境的最早记载。 这里应该特别加以说明的是举世闻名的《兰亭集序》。兰亭是晋朝著名书法家王羲之和文人墨客聚会的地方。它坐落在浙江绍兴兰渚山之麓。亭可能是因傍山而非种兰而得名。公元353年王羲之邀请42位名流文士在此吟诗饮酒，作“修禊”之事。“修禊”是古代一种习俗，即农历三月三日到水边嬉游，以消除不祥。据史书记载，此次聚会共作了37首诗词。“十一人各成四言、五言诗一首”“十五人成一篇”“十六人诗不成罚酒三巨觥。”笔者仔细阅读了这37首诗词，只看到两首涉及“兰”字。其一是徐丰之的“俯挥素波，仰掇芳兰。尚想嘉客，希风永叹”；其二是袁峤之的“人亦有言，得意则欢。嘉宾既臻，相与游盘。徽音叠泳，馥然若兰。苟齐一致，遐想揭竿。”前者似乎是描写乘船戏水随手向岸边摘取兰草的情景，而后者仅指香味而已。两者都不太可能是指真正的兰花。王羲之和勾践相距800余年，如果在勾践时代已开始种兰，80O年后同样在兰渚山附近，甚至在以“兰”命名的亭子上，举行那样的盛会，必定会有大量写兰的诗词。但是在37首诗词中仅有的两个“兰”字，也是随意带上一笔的。这只能说明直至王羲之时代，真正的兰花还没有被栽培作观赏用。
近代日本学者田边贺堂在《兰的栽培的枝节》中认为，建兰与素心兰是在秦朝和唐朝分别从中国引入日本的。彭双松在《台湾兰蕙，新辑》中也认为日本广泛栽培的“骏河兰”是由徐福带入日本的。但两者都没有引出可靠的文献为根据。据笔者所知，日本最早的兰花专著是宣英的《兰养》（1700）和松冈恕庵的《恰颜斋兰品》（1728，1772），书中并无类似的记载。近代研究日本兰史的永野芳夫等人的著作中，也未有此种说法。 “兰”是香草的总称，生于山上称山兰，生于水泽的称泽兰。香草的种类很多，生境各异，既有山坡河岸，也有岩壁林下。有人认为陈朝周弘浪的《山兰赋》中的“产于空崖”和“屏出幽而静异”之句是指真正的兰花，这未必是可靠的。至于唐太宗的《芳兰》与真正兰花的距离就更远了。唐代的首都和御苑在西安，那里地处北国，绝不会有真正“兰场”的景色。即使在今天，要做到这一点也未必是可能的。盛唐文化有很大的发展，涉及的诗词不少，包括王维（701～761）、李白（ 701～ 762），白居易（772～846）等。
最近，史学家吴厚炎教授曾引《汗漫录》，说“王维以黄磁斗贮兰蕙，养以绮石，累年弥盛。”但以未见王维画兰的墨迹与记载，而不足为信。前不久，另一史学家栾交通先生却告诉笔者，他曾看到西安碑林中有王维的兰诗图，画的是狭叶的兰花，也就是真正兰花。但另一方面从李白笔下的“兰生不当户，别是闲庭草”和白居易的“扫径避兰芽”和“闲从蕙草侵绿阶”等看，指的却是田野或庭院自生自灭的野草。也就是说，与春秋、汉、晋时代所指的“兰”是同一物，不是真正的兰花。诚然，如果有关王维的记载及其碑文确系属实，那么当时兰花的栽培也应是零星的、局部的。看来，对唐代中期的史料作进一步的考证是必要的。 笔者所能确信的，中国最早涉及真正兰花的记载，是唐代末年唐彦谦的《咏兰》“： 清风摇翠环，凉露滴苍玉。 美人胡不纫，幽香蔼空谷。 谢庭漫芳草，楚畹多绿莎。 于焉忽相见，岁晏将如何。 这首五言律诗所描写的无疑是真正的兰花，即兰属植物，也就是国兰。翠环显然是指下弯成半圆形的带形绿叶；苍玉是绿白色的花；莎是指具带形叶的植物，后人也有称兰属植物为莎的。除此以外，其他香草未见具有这种特征的。看来是比较可靠的。
唐彦谦曾在陕西汉中和四川做官，此诗可能是他在公元860～880年间所写的。 唐末另一处比较可靠的记载是杨变的《植兰说》： 或种兰荃，鄙不遄茂。 乃法圃师，汲秽以溉。 而兰荃洁净，非类乎众莽。 苗既骤悴，根亦旋腐。 这里所总结的种兰经验，与今天的情况是相符的。说的是栽培兰花不应像给蔬菜施肥那样施人粪尿，否则根会腐烂。这在后来的多种兰谱中得到确认。《植兰说》是迄今所知对兰花栽培方法最早的记述。杨变生卒年月不可考，但他是田郡的幕僚，推测他写《植兰说》当在田郡发达之时，大约在公元880～890年之间。 上述两处诗文的时间相距较近，也比较可靠。由此可以推断，兰花（国兰类）的栽培，在9世纪下半叶，亦即唐代末期的上层人士中，已经比较普遍了。而在此以前的王维、李白时代，亦即8世纪的盛唐时期，也有可能已见于局部地区。从零星到普遍，经历了100多年时间，这似乎是合乎情理的。 五代的50余年，可能由于社会动乱，战事频繁，关于兰花的栽培未见更多的记载。仅在宋陶后撰的《清异录》中有：“唐保大二年，国主幸饮香亭，赏新兰。诏苑令取沪溪美士为馨香侯拥培之具。”这里的“新兰”，很可能是今天的兰花。南唐定都南京，唐保大二年为公元943年，距唐未有半个世纪，兰花栽培范围继续扩大是合乎常理的。 到了北宋，黄庭坚（1045～ 1105）在书《幽芳亭》中对兰花所作的描述，可以说是相当准确的了。他写道：“兰蕙出莳以沙石则茂，沃以汤茗则芳，是所同也。至其发华，一干一华而香有余者兰，一干五七华而香不足者蕙。”这是对春兰和蕙兰的确切而科学的描述，也是首次用蕙来称呼真正的兰花。
