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页 :基本信息
书名：海的那一边
作者：张未兹
出版社：四川文艺出版社
内容简介：
平凡而又有梦想的姑娘张未兹凭实力考上美国顶级文理学院，以优异GPA、高分LSAT和精彩面试成绩获得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等知名学府offer,如今在西海岸的斯坦福大学研究生院继续她的西游记。
作者在美国念本科阶段就用英语创作小说，并获得多个小说奖。在本书中，她用灵性而充满张力、幽默又有玩味的笔触记录了自己的留学故事。从高中参加SAT考试和留学申请，到就读美国顶级文理学院，再到申请名校研究生，真实而翔实地讲述了美国大学的宿舍、餐厅、健身房、同学、室友、老师、考试、学习方式、社团活动、西式人际关系、独自穷游美国尤其是刻画了一系列生动有趣的教师和“奇葩”同学、“奇葩”室友、“奇葩”中国留学生的形象，每一个故事背后都有作者对“美国派”独到的感悟与思考，留学并不轻松，能吃苦才能享受，有困扰才有收获，有历练才有成长。
作者简介：
张未兹，吃焦圈不带豆汁，骑单车冲上天桥的北京女孩，飘洋过海到了美国，却进了牧场边上的修道院，雪地里转圈，宿舍里蘑菇战，教室里脑筋急转弯。本科阶段用英语创作的故事让英美文学教授刮目相看，并荣获多个小说奖，现如今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过着和法学相伴的日子。
书摘正文：
壹
“地下党”
展开全文
高一的一个周末，我在书店的英文区挑书。
标示为“名著”的书架上，凡是书不太厚、字体不太小、年代又不太久远的，我要么是已经读过，要么是小时候读过相应的中文版。
畅销书架上，是封皮闪亮的名人传。我翻了翻，发现不是致富经，就是成功术。
颗粒无收，只好去了考试类的书架。本想秒杀四六级练习题取乐，却发现一本名为《SAT阅读精讲》的小册子很是抢眼。小册子里的文章不长，但貌似珠玑锦绣，文采飞扬。
我扫了一眼，满目生词。
我蒙了。我还以为自己的词汇量不错呢。
当时，我并不知道，SATSAT是Scholastic Assessment Test（学术能力评估测试）的简称，即由美国大学委员会主办的美国大学入学考试，有SAT1和SAT2两次考试，俗称“美国高考”。是美国高考的缩写。
我更不知道，那篇节选的文章，是20世纪初美国大律师克拉伦斯???·???丹诺在一次庭审中的辩护，法律领域的经典之一。而当时，我能判断出文章是律师的手笔，主要是靠开头的“各位陪审团成员”(Members of the jury)和“我的当事人”（My clients）。
几年后，当我决定报考法学院的时候，有了冥冥之中、自有定数的感觉。
但当时，我的愿望很简单，就是赶紧把生词弄明白，把文章看懂。
之后的周一英语课，老师一边念书，一边在教室里走圈。到了我这儿，翻了翻我正在读的SAT，警告了一句：“下次，我会单独抽查你。”
我想，下了课，她就会忘的。她关心的，应该是我的期中期末成绩。而且，就算我考砸了，她也不会逼我听她的课。因为，身在曹营心在汉的事，她自己也干过。
但这一次，性质变了。
第2页 :壹：“地下党”
中午，班主任找我谈话。
“你是不是要出国？”
“我没有。”
我的反应慢了半拍。我惊讶英语老师会去告状。
班主任不信，自然要借机教育我一番，但她没有像历史老师那样海阔天空、漫无边际，而是一种言之凿凿、情之切切的姿态。
她列举了我的几大“罪状”：
我期中总分有退步，是不是因为骄傲了？
我上课老是迟到，是不是因为分心了？
上次练广播操，全班一共有三个人做错动作。有没有我？
上周叫我背课文，我的同桌给我提词儿，她可是听到了。我被叫到之前低着头，偷偷摸摸在干什么？
还有，每次看《士兵突击》，我都是梦游似的。梦见到华尔街捡金子了？
我的后三项罪状，关系到班主任的教学特色。
她带的班，广播操蝉联年级冠军12年。因为没有别的班，会在赛前一个月，每天都练操十遍。
她带的班，语文考试默写题满分率全校最高。因为她上课时经常不讲课文，而是抽查背课文。有同学出错，全班一起罚默写。
当然，她也强调有张有弛，劳逸结合。每天放学前，都会让我们看一集电视剧。
那天下午，又到了电视剧时间，播放的是《士兵突击》。窗外，别的班同学正在往外走，而我们班教室的大屏幕上，许三多正在做他的333个腹部绕杠。看着那张因痛苦而满是皱纹的脸，听着欢呼呐喊，我很是困惑：电视剧想要说明什么呢？难道笨人要出名，就得哗众取宠？突破自我，就得自虐？
就是想破吉尼斯纪录，也不至于吧。人家破吉尼斯的，也就图个乐子而已，不会跟崇高精神扯在一起。这位还没破吉尼斯，怎么搞得跟民族英雄似的？
这不能怪《士兵突击》的导演或者编剧。演戏而已，何必较真。可班主任想要教育我们什么？说明她的广播操和背课文方针，至少比腹部绕杠要高明？
我又翻开了SAT。此时，阅读精讲变成了SAT真题。
从那以后，只要是英语课和电视剧时间，我都要看一会儿SAT。
好在英语老师告我的状，只是在行使她的职责而已。她的课，我还是一如既往的自由。而班主任的电视剧时间，看书的，也不只我一个。
在班主任认定我要出国之前，出国于我，只是个模糊的概念。
我对美国教育情况的了解，限于小学时去过美国的同学。他们讲的让我神往，但也限于放学早，作业少，周末假期不补课，天天能吃麦当劳。
我的美归亲戚，几位秃顶的博士，讲起美国大学来，却是苦大仇深。因为，他们去美国的时候，是自己穷国家也穷的时候。
老爸在日本待过，而且是一个海归小圈子的成员。这个圈子里，有留美的、留英的、留德的，还有留日的。但和这些叔叔伯伯在一起的时间，我很少听到他们谈论在国外的生活。其实，不是他们不谈，而是我年纪小的时候，听不懂；听得懂的时候，我的时间只能随老师的指挥棒转了。
我一直喜欢美国小说。但国人耳熟能详的经典名著中，没几本是二战之后面世的。因此，我了解的美国社会，基本上停留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
偶尔看电视，也是云里雾里。电视上对美国的报道，最吸引眼球的莫过于枪杀案中的黑人、干涉中国内政的政客、一身肥膘的大亨和天使般的宝宝。2008年又多了金融危机。这样的资讯，我下不了什么结论。而网上讲美国的文章，要么是出自愤青之手，美国是罪恶之源；要么是一派崇美媚美，美国是世界乐土。
班主任对我发飙的事，传得飞快。学校里的“地下党”也注意到我了。
我们班素来沉默少言的小个子男生平平，练完广播操后“恰巧”走到我身旁，低语道：“你什么时候去香港考SAT？”
我这时才知道，除了国际学校，SAT考试在内地并没有考点。
隔壁班的一个女生，在食堂碰上了，说了一句“图书馆自习室见”，就没影儿了。
我去了图书馆自习室，看见学生会主席力力正坐在靠门的位置上写作业，一摞书的顶上，是一本SAT。
那是他招兵买马的传单，也是接头的暗号。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定下心坐到了他的对面。他干杯似的，用水壶底敲了敲桌面。
“找组织来了？”他问。
我谢过组织。从消灭生词到“被出国”，其中的滋味只有自己知道。我太缺战友了。班里的同学，都很热爱我们的班主任，即使不笑话我，也不会和班主任对着干。