北宋出版了很多药用本草，其中《证类本草》（1083）留下了我国最早的兰科植物（石斛与天麻）的木刻图据记载在此以前的唐《新修本草》（659）也有附图，可惜已经亡佚，无从查考了， 到了南宋，有关兰花的记载就更多了。例如《尔雅翼》（1174）中就写得更具体：“兰之叶如莎，首春则茁其并，长5～6寸，其梢作一花，花甚芳香。”这无疑是指春兰。此时兰已成为只指兰属植物的专用名词了。古人对于这种变化是有觉察的。朱嘉（1130～1200）在《楚辞辩证》中写道：“大祗古之所谓香草，必其花叶皆香……。若今之兰蕙，则其花虽香，叶乃无气……”。并作诗曰：“今花得古名，旖旎香更好。”作为不谙植物的文人，能得出这样的结论，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南宋末年，兰花的栽培已有很大的发展，相继出现了两本专著，即赵时庚的《金漳兰谱》（1233）和王贵学的《兰谱》（1247）。这两本书所包括的品种大多数是来自福建的兰花，内容也大同小异。书中详细地评述了兰花的品种、栽培、施肥、灌溉、移植、分株、土质等方面的问题。不仅是我国，也是全世界最早的植兰专著。 《兰谱》中还把兰花与“岁寒三友”的松、竹、梅作了对比，得出了高于它们的结论：“竹有节而啬花，梅有花而啬叶，松有叶而啬香，然兰独并而有之。” 从北宋开始，兰花绘画也逐渐发展起来了。据宋代《图画见闻志》《宣和画谱》《画继》等记述，北宋的任谊，米芾等都曾画兰，可惜他们的画卷没有流传下来。目前保藏在故宫博物院（北京）的最早兰花画卷是北宋（960一1126）宫庭画家的一幅蕙兰水彩工笔纨扇画。此画复制品系画家孙晚坪先生提供的。他告诉笔者：此画风格比较古朴，线条粗放，具有明显的北宋画风。这或许是中国最古老的兰花水彩画。从花的形态看，还是一种蕙兰的蝶瓣奇花，看来在北宋时期养兰、赏兰已有相当的根底。另外两幅保藏在故宫博物院的是南宋末年著名画家越孟坚（1199～1264）的真迹。其中一幅画上有诗云：“六月衡湘暑气蒸，幽香一喷冰人清。曾将移入浙西种，一岁才华一两茎。”看来画是创作于湖南，而兰花则是从浙江引入的。
赵孟坚字子固，号彝斋，是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的第十二世孙。他能诗，善书法，工画兰。他的画兰起手诀：“龙须凤眼致清幽，花叶参差莫并头。鼠尾钉头皆合格，斩腰断臂亦风流。”颇为人称颂，所画兰花后人称为绝艺。明代书画名家文徵明诗曰：“高风无复赵彝斋，楚畹湘江烂漫开。干古江南芳草怨，王孙一去不归来。”并接着写道：“彝斋为宋王孙，高凤雅致，当时推重，比之米南宫，其画兰亦一时绝艺云。”南宋灭亡后，他年已垂暮，隐居于湖南嘉禾，不食元禄，继续画兰，以示忠贞与清高。 宋末元初另一位画兰名家是郑思肖（1241～1318）。他自号“所南翁”，画兰以无根无土抗议元朝南侵。南宋灭亡时他年仅38岁，不仕于元朝，隐居吴下（今江苏苏州），画兰以明志。他的一幅传世画卷作于1306年1月15日（农历），目前藏于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在此幅名画上的一首诗中，他对南宋的忠贞情操表露无遗：“向来俯首向羲皇，汝是何人到此方。未有画前开鼻孔，满天浮动古馨香。”他还把自己的画室叫做“本穴世界。”“本穴”就是暗指“大宋”。这一切都使他享有“忠贞”的盛誉，受到后人的称赞和敬仰。元朝四大画家之一倪瓒（1306～1364）有诗曰：“秋风兰蕙化为茅，南国凄凉气已消。只有所南心不改，泪泉和墨写离骚。”笔下深情地再现了“所南翁”坚贞不屈的形象。清末民国初年的著名书画家吴昌硕（1844～1921）在一幅署名“缶道人”的兰花画卷中也有一首诗曰：“怪石与丛棘，留之伴香祖。可叹所南翁，画兰不画土。”表达了画家画兰思郑之情。 赵盂坚和郑思肖“画兰明志”的高尚情操为后世所推崇。从此，兰花也就更加成为洁净、忠贞、高尚的象征，为民众所普遍喜爱。 