“地下党”也就十几个人，组织也很松散。为了不引起注意，没有正式活动。大部分人聚在一起，是选修课时不约而同地逃课到自习室看书。大家都爱上的选修课，是电影音乐赏析课，因为上课就是放电影，老师关灯之后，就可以从后门溜出去了。
那时候还没有微信，“地下党”也不开列“党员”名单，但每个“党员”都知道其他“党员”的名字。“党”也会注意潜在的“党员”，给他们精神上的鼓励。
“地下党”的章程，是和平出逃。“党”内的激进派，原先想说服年级组的老师，让他们就算不支持我们的美国梦，也别太阻挠。但考虑到“党”组织毕竟很弱小，而且大多数人还没有暴露，最终的决定是潜伏。
“地下党”的联系，靠的是默契。两个原本只是面熟的人，在楼道里碰上，互相间会交换个“加油”的表情。两个只听说过名字的人，第一次在食堂里会面，便称兄道弟，互诉苦水，讲生活的艰难，说老师的刁蛮。同是反叛者，富二代会主动靠近穷二代，成绩好的不会嫌弃成绩差的。
学生会主席力力是典型的两面派。在“党”内，是绝对的领袖；在“党”外，是学校主旋律的代表。他的“地下党”身份败露后，便信誓旦旦地向老师们保证，会更加刻苦，更加努力，国内国外两个高考都不耽误。他还以学生会的名义亲自操办活动，以表示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
不过，他操办的活动，都会扯上美国。做世界粮食日宣传，他会讲美国的有机农场如何如何；科学周活动，他会讲美国的科技成就。随便做个发言，也要引用某个美国名人讲过的话。
大部分“地下党员”潜伏着。他们从不把SAT书带到学校，也很注意让自己的成绩不出现大起大落。他们甘愿接受点名时老师连名字都叫不顺的默默无闻，但绝不能容忍简历上的一穷二白，为此坚持要到校外去比钢琴，考跆拳道黑带。
但他们对美国大学的了解超出我的想象。
我是从平平那里了解到，这个美国高考一年可以考好几次，而且申请学校时，提交最好的成绩就可以了。
我心中的天平倾斜了。
平平见状，又告诉我，美国不是依成绩定专业，而是到了大二才自选，无须有上错了专业而影响一生的担忧。
而且，美国大学选课灵活度很大，基本上是想学什么就学什么。
还有,如果你最终要去读研读博的话，本科出国，会事半功倍。现在流行的做法，在国内读本科，然后再出国读研读博，要和多少人竞争啊？
他平日少言寡语，但讲起美国来却滔滔不绝。
他像是代表“地下党”游说我，打消我的不安全感；又像是好朋友和我一起权衡利弊，帮助我做决定。不管他是什么考虑，反正我模糊的留美概念，逐渐变得清晰了。
接下来的两个月，一半是为了打发上课时的无聊，一半是为了熟悉美国的高考，SAT书我看了一本又一本。在和平平聊过后，觉得不去考一下，太可惜了。
在自习室里，我对力力感叹了几句。他回应说：“你赶紧在网上报名吧，不然等你准备好了，香港就没有考位了。就算到时候不想考了，提前几天还是能取消，能退费的。”
刚准备了两个月，而且是边上课边准备，现在报名，是不是有点早？
力力说：“就算考砸了，也没有关系。出不了国，还可以回来做老师的好学生。浪子回头金不换呗。出国不是罪，更何况出国未遂呢。再说，要是连你都考砸了，我怎么办啊！”
现在脑海里回放他的话，我很怀疑当时没有听清楚。他说的，很可能是“我们怎么办啊”。要不然，也是“我”代表组织的那层意思。力力长得清秀，人更是清高。“地下党”中的女生，除我以外，基本上都是靓妹。而力力做老大的学生会，更是美女如云。但所有女生对他的评价都是：“这家伙，除了对那群校领导老太太们百般巴结、图升官，对谁都不热乎。”
我不知道美女们对热乎的定义是什么，但我这个傻丫头，是听错了力力的话也罢，听错了画外音也罢，反正是觉得自己受的待遇挺高。
到这时候，我的“地下党”身份必须对家里公开了。
开始，姥爷和姥姥是反对派。反对的理由是，在他们的印象里，到美国念本科的孩子，有不少是因为在国内念得很吃力。大学毕业后去读研究生，才是最好的路径。
老妈是支持派。她的理由是，在国内学英语，很难有跨越式的改观。因为，语言是需要环境的。不考虑别的因素，就语言一条，越早出国越好。
老爸的意见一如他一向的风格，自己选择，自己承担。
最终，我的意见成了家庭的意见。
家里统一思想后，我填了一个申请表，从理科实验班转到了文科班，投靠了全年级宽松指数最高的班主任杨老师。
之前和我不太对眼的理科实验班班主任也是慈爱大发。她对我讲，你再考虑考虑吧，文科可选的专业少，就业的路径窄，转专业不是好的选择。英语老师更是惋惜，说，你转班了，咱们班的平均分就要下来了。
我嘴上说，谢谢老师一直以来的关心教导爱护，但心里却在嘀咕，谁让你们一个训我，一个告我的状。
转到文科班后不久，SAT考试的时间就到了。不知道谁泄的密，文科班的老师都知道了。但没有想到的是，老师们的态度是充耳不闻，视而不见。
第3页 :壹：“地下党”（2）
杨老师管教过下课时趁老师不在、撒野似的在教室后面踢球的男生。而我，不过是安静地坐在那儿，自己看自己的书，虽然是“禁书”。
杨老师见识过午休时跃上讲台、握着麦克风引吭高歌的同学。而我，则是少数几个闷头写作业的。
文科班的艺术特长生经常排练，有时候好几天不见人影；体育特长生时不时地要参加比赛，连假也用不着请。而我这样全勤的，已经算不错了。
我带到学校的SAT书，从小册子的专项辅导变成了大部头的官方指南。
课桌里书多，放不下，SAT书就堂而皇之地上了桌。
下课翻开了SAT书，上课我也懒得合上了。
历史老师见我公然挑衅，叫我起来回答问题。
“洋务运动的创始人有哪几个？”
“奕、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
“洋务运动建设了哪些军事工业？”
“安庆内军械所、天津机械制造局、福州船政局。”
“洋务运动有什么影响和局限性？”
“开启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培养了一批军事和技术人才，推动了生产力发展；开办了学堂，派遣了留学生，开启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但中体西用，治标不治本，不能改变清朝的衰亡。”
“知道了吧？洋务误国！中体西用不行！”历史老师话里有话。
我乖觉地听了会儿课，但很快又受不了诱惑，不管不顾地看起SAT书来。
此后，她每节课都会问我一个问题，随后就放任不管了。她问问题，只是借机宣布我有资格上课不听讲，并震震班里不爱背课本的特长生们。
每到这个时候，我反而念起理科班主任的好来。要不是她对背功的坚持，我哪有这么多老本儿可吃。
慢慢地，我的SAT特权，扩展到了文科班的所有课。
上水课，我专心研究SAT题。
上较难的课，我便把耳朵竖给老师，把眼睛留给单词表。
下了课，我再重新考考自己背过的单词。
午休时间，我计时做几篇阅读理解。若是犯困了，就做一做对我们中国学生来说较为简单的数学题。
放学了，我先在教室里待会儿，和同桌把学校的作业扫射一遍，发现答案有悬念的就讨论一下。
静校之前，我会去自习室写作业，若是遇上力力，就给他讲讲他稍感吃力的语法题。晚上回家，消灭掉作业之后，才是大干一场的时候：铺开一份三四个小时才能做完的模拟题，直到午夜。
考试定在一个周六。
周一，我就跟杨老师请了两天假：周四在家里准备准备，周五飞香港。
周四清早，我睡得正香，电话声传了过来。原来，一天以上的事假必须上报学校，我的两天假，学校不批。
学校不批，原因之一是周四下午有运动会。
我被拽到运动会会场。4×800米接力，我们班有位选手生病了。杨老师拿出一年前的测试成绩，看出我是非体育特长生里跑得最快的。
杨老师说，你上。
我说，这一年，我连100米都没跑过。
杨老师说，没关系，别人也没跑过。
把接力棒塞给我的下一号时，我差点张不开手掌，全身都在抽筋。
周五，我用不着请事假，直接就病假了。
病假的日子，是我坐飞机去香港的日子。
一个月后，我在自习室的电脑上查考试成绩，力力坐在旁边，说别紧张，他不偷看。
我小声说出了那个数字。力力拍桌子踹椅子，说这个分上前十的大学，一点儿问题没有。你再考一次，往前冲一冲！我正好也要考，我们一起飞香港，好不好？
见我惊诧，他连忙解释说：“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想请你带带路，在考前受受辅导而已。”
我垂眉说，让我考虑考虑。
骑车回家，风特别柔和，感觉很舒服。我想到电影《外星人ET》中的场景，那辆飞速行驶的单车，在夜空中倏然一跃而起，飞向月亮。
我觉得自己的车轮也离开地面了。
到了家，我就报了下一场SAT。
这就是傻丫头综合征。领导让陪着出差，就能美得像加薪升职似的。帅哥夸自己几句，就忘了他不过是想找个打杂的而已。
好在力力虽说能忽悠，但业务上还算靠谱。
在两场SAT之间的几个月，我考了留美的另外两场考试：托福和SAT2。后者是专项测试，从数理化史地政等科目中选自己最擅长的，而我选的是数理化。力力隔三岔五地送我一些龙腾学校SAT培训讲义和他从网上下载的资料。对于我，托福比起SAT来说，是小菜；而SAT2的数理化，我在理科班的训练已经绰绰有余。
第二场SAT临近。我把第一场考试前没做完的模拟题和真题拿了出来，按照老路子接着练，只是计时上严苛了一些。
最大的不同，就是身边多了个力力。
力力的考前焦虑症，比我还严重。向我请教语法，经常不再等到自习室时间，而是课间就咣咣咣地跑到我们班。我们班在二楼，他们班在一楼。一来二去，只要他出现在楼梯口，大家就知道他要找谁。
力力是住校生，学校不让带手机。有事找我，他会一做完课间操，就横穿十几个班，长驱直入到我们刚解散的队伍，和好几个人撞车也视而不见。
有天午休时间，他拿着一厚沓百元红票子过来，说机票是我帮着订的，但机票钱忘记给了，真不好意思。
班里正在踢矿泉水瓶子的男生，没听见力力在说什么，只是大叫：啊，卖身费？
“地下党”里有了非议之声。大家是为了资源共享，怎么就你们两个共享？
宽容的文科老师们也有意见了。男女生非正常交往，在我们学校，是要广播批评的。情节严重的，还要给记过处分。学生会主席他们管不了，管一个女生，还是有办法的。但考虑到我到文科班后，成绩一直排在第一位，老师们决定给点面子，等我成绩退步后再下手。
可他们没这个机会了。SAT成了我学习动力的源泉。因为要在SAT上花时间，我在做学校的功课时，一点也不敢马虎，发现什么漏洞就赶紧补。各种测试，我都会检查到最后一秒。我知道老师们的纵容是有条件的。
第二次SAT考试也是星期六。周四下午在学校，我一直捂着肚子，低着头。晚上，杨老师发来短信，问我是不是病了，要注意休息。我回了一个短信，说谢谢老师，明天，让我请个假吧。
杨老师是何等体贴，省去了我装作有气无力地打电话的麻烦；杨老师又是何等精明，那一天，有差不多十个“地下党员”请病假，她一下就看出了究竟。
周六，我和力力出现在首都机场。他的变色眼镜颜色很深，脸很白，疲倦地倚着候机厅的座椅靠背。我的头发很乱，因为来不及理发，就戴了顶大帽子。我们不说话，也不看书，只是东瞧瞧、西望望。
这段时间，又是上课，又是SAT，真的有点累了。
5个小时的SAT就像一场落枕的怪梦，做得我脖子酸痛，手指发僵。
交卷时我像是如梦初醒，但感觉试题很简单。
我和力力都自称考砸了，只顾狂玩。从市中心到郊区，在中环昂首走过奢侈品店，在旺角把小摊上的毛绒熊、钥匙链一阵乱翻，在星光大道疯跑，最后干脆出海上了南丫岛，在荒山野路玩到天黑，差点没赶上回来的最后一班船。
我们站在湾仔码头的一个过街天桥上，看着灯火通明的会展中心。
我感叹道：“真希望，接下来的路上也是灯火相伴。”
力力点了点头，回了一句：“皇天不负有心人。”
SAT成绩出来了。和托福、SAT2一样，单看分数，上什么学校都基本不成问题。
可名校要成绩，但不唯成绩。
我去找杨老师，问她有没有可能给我几周的时间，让我专心准备申请美国大学的文书。一准备好，就回来全心全意备战高考。
按照学校的规矩，请那么长的假，要么是做过手术，要么是得了传染病。
杨老师答应帮我说说，但说说的结果是促使学校做了一个决定：可以休学，但不能随便请假；毕业会考可以参加，毕业证书也可以给，但请不要把学校当菜市场了。
杨老师告诉我，学校其实很纠结，本希望我能上个清华北大的，给学校添点彩，但我现在一门心思想出国，弄得学校管也不是，不管也不是，还影响其他同学安心备考。两害相权取其轻，只好让我选一头了。
杨老师让我理解学校。站在学校的角度，这已经很宽松、很大度了。
我与学校签了协议，力力也是如此。不过，在签协议的名单上，没有平平。
他是不是还想玩潜伏？
五年过去了。
现在，我在理科实验班和文科班的同学，已经成为微信上一张张不再稚嫩的面孔；“地下党”的党员们，则散布在美国、英国、德国、加拿大，还有澳洲、日本；而“地下党”的领袖，则成了Skype上的聊友。
那天，他告诉我，我们中学新开了留美国际班，正在做广告招生。
第4页 :贰：选择
贰
选择
被学校请出来后，我给自己放了两周假，每天睡得昏天黑地。
觉补够了，出去走走，发现无业青年也不是那么好当的。
乘地铁去了朝阳公园，坐在长凳上看日落。周围不是亲得黏住的，就是抱在一起的。
给力力发了个短信。这个曾经的上进青年，现在正在打游戏。
手机上的其他联系人，都是当摆设的。他们正在学校忙得热火朝天，哪有时间理会我这个闲人。
突然间，有一种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之感。
晚上去理发，师傅问我几年级。高三，我说漏了嘴。
“哎呀，天天熬夜呢是不是？”师傅深表同情。
“是啊是啊，累死了。”刚睡了大半天的我，又继续闭眼装睡。
一睁眼，头发被剪成难民头了。
出门别扭。只得要么当居里夫人，要么当毕加索（闭家锁）。
原来，宅男宅女就是这么炼成的。
我研究起美国的大学来，先从排名前二十的学校开始。
看介绍，很是神往；但一看学费，四年下来，都要将近200万。
老妈发话了。名校，多少钱，都值。咱没听说过的学校，找它们要奖学金。
可老妈听说过的学校，只有前几名。
而财大气粗的前几名，自诩奖学金很多，也号称自己对本国人、外国人平等相待。问题的关键，是不管你管它们要钱，还是给它们砸钱，录取率都低得吓人。
我挨个查起老妈没听说过的那些学校，眼睛看得发胀。奖学金网页上，对于美国学生，是一片慷慨解囊的长篇大论，而对国际生，则只有寥寥几句的说明。
芝加哥大学说：“我们资助国际生的预算有限，不过，每年还是有少数最优秀的学生能得到资助。”
杜克大学说：“我们不鼓励国际生申请奖学金，因为申奖者被单独放在一个录取率很低的组里。”
康奈尔大学说：“我们为来自如下国家的学生设立了特别奖项：菲律宾、越南、日本、加拿大、墨西哥。”
偶尔，也会冒出一些慷慨的段子。一细看，才发现原来点错了链接，进了研究生申请的网页。
怪不得自古中国人本科出国的，基本上不是公派，就是富二代。
尽管如此，我还是想知道，杜克之类的学校所说的“申奖者录取率低”，能有多低。比哈佛的录取率还低么？可惜，网上查不到。
培训机构和出国中介应该知道吧。