元代以后，养兰进入昌盛时期。明清两代涉及兰花的图志、药书以及以兰为题材的诗词绘画就更多了。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将薰草（蕙草）、兰草和泽兰分别描写，并指出：“兰花亦生于山中，与三兰迥别。兰花生近处者叶如麦门冬而春花，生福建者叶如菅茅而秋花”。不仅把兰花和其他兰草的区别说清楚了，而且也把春兰和建兰的区别指出来了。大约明初成书的《滇南本草》还首次记载了“兰花对叶草”，也就是现在的斑叶杓兰。明清两代文库中著作甚丰，涉及兰花的记载比比皆是，像《群芳谱》（1630）、《花镜》（1688）、《广群芳谱》（1708）以及后来的《南越笔记》（1777）和《植物名实图考》（1848）等都记载了兰属以外的许多兰科植物，有些名称一直沿用至今。例如《群芳谱》中的风兰、朱兰，《南越笔记》中的鹤顶兰、竹叶兰，《植物名实图考》中的白蝶花等。 在兰花专著方面，明清两代也有很大的增加。明代高濂的《遵生八笺》（1591）收录了许多民间的经验，如“种兰奥法”、“培养四戒”、“雅尚斋重订逐月护兰诗诀”等。其中兰友们熟知的“培兰四戒”：“春不出，夏不日，秋不于，冬不湿”，常为国内外名著所引用。明代重要的兰花专著还有张应文的《罗篱斋兰谱》（1596）、周履靖的《兰谱奥法》（159）、鹿亭翁的《兰易》、簟溪子的《兰易十二翼》和《兰史》（后3部作品据考证是明末冯京第所作）。内容不尽相同，且各有侧重。到了清代，出版的专著就更多了，重要的有冒襄的《兰言》（1695～ 1709）、朱克柔的《第一香笔记》（1796）。屠用宁的《兰蕙镜》（1811）、吴传法的《艺兰要诀》（1811）、张光照的《兴兰谱略》（1816），杨復明的《兰言四种》（1861）、许霁楼的《兰蕙同心录》（1865）、袁世俊的《兰言述略》（1876）、岳梁的《养兰说》（1890）等。最近校注出版的清末区金策的《岭海兰言》也不失为一本经验丰富的兰书。本世纪以来，受到兰界重视的有吴恩元的《兰蕙小史》（1923）、于照的《都门艺兰记》（1929），夏诒彬的《种兰法》（1930）以及严楚江的《厦门兰谱》（1964）等。吴应祥先生的新作《中国兰花》（1991，1993）是对中国兰属（Cymbidium）植物研究的一个较全面的总结，受到普遍的欢迎。
此外，近年来还出版了不少兰花的小册子、图谱等，大多数是中国兰方面的品种、栽培、管理的经验，极少涉及其他兰科植物。 在兰花绘画方面，元代以后也有很大的发展。其中比较著名的是释普明（1312～1368）。他是一位和尚，俗姓曹，号雪窗。他以画蕙兰为主，在江浙一带风靡一时，有“户户雪窗兰”的说法。在他以后，画兰名家颇多，比较著名的有明代的文徵明（1470～1559）、清代的石涛（1642— 1718）、郑燮（1693～1765）以及清末民国初年的吴昌硕（ 1844～ 1927）等。据清初出版的《芥子园画传》，收录的兰画达35幅之多。而据《支那南画大成》所录，今天保存在世界各国博物馆的兰花画卷至少有明代11位画家的33 幅和清代32位画家的101幅。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也是和中国的传统文化素养分不开的。中国人喜欢素淡、雅致、清幽、洁净的风格，推崇忠贞、廉洁、质朴、坚韧的情操，而中国兰正是这种风格与情操的完美结合，令人清心，令人舒怀。人们欣赏兰花不仅仅限于花，而且涉及香气、姿态、叶艺、盆架等方面。有人说，庭院一盆兰蕙，可以衬托出主人的身份和情趣。这恐怕也未必是夸大其词。诚然，中国人对兰花的欣赏已远远超出兰花的本身，而是和文学、艺术、道德、情操结合在一起，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就是兰花文化！今天，人们将兰花文化追溯到孔子的时代，也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我们从科学上、史学上澄清中国古代兰花文化的史实，但也赞成不受这个史实的束缚，将兰花文化和唐代以前的兰（香草）文化融为一体，汇入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文化巨流，让炎黄子孙分享和发扬这一灿烂的民族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