力力告诉我，龙腾学校办的精英班，专门收我这样的学生，还免费辅导申请文书。这个班的讲师，是全国有名的常春藤之母郑妈妈，曾帮助无数孩子圆了常春藤梦。
听着怎么像是中奖短信似的。
上百度一查，还确有其事。往前追溯几年，不同网站的新闻中，有不少兴奋的名校录取生介绍着自己的经验，感谢着郑妈妈的帮助。龙腾的官网上，更有一张欣欣向荣的录取结果表。分数和我差不多的，不是上了常春藤，就是拿了其他名校的全奖。
我给龙腾的联系人发邮件询问，得到一句回复：我们早已招满了。
我附上了自己的简历。联系人说：我们很想要你，但真的没有空位了。要不，你再问问郑妈妈？
本来，我是抱着试探的态度，听她一讲，就迫不及待地要挤进去了。
我找到了郑妈妈的邮箱，直接给她写“情书”。
郑妈妈很爽快，立马回信：欢迎你来！
但老爸反对。
老爸的理由有两条：
第一，名校的毕业生很优秀，不全是因为名校教得好。学生基础好最为关键，名校只是没有耽误他们而已。一切，还在你自己。
第二，与其让人泛泛地教你怎么写文书，还不如让人帮助你改文书。培训机构是一个老师对一堆人，中介是一对一，你说哪个靠谱？
老爸说得越多，我的逆反就越来了劲儿。他只好妥协。
精英班号称只招20个人，可等我去了，教室里至少坐了50个人。
这些，都是像我这样给郑妈妈写“情书”进来的么？
50多个人，全国各地的都有。第一堂课，大家轮流做自我介绍。听了前几位的介绍，我只有一个渺茫的希望：但愿郑妈妈记性差，别发现那个给她写“情书”的孩子，就是眼前的这个土老帽儿。
几乎所有人的高中，不是北京的大牌，就是外省的头号。而我的高中，虽然也有些名声，也出过大人物，但就目前来讲，不是同一水平线的。
这群人不仅学校出众，而且，其中的一半人不是在美国的高中交流过，就是初中、小学是在美国念的。
更了不起的还在后面。
这位小姐是全国模特大赛北京站的第二名，小学时给五部迪士尼的动画配过音，中学时演过三部电影。“当然不是主角啦”，她含笑道，“不过演员表里有我名字。大家可以百度一下。”
那位迟到的先生，刚从智利回来，参加了世界青年天文学者大会。他是个“明天小小科学家”，在中南海受过接见。看大家不知“小小科学家”是哪个毛，他从包里拿出了两张专利证书。
坐我身旁的，是人大附中的枫枫。她紧张兮兮地说：“我去过圣赫勒拿岛，还去过南极站，是国内到过那儿的人中，年龄最小的。”
郑妈妈问：“你参与了南极站的什么科考项目？有什么科研成果？”
枫枫无言坐下。
我本来还想说，自己到十多个国家旅游过，写过不少游记，但枫枫给了我前车之鉴。
于是我说，自己来这儿，本来是打算向郑妈妈学申请的。但听了大家的介绍，才知道原来到了卧虎藏龙的地方，很让我震撼。能向诸位牛人学习，可是难得的机会。
结果，真是来看牛人大显神威了。
郑妈妈讲文书写作技巧，就是在幻灯片上展示以前的学生作品。有哈佛男的简历、耶鲁女的申请文，还有往届各路神仙的推荐信。
华丽的简历，对我没什么借鉴价值。我没进过中南海、没演过电影，可不敢胡说。
申请文都很标新立异。哈佛男讲自己15岁才开始学芭蕾，竟然也跳到了维也纳金色大厅。耶鲁女讲自己每天爬7层楼回家，有一天突发奇想，楼梯像钢琴键盘，要是能奏乐该多好。于是，自制了七节音乐楼梯。
我寻思着，自己是不是应该学学滑翔翼？是不是应该自制一台跳楼机？
几封推荐信样本，倒是让人眼前一亮。郑妈妈大揭秘，说这些都是申请人自己写的。老师再喜欢你，能有你自己了解自己么？
老师如果坚持要给你写，也没关系。你别找英语老师，要找语文老师或者数学老师。他写好了，你自己翻译。你该怎么翻就怎么翻，反正他也看不懂，让他签字就行。
郑妈妈说，知足吧，你是出生在中国，要是在美国，这样做，可要摊上官司了。
全场掌声一片。
郑妈妈讲面试技巧，她问问题，让班里几个在美国待过时间最长的同学做模拟。牛人们回答问题，口语绝顶纯正，比CCTV9的主持人都不逊色。
郑妈妈却批评道：“这是模拟面试。要是来真的，你们全得被拒。你们干吗老是重复简历里的活动、简历里的奖项呢？人家面试你，不是想听你的口语，而是想听点新鲜事。”
新鲜事，还要简历之外的新鲜事？算了，还是先考虑考虑简历怎么写吧。
我给力力打电话诉苦。不想他堂堂学生会主席，也在为简历空白而发愁。学生会主席干过的事，在简历上，也就一项而已。
力力建了个慈善网站，说是为贫困学生募捐。折腾了几个月，也就他老妈捐的几万块。
初中时，他参加过什刹海的划船比赛，还有肯德基的健身操大赛，秒杀了一群老人小孩。我调侃说，他要是把两个娱乐秀翻译成National Kayaking Competition和National Gymnastics Competition，不就变成全国赛艇冠军和体操冠军了。
他捧腹大笑。赛艇冠军和体操冠军就那么几个人，一查，不就露馅了。
他曾给市长写信，提议重新定义中学的图书馆，在服务学校的同时，向社区开放。而这，就成了他简历中的中学图书馆重造计划。
我挤对他：还可以有中学数字图书馆计划、小学图书馆计划、中学游泳馆计划、小学体育馆计划？
闹够了，还得直面问题。
郑妈妈那里，别的是学不到了。我问她，您过去的那些学生，是怎么申到全奖的？
常春藤我就不争了。一般的学校多给我点钱也行啊。
郑妈妈严肃道：“我强烈建议你不要申奖。现在是金融危机，美国的学校是一个比一个抠门儿，中国的申请人数却是一年比一年多，分数更是越来越高。奖学金的竞争，比名校的竞争还激烈。何况，名校们即使腰缠万贯，也还是愿意挣中国人的钱。”
听了一个月，就听到这么一句有用的，还是我不想听的。
下了课，我知道自己不会再来了。
后面有人追过来，是枫枫。
她轻声对我说：“郑妈妈不中用，你也另请高明吧。”
她塞给我一张名片，是几年前从龙腾跳槽出去的林老师。
枫枫文文静静，一脸真诚。不过，她的语调，差点让我怀疑她是混进来的卧底，或拉客的托儿。
龙腾在繁华的中关村有整整一幢大楼，而林老师只是在小路口边上有间办公室。
好歹也算个专业人士，去看看呗。
林老师的水是很深的。和他见面的30分钟，是我这些年来吃惊次数最多的30分钟。
他先是给我吃定心丸，说郑妈妈强调的那些课外活动，全是夸大其词。
国内规规矩矩上学的孩子，哪个十几岁就有那么多课外成就？在美国，就是全面发展的小天才们，也不会把自己整得那么神乎其神。
他给我看康奈尔大学招生官在一个论坛上讲的话：“我最讨厌那些去非洲拯救大猩猩、去南美打击毒品犯罪的孩子。我一直想告诉他们，我挣这点破工资，连张去非洲去南美的机票都买不起。”
见我听得专注，他接着说：“总而言之，简历能出彩的，都是家里有背景、从小做准备的。你若没有，就是现在去折腾，也来不及了。”
那怎么办呢？
他话锋一转：“简历也是能包装的，懂吧？这么干的同学多了。获奖证书是能造的，专利是能编的。说自己主持过国际会议，怎么证明？租个场子，雇些群众演员，穿个西服，打个横幅，照一组照片。说自己是花样溜冰选手，怎么证明？找个替身录像呗。想发论文，怎么办？雇位高人写点什么，用自己的名字出版不就行了。想当影视明星，也行，让人编几个网页，百度上不就有了。”
分明就是造假。
可他又说：“我的原则，是可以包装，不可以造假。何况人家招生官根本没时间看你的会议照片、溜冰录像，读你的学术论文，也不会上百度。好的简历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好的申请文章。”
“怎么才叫好呢？”
“你要是决定跟我了，我帮你写。”
看我不信，他继续爆冷门：
“告诉你吧，你们那儿的那些哈佛男、耶鲁女，都是我做的。老郑教他们写的，全都不能用。那么花哨的文字，招生官见得多了，朴实的才可信。”
他打开电脑，给我看了几份证据：先是Word文档，有哈佛男15岁学芭蕾的回忆，有耶鲁女自创钢琴楼梯的记述。文档中，是万里江山一片红的修订记录。还有PDF扫描件，是两人的录取通知书。最后是两人给他发的邮件：林老师，谢谢您。林老师，多亏您了。
这也证明不了什么呀。
“你要看他们最后提交的作文是什么吗？”
我点点头。
“和我签合同，就给你看。现在签，钱可以下次交。”
“我考虑考虑吧。”
“知道你和他们差在哪儿么？”
“我要奖学金。”
“做梦。你的SAT比他们都高，若是往年，倒算是优势，但现在，高分的中国人遍地都是。你呀，如果拼分，最好再考一次，考满分。”
还去香港？我又不需要抢奶粉。
“对。申请交给我来做，你只管考试。软实力容易造，分数才是王道。今年这架势，只有上前三名的大学，才有可能拿到奖学金，后面的学校没门儿。”
“我考虑考虑吧。”
我从林老师的办公室走了出来。
走廊的沙发上坐着林老师的下一位客人，是枫枫，她已决定重考SAT。
“你信他？”
“无所谓啦。”枫枫摇了摇头，“我还在上学，没时间做申请，交给他省心。考试，我是老油条了，再碰碰运气也无妨。”
走在中关村的马路上，感觉天有点凉了。已经是深秋了，我已经没有时间耽误了。
大班和小中介，都不靠谱。还是自己DIY吧。
我向力力吐槽，说这个龙腾毁人不倦。他推荐不力，该罚。
力力承认错误，给了我一张单子，单子上的学校对奖学金的口风还比较松。
这些学校，不是大U（university），而是所谓的文理学院（liberal arts college）。
第5页 :贰：选择（2）
美国有几千所大学、几百所文理学院。大学有研究生部，而文理学院只设本科。大学平均几万学生，文理学院也就几千人。顶级文理学院的录取率，和顶尖大学一样低。录取学生的分数，也是不相上下的。因为教授少，专业少，文理学院对学生职业技能的培养不如大学；但因为师生比例高，学生们的基础功底可能更扎实，所以，文理学院的毕业生，研究生考上名校的几率更大。
中国人听说过文理学院的不多，是因为留学读本科是这几年才开始热起来的。
因为没有蜂拥而至的中国人，大部分文理学院虽然也受金融危机之苦，但对国际生还算比较慷慨。
力力说，你都被学校赶出来了，已经没有挑三拣四的资本了，考虑考虑文理学院吧。
有道理。
最后，我选定了近30所学校。大U的前20名和文理学院的前20名中，只要气候不是太差、城市还算安全、名字不太绕口、专业还有文科的，统统申请。
除了这些，还加了几所打酱油的学校。标准，是不收申请费，不要附加申请文，或位于度假胜地。
申这么多，就是为了提高拿到钱的几率。
在亚马逊上买了几本美国人写的成功申请范文录，发现美国人和郑妈妈的思路大不一样。
不论学芭蕾还是做钢琴楼梯，郑妈妈走的都是个人成就路线。
美国人走的，是血泪史路线。
老妈虐待自己，或是老爸失业；弟弟有孤独症；或是姐姐被人强奸。
还有，别看我是个富家子弟，现在成绩优异、生活幸福，小时候可是得过白血病的。
学谁呢？
谁也学不像。
有一点倒是明白了，就是不管怎么写、写什么，都是为了让招生官看到自己的那么几条优点：聪明，努力，善良，百折不挠。
最后，我写了4篇文章，都是小时候的事：练武术，弹吉他，演舞台剧，外加果戈理《死魂灵》的读后感。
几十个作文题目，都能从这几篇里复制粘贴。你最难忘的事是什么？你最自豪的事是什么？你有什么别人不知道的绝活儿？对你影响最大的人或事？你和班里同学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很多学校还有“为什么申请我们学校”的附加题。我申的学校太多，对排名靠后的学校，甚至懒得细看它们的官网。
我的模版，就是在第一段把学校的自由、严谨、创新的校风夸奖一番，在第二段说，我很喜欢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因为我就是这样的人。我练武，崇尚自由；我弹琴，追求严谨；我演舞台剧，自编自导，崇尚创新。
正常的学校，都不会说自己不自由，不严谨，不创新吧？
1月1日零点是大部分学校提交申请的截止时间。到12月31日晚上11点的时候，我还在心急火燎地做着最后的检查，以免犯这样那样的致命错误，比如，给宾大上传的申请文中，写了“亲爱的哥大”。
11点30分，老妈过来看我，见我紧张兮兮的样子，问道：“干吗这么着急，不是有12个小时的时差吗？”
我瘫坐在椅子上。
交了申请，我就开始做噩梦了。
我先是梦见自己把威廉姆斯学院（Williams College）的“S”漏拼了，于是半夜三更爬起来，上网找那篇已发送的申请文，但怎么也找不到了。
然后是布朗大学乱糟糟的招生办。打印机隆隆作响，不断吐出新收到的申请。从申请表、申请文、成绩单，到简历、推荐信，厚厚的一沓又一沓，直接吐进垃圾筒。
接着是个目光犀利的招生官，拿着两份申请大叫：“这两个家伙都号称自己是年级第一，哪一个是假的？或者两个都是假的？”
我是文科第一，力力是理科第一，我们学校分文理科呀。我在梦中哭诉道。
这日子没法过了。
我求老妈，让我去国际学校上AP课。待在家里，一天到晚就知道想入非非。
AP（advanced placement）是美国高中开设的大学预修课。大部分美国大学接受AP成绩，可以转换成学分，缩短大学时间。北京的几所国际学校都有AP课。
AP培训和考试的价格都不菲。不过因为美国本土的学费更贵，老妈觉得很划算。
于是，我进了AP寄宿班，报了微积分、物理、化学和统计。
国际学校的硬件很一般，最大的国际化特色，就是上课允许用电脑做笔记。
这就坏了事了。
焦虑之人，到哪儿都焦虑。结果，每隔一个小时，我就要上网查查邮箱。
我们上课的时间，美国人不上班，怎么会有招生办的信呢？
没有人写信，但有网站给我发广告。一些学校录取还没开始，就问我要不要订他们的电子周刊。
于是，AP课，变成了电子阅读课。
一月底，来了个大消息：普林斯顿大学邀我面试。
面试官是普大的中国校友周先生，做过好几家美资投行的大中华区副总裁，算是个人物。
周先生约我两天后在他办公楼下的星巴克见面。
我翘了AP，溜回家，在Google上狂搜面试样题。力力闻之，也是大呼小叫，说普林斯顿很少给面试的，你要发达了。
坐在咖啡厅里等周先生的时候，我在桌子下攥着拳头，手上的血管突突直跳。
周先生很友好，他给自己买了一杯咖啡，给我买了一杯鲜榨果汁。
“带简历了吧？”
我赶紧把简历从包里拿出来，双手呈上去，总觉得有什么不对劲儿。
“你上的这个高中，中文名是什么呀？”他看了一眼就问。
白忙活半天了。
准备的是英文面试，结果，却成了中文。
整个面试，我都在悔恨，怎么连这个都没搞清楚？
但周先生是一个问题又一个问题：你为什么上这个高中？为什么没上人大附中？你为什么念文科？你想学经济学?噢，那你数学好么？
我不敢说自己数学好。听语气，周先生人大附中毕业的可能性很大，而人大附中的学生，鲜有数学不好的。
周先生安抚我道：“没关系，数学差点，可以不学经济学别的呀。”
可是，我告诉普林斯顿的是，我多么地崇拜保罗??·????克鲁格曼保罗·克鲁格曼（Paul R.Krugman），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教授，2008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呀。
老爸买了好几本克鲁格曼的书，还放在书架最抢眼的位置，以致我每次到书房，克鲁格曼都要盯着我。
普林斯顿之后，形势急转直下。再查邮箱，基本上是一周一封拒信。
这事儿闹得，我就像一周失去一个好朋友似的。上课的时间，都用来消化悲剧了。
后来干脆不上课了。早上起了床，就去图书馆。什么《婆媳关系秘籍》《女人厚黑学》《怎样吃不胖、晒不黑、人不老》，什么不费脑子，我就看什么。
爱逃课的还有三个人，我们成了悲怆四人组。
四人组，是AP班上SAT分最高的四个。除我之外，都是大牌高中出身；包括我在内，如果高考的话，都应该十拿九稳。
四个人都是小康家庭。没有背景，衣食无忧而已。没有在国外上过学，旅游去过一些国家而已。
这次申请，悲怆一号让中介全盘包办，自己只管付费，连最后申了哪些学校都不记得；二号上了龙腾的精英班，又追加了一对一的辅导，光简历就改过八九次；三号和我一样，自起炉灶，谁也不信，后来却发现，自己更不可信。
大家曾经沧海，都大骂那一群黑心骗子。
大家相互安慰：常春藤4月1号公榜，先别绝望。
北京时间4月2号凌晨，一切尘埃落定。
我的邮箱里，除了先前的十几封，现在又多了十几封。扫视一遍邮件的第一行，没有“恭喜”（Congrats）开头的，我都懒得看下去了。
悲怆四人组没人去上课，也没人去图书馆，中午来到食堂，一号夹起冬瓜汤里的一片鸭子肉，苦笑着说：“真是全聚德（全拒的）！”
我和三号是申奖派，哭冤道：早知如此，就不该申奖的。
一号和二号没申奖，更冤：自己一分钱不要，砸锅卖铁给学校，学校还嫌弃自己。
其实，我们都没那么冤，都有不少录取通知。
最终，一号决定去中部的一个小镇。那所文理学院，排名最辉煌时，曾进过前10。
二号选了一个名声不错的理工院校，虽然，他的梦想是麻省理工，或是加州理工。
三号拿了南方一所大U的全奖，也就别无选择了。
我有两类学校的录取：一类是排名前20的莱斯大学、埃默里大学之类，以及20名开外的弗吉尼亚大学，这几所学校不知是搞错了，还是想让我妈卖房子，见我申请那么多奖学金，一分钱不给，却录了我。
第二类是排名稍逊的迈阿密大学之类的学校，见我要钱，就给个两三万美元的打发一下。其中，给钱最多的是位于麻省的MC文理学院，名声倒是有一点，但排名很一般。
选哪个学校呢？
当时报迈阿密大学，是因为迈阿密是度假胜地；而报MC，是因为它不收申请费。
莱斯在休斯敦，那个地方听说是个大火炉，对北京长大的我可能不太合适。埃默里在录我的大学中是学费最贵的，选它对父母是不小的负担，有点于心不忍。
这样一来，似乎只有弗吉尼亚一个选择了。
正在纠结中，来电话了。
是林老师，问我申请结果如何？
我挂了他的电话，直接给枫枫打了过去。她的SAT，后来真考了满分，但也被常春藤拒之门外。
接着是郑妈妈的秘书来电话，邀我去精英班的庆功聚会。我支支吾吾应付着。
力力听说了，图好玩，要顶替我去。
他没有被赶出去。一进门，却被几个记者包围了：请问你对精英班的哪一点最难忘记？郑妈妈哪方面讲得最好？
记者很快发现，这个主儿没油可揩，就立马找下家了。
力力在吧台拿了红酒和巧克力，见人就干杯，百无聊赖地说，这酒不好喝，比不上茅台。
他接过郑妈妈递过来的录取结果表。细细一看，今年的结果比去年还红火。八大常春藤榜上有人不说，还有好几个全奖。
侦探任务完成，力力径自走了。郑妈妈大叫：“同学，你叫什么？还没有填表啊。”
力力出门的时候，还隐约听见一个女生对记者说：“郑妈妈的经验真丰富。如果不是精英班……”
当晚的龙腾官网，尽是这样的采访录。当然，还附有那张辉煌的录取结果单。
相信下一届的小朋友们，也会和我一样，再挤，也要进精英班。
AP考试前一周，我告诉老妈，弗吉尼亚大学不接受AP成绩，我也用不着参加考试了，还不如早点回家，考驾照去。
我觉得，这也许是我走出纠结、接受弗大的最好方法。
老妈把她的银行卡给了我：自己报名去。
学车的事很快搞妥了。
教车的师傅们性格各异，我按照悲怆三号的指点，每天一包烟伺候着。碰上自命不凡的师傅，我就号称自己认识一群留过洋的牛人；碰上儿子高考落榜的师傅，我就说自己时运不济，但愿下半年能转运；碰上一脸穷酸、夸我烟好的师傅，我就变成了待业青年。
同病相怜，师傅就多教我一招儿。
考试时，考官问我在哪儿上学？我说弗吉尼亚。考官说，好，好，美国好。结果，我的靠边停车，车离马路牙子至少有半米远，考官也让我过了。
但是，到了给弗大交定金的时候，我实在不愿意付款。我问老妈，为什么老爸没多挣点钱？
老妈火了：你要多少钱？从你懂事到现在，哪个暑期你不是在旅行？你花钱，家里哪次没有同意过？难道非得叫你老爸辞职下海不成？
老妈火起来，就不依不饶了。她说：你要什么样的背景？你姥姥是教授，你姥爷还是院士，你老爸大小也算个官，你还不知足，你就不知道和楠楠比比。
楠楠是我的同学。我们家的条件，她是想都不敢想的。
想起老妈的节俭、楠楠的艰难，我忽感无地自容。豪言壮语要上常春藤，现在怎么样了？自己没本事，还怪家里没钱没背景？
算了，就MC吧。这样，好歹能省八九十万，老妈也不用那么抠抠搜搜了。
几番周折，最后上了个申请单上打酱油的学校。
我在高二才确定往美国跑，要准备SAT和TOEFL，时间并不宽裕，就这样，到了文科班，却还要保第一。好事都让我占了，有这样的理吗？如果不是这样，SAT是不是能再高一些？
老爸的意思是找中介，但我既不愿受郑妈妈的蒙蔽，也不愿意上林老师的钩。他们两个，半斤八两，谁也不是君子，但谁也不是骗子。他们各执一词，孰是孰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至少是专业人士，再差，也要比我一个外行强吧。难道我知道的信息比他们多，或者见过的范文比他们多？人家收费高，但收费少，谁全心全意？
常春藤就那么几个位置，被录取的人，应该都有自己的绝招儿。而我，哪有什么绝招儿？我的分数本是敲门砖，但我的简历是早就没救了。瞎编，我既不会，又不敢。我的文章，是有提升空间的。我本应该细读每个学校的官网，写出有针对性的“为什么上我们学校”；我本应该像对待自己的第一选择那样，对待每一所学校，让招生官感受到自己对学校的真心，还有自己与学校的契合。如果我的准备更细心一些，更有针对性一些，文章是不是会出色一些？
郑妈妈和林老师，都反对我申奖，为的是他们的生源和业绩，也未尝不是为我考虑。如果我没有申奖，常春藤对我是不是会友善一些？
人生，其实是一个选择、选择、再选择的过程。而选择的结果无论是否如意，都回不去了。
我的结果，也不是最悲催的。那年，有一条很是抢眼的新闻：北京高考状元李泰伯，申请美国11所大学，全部遭拒。李泰伯后经港大转学，去了麻省理工。面对网上众多的质疑声，他辩解着：自己不是书呆子。
出国前，我很少见同学。
但力力和我见了一面。送给我几个打包用的压缩袋之后，他就飞到美国藏起来了。
他最后上的是哪所学校，我两年后才知道。
原来，他也被常春藤拒了。
8月底的时候，悲怆四人组有一场很是悲怆的告别。大家把自己的QQ、Skype、MSN、邮箱、手机，全部报上，生怕将来找不到了似的。
第6页 :叁：走不出的围城
叁
走不出的围城
从北京到MC，我转了两次机，还坐了三个小时的校车。校车的一路，鲜有人家，连路灯都不多。这架势，哪像是到了美国。
而从机场到MC，有校车待遇的，也就国际生中的新生。以后出行，能依靠的只有公共巴士，而且还是一天才出现一次的那种。
就概率而言，美国的文理学院不是在山里，就是在村里。美国的大城市不多，数来数去，也就咱中国人叫得出名字的那些个。很多州的首府，居民数量还不如咱们的一个县城。归根结底，还在美国的地广人稀。
MC所在的小镇是牧业区，有几个山地牧场。夏天坐车经过牧场，就算车窗关着，也最好屏住呼吸，因为空气里尽是奶牛们放的屁。气象学家讲，温室气体中的甲烷，很多是奶牛惹的祸。但也正是因为有这些牧场，在MC，我们喝的是有机奶，吃的是自制的奶油、奶酪和冰激凌。
小镇也就一万多人，牧场主之外，不是学院的人，就是为学院服务的人。也是因为这一点，小镇也号称是大学城。不过，在咱中国人看来，能称得上城的，没有几百万人口，也得几十万。
一般意义上的大学城，大都临近名副其实的城市。比如，普林斯顿离纽约很近，伯克利距旧金山不远。就算离大城市稍远的，如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所在的大学城，虽然规模谈不上大，但公用设施和生活配套基本齐全，起码，火车站、商场、医院、中餐馆，还是不缺的。
而MC小镇不尽一样，自己一丁点儿，和大城市也不沾边儿。向南几十公里，倒是有一个几十万人口的城市。这个城市犯罪率高，经常上报纸，但MC人买衣服、下馆子、看病就医，还得靠着它。因为MC在小镇，除了一家货品不全、价格超标的小超市，几乎没有面积更大的公用设施。
对于美国人，车，是必需品。
不过，MC的中国人，就算有经济实力，也基本不买车。一是用途有限：除了镇上的超市，学院周边似乎没有什么地方可去，而往远处走，时间都花在路上了。二是前车之鉴：有车的两位学姐，都成了全校闻名的陪练兼出租司机。在美国，学车不用去驾校，考了笔试，就可以让有驾照的人陪练。有车的后果，就是身边会冒出一群朋友，这个喊你“大师”，让你教她开车；那个建言你不要亏待自己，要“请你”去吃大龙虾。
没车的人，平日被困在校园里。吃，靠学校的食堂；用，靠校园里的小商店或者上亚马逊网购。想到校园外骑骑自行车，但山路蜿蜒，而且没有自行车道，没有路肩，只能走车道，生怕呼啸而过的货车，把自己吹到山谷里。
待在校园里时间长了，免不了耐不住寂寞。但要往学校外面走，就得靠脚丫子。
我最初去的地方，就是那家小超市。之所以去超市，只是觉得，天天吃食堂，将来连美国超市里卖什么都不知道，什么牌子也不认识，岂有此理。
进超市，原本只是像看博物馆里的陈列物一样，看着超市货架上的商品，在脑袋里留几个品牌的影像，但时间一长，口水就冒出来了。
有了心动，自然会有行动。
我买得最多的，是食堂里没有的杧果、木瓜、阿拉伯蜜枣等等。水果沉，回去的路上又有一个长坡。有两次，才开始爬坡，就有司机停下车来，问我要不要搭车。这等好事，自然是“固所愿也，不敢请耳”。结果，两位美国雷锋都一路把我送到宿舍楼门口。
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挺后怕。两位司机，为什么一定是美国雷锋，而不是人口贩子？老妈从小就一直教育我的事儿，怎么到20岁了还不记得？
但MC小镇，就是这么的民风淳朴，人与人之间有信任，有温情。虽然不能说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但住上一阵子，防人之心就会慢慢变为零。图书馆里，人们用笔记本电脑占座；宿舍楼前，自行车净是没上锁的。
当然，这与小镇小而纯有关。MC小镇是纯种白人的地盘，彼此之间，说不定还有熟悉的人联着。马路上要是走着个青涩的黑人或者亚洲人，基本上都是MC的学生。
要说我便车搭得最绝的一次，是大二的感恩节。学校可怜我们这些有家不能回的国际生，除了安排我们去校友或教授家吃感恩节晚餐，还专门派校车带我们去超市买吃的。
购物完成，我们在瑟瑟寒风中等校车，却迟迟不见车的影子。原来是车坏了，正在调别的车。
我等得不耐烦，就径自走了。还没走出停车场，在我前面，一个刚购完物的老太太就停下车，请我上去，弄得刚才还好心劝我“再等会儿”的姐妹们目光惊羡。
车的后座尽是生鲜和饮料。老太太讲，要不是今天已经有了接待任务，真想请我到她家尝尝她的厨艺。
“您也是MC人？”
“我先生是。”
两个月后，新的学期开始了。我选了国际政治课。教授史蒂文斯是个银发老头儿，长得潇洒睿智。
第一堂课，点个名，相互熟悉是必要的程序。班上就十几个人，很快就点到了我。念完我的名字，教授笑着对我说：“未兹，我太太今天早上还问起你呢。”
全班的白人都敬畏地望着我这个亚洲关系户。
原来，他是老太太的先生。
然而，好印象一会儿就不见了。史蒂文斯的口才倒是不错，天马行空，气势豪放，但听了半天，就是不知道他要讲些什么。
要不是因为蹭过他夫人的车，第一堂课后，我肯定会把这门课退掉，而不是白白遭了一个学期的罪。
看来，搭便车，也是有代价的。
到校园外偶遇，不可能是常态。绝大部分时间，几乎都在校园里上课。
小班上课是MC的特点之一。学院大多数的课堂，只有十几个学生。
课堂小，和教授交流的机会自然多。而且，教授们也愿意和学生对话，而不是一个人唱独角戏。这样的课堂，对学生是机会，可以既练听力，又练表达，既看别人秀，又能自己演。也是挑战，因为如果只当看客，而不发言，就会给教授留下被动的印象。给成绩时，说不定会被打个折。
课上一分钟发言，意味着课下十几分钟甚至一个小时的准备。而除了准备发言，还要应付作业，或者是几十几百页的书，或者是几页几十页的文。
除了作业，还有隔三岔五的小测，虽然小测方式多种多样，时间很短，但不准备，不花工夫，很难有好的成绩。而每一次成绩，都会计入期末总评分。
前段时间，两张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凌晨4点多灯火通明、座无虚席的照片，在网上很是吸引眼球。MC没有那么夸张，但也见得到类似的场景。
MC有20栋宿舍楼，每个学生都能住在校园里。宿舍楼小巧玲珑，错落有致，给人以端庄典雅、清新自然的感觉。有的楼是100多年历史的尖顶红楼，铺着地板，有古老的挂钟和螺旋而上的楼梯；有的楼是现代的建筑风格，铺着地毯，有刷卡进屋的宾馆房门和落地窗。宿舍不论新老，每一座都献上湖景大礼，配备钢琴房和电脑房。一楼偌大的休息室里，一圈沙发围着石砌的壁炉。而宿舍楼的负一层，则设置有电梯直达门口的洗衣房。既有高档公寓的设施，又有田园山野的情调。
宿舍条件无可挑剔，但学生们的要求却水涨船高。走20分钟上课，就算是学校的倒霉蛋。大家都希望住在教学区边上，可以一觉睡到老师来；分到8平方米的小间，还会羡慕别人20平方米的大屋。
学校推崇平等主义，不照顾关系户，不偏向成绩好的，更不鼓励愿意多出住宿费的。宿舍每年更换一次，每次更换都是全校大抽签。当住得差的同学搬进别人恋恋不舍离开的房子，那感觉，很像是打倒了旧贵族。
而当我凝神盯着MC年度大抽签的电脑屏幕时，南方大U的悲怆三号正在打租房电话，和几个房主约着看房时间。她的学校只给新生提供宿舍，大一过后，就得自行解决住宿问题。学区房价，高不忍睹。而离学校远的公寓，又位于不太安全的区域，必须趁天黑前急急忙忙往回赶。她每天买菜、做饭，挤公交，精打细算地节约开支。三年里，她换过两次房。第一次，是因为室友整晚看球赛、乱喊乱叫；第二次，是因为空调坏了没人修，洗手池堵了没人管。
身在福中不知福的MC人体会不到这些。我们过得像是被惯坏了的孩子，年龄在长，人却更懒。在国内，我至少会帮老妈洗洗衣服，拖拖地，刷刷碗。而在MC，洗衣，直接扔进洗衣机、烘干机，拿出来就能穿；肚子饿了，几个食堂随便进，吃完就走人。大三大四，我住的是单间，又没有舍管查房，两年里没叠过几次被子。而每次去美国同学的房间，总觉得她们比我还懒，除了床上乱成鸡窝，桌面更是狼藉。
悲怆三号告诉我，在他们学校，华人会的群里，不是毕业生在卖电视、卖地毯、卖床垫，就是新生在求购书籍、沙发，甚至婴儿车。但在MC，卖东西会被视为小气。每年的换房季，都是欢乐大派送：用腻了的电器，搬不动的沙发，网上淘来的图书，都会放到地下一层的捐赠房。毕业生喜欢哪个学妹，会让她继承自己的冰箱、电视，甚至全部家当。
MC最令我们舒心的，是校园。
宿舍楼依山而建，鳞次栉比，错落有致。从宿舍出来，可以一路下坡，直到谷底的小木桥。过了桥，就是一气上坡的石子路，路边是一垄一垄的薰衣草,起风时,紫色的波浪层叠起伏，给人以平静安宁而又温馨浪漫之感。
教学楼中间，是大片开放式的草坪。天气好时，学生三五成群，或坐或躺，或打盹或聊天，吃着午餐，看着电脑。这时候，总会有小狗在人群中穿梭撒欢，有小松鼠在一旁啃松果，警惕地观望着。
校园的中心是两个湖，湖之间是三个不同落差的瀑布。湖的周围，小山环抱。翻过山坡，是学院自己的赛马场和高尔夫球场。置身其中，你会不由自主地驻足流连，甚至跃跃欲试。
MC地处东北，一场秋雨一场凉，草坪和球场很快就会从深绿变成鲜黄。而这个时候，树上的叶子也进入了辉煌期，先是明艳的粉，然后是深邃的红。又是一场秋雨，整个校园都染上了最绚丽的色彩。
枝头枯了，就到了下雪的日子。MC的雪季，从11月一直到次年3、4月。雪连夜下，整晚都有扫雪车在噗噗地工作。早上起来，上课的路清出来了，而扫雪车摞在路边的雪堆绵延不断，常常有一米多高。不时，雪堆上的白色会哗啦啦地洒下一些，随风飘落。
雪太大时，学院为了保证住得远的教授的安全，也会停课。中国的春节，在美国不是假日，却总能赶上下雪停课日。几个中国同学，聚在一起，在网上看春晚，把每个节目奚落一番，却都要看到结束。
校园生活的常态，是宿舍、教室、图书馆三点一线。不喜欢三点一线，倒也不是问题。你可以从早到晚宅在宿舍里，也可以上课的时候外出游学，而学校，则不会太难为你。刚入学的新生，有一节“不要抄袭，不要作弊”的教育课，但对老生，就没有人强调校规校纪之类的。
即便如此，在校园里，见得最多的不是匆匆的脚步，就是手上拿着咖啡杯、眼睛盯着书的身影。想上课就上课、想逃课就逃课的，毕竟是少数。
偶尔，也有联盟校的男生来听课，但多数时间多数地方，MC是女孩子们的世界。没有男生，女孩子们空出了许多心思。最多，也就抹点口红和BB霜，至少周一至周五下午是如此。我在洛杉矶上学的朋友楚楚告诉我，每天，她至少要在化妆上花上一个小时。而MC的我们，没人欣赏，少了一些乐趣，也省了很多时间、很多钱。
除了读书，MC也鼓励学生参加各种社团活动。
学院的学生社团，如俱乐部、艺术队、运动队之类，林林总总，100多个，而学生，也就2000多个。
学姐心如，在国内从没当过干部。到大二的时候，终于想挑战一下自己，就去竞选学生会的司库。她学的是统计专业，竞争对手，是艺术系的美国同学。美国同学的竞选传单很是直白:“我数学不好，不过，我的计算器是高精尖的。”
还未投票，胜负就见分晓。
第7页 :叁：走不出的围城（2）
学妹冰冰，小时候学过黑管，发现音乐系有相当于免费家教的黑管辅导老师，就重新捡起黑管，报名上了家教课。没曾想，一听她吹奏，老师立马就把她拉进了乐团。
乐团选手的水平参差不齐，但指挥很会指挥，家教们又因材施教，合奏的效果还挺震撼。时间不长，学妹就乐此不疲而沉浸其中了。
受学姐学妹们的影响，我也进过一些社团。
我是吃货，学院的“健康烹饪社”正中我下怀。
过去一看，原来是一群身材微胖的同学的聊天室。每次活动，都有同学带着自制的健康点心来，要么低脂，要么无糖。但低脂蛋糕，让我口干得想咳嗽，无糖树莓派，则酸得我牙疼。
“越野长跑队”，名字听上去很拉风，但其实并不是越野，而是在人行道上跑。队长有幽默基因，讲话很逗乐。当我们围着学校边的小墓地跑时，她说，我们在用脚步声演奏《骨头园狂想曲》（Bone Park Rhapsody）。沿着湖滨跑时，她把白鹅调戏得扑翅乱叫。而当我们穿过居民区，看到有小妹妹在自家院子里卖柠檬汁，她冲小妹妹笑了笑，然后留下电影《终结者》(The Terminator)的一句经典台词：“我会回来的（Ill be back）。”
跑完预定行程后，我们真的回来了。生意萧条的小妹妹兴奋道：“我长大了，也要上MC。”
跑了一年，队长毕业了，长跑队也就解散了。因为，队里就我们两个人。
我于是参加了种族对话小组。
不曾想，这是个白人忏悔小组。
尽管组长多方招募，但除了我，组里全是白人。
每次聚会，总是以纪录片开始。有民权运动时的血腥暴力，警察用高压水枪和催泪弹对付示威的黑人；也有筑路华工的窘境，以及早年法规中的那一条：妓女和华人不得成为公民。
白人同学很受教育，个个举手，哭诉自己上的中小学太差，现在长这么大了，才知道自己的父辈们那么差劲。
她们都对我很友善，每次看完片子，都有意无意地接近我，用歉疚的口吻和我搭讪。这种歉意，我实在受不起。没受过种族歧视之苦的人，怎么能代表那些被屈辱过的同胞呢？这些同学分明是把中国人和华裔美国人混为一谈了。
离开种族对话小组后，我进了冰雪俱乐部。俱乐部最有人气的活动，就是去佛蒙特州的滑雪胜地。每一次，都是主席开着自家的SUV来接我们，去她家的林间木屋。大家白天爬山滑雪，晚上在空地上搭起篝火，用竹签烤着棉花糖。棉花糖快熔化的时候，夹在两片饼干里，温润软糯的夹心饼干就成了。活动本身无可挑剔，就是参加的人太多，车子总是超载，滑雪板也总是不够用，而到了晚上，不少人只能在木屋的门厅挤睡袋，冻得集体感冒。
我还打过马术队的主意。学校的马术队，得过全美大学杯冠军。想要入队，先得参加训练课。
我报了马术训练课的名，去管学姐妮可借服装，也顺便打听下情况。
我问：“学好了，入队难么？”
妮可答：“不难。只要你不从马上摔下来，基本上就能被选上。”
“摔的人多么？”
“每个班，也就几个人吧。不过，到目前为止，除了一个骨折，一个脑震荡，剩下的只是摔青了而已。”
我小心翼翼地问：“你摔过么？”
“没有。不过，我看见身旁的同学被甩下去后，就赶紧跑了。”
我俩相视而笑。
妮可说：“要不，你来我们辩论队吧。”
但我感觉已经玩够了。
从此，我的休息时间，主要就干一件事：在健身房一边踩着跑步机，一边看电视。
跑步机的小电视上，有60多个频道。美食频道的配方，自然比当年的健康烹饪社要专业。体育频道的马术表演，也是只有风度，没有风险。而喜剧频道的美剧，更是让我边跑，边笑得摇头晃脑，时不时把耳机都给甩掉了。
在美国的朋友，羡慕我们无组织的自由，我则羡慕他们有组织的自在。
弗吉尼亚大学的珊珊来邮件说，他们正在筹划去华盛顿迎接胡锦涛主席访美。而我这个村姑，看到邮件，才知道主席要来美国了。四下一问，MC的中国人，都是浑然不觉。
弗大的华人会，一个活动接着一个活动：山西老乡办吃面大赛，河南老乡办三国杀比赛，广东老乡办粤语歌大赛。过春节，大家聚在一起包饺子，甚至学舞狮。
MC呢？中秋节聚会用的蛋黄莲蓉月饼，还是华人会的几位学姐各自卷在行李箱的衣服里违规带进美国的。月饼数量有限，一个小饼，通常要切成八份分。聚会的跳舞节目，是在聚会开始前临时排练的。至于唱歌的，靠的是爹妈给的天赋和多年前练就的童子功，没有人会事先吊嗓子。
倒不是MC的中国人不会办事，不愿办事。其原因一在MC人不多，中国人更少，二在MC本身，就没有大办活动的传统。
MC的180周年校庆，只是校园里多了一群互相拥抱的老校友，食堂在晚餐时摆上了蜡烛，多上了几道菜。至于开学典礼，则更是简单，校长对着坐在草地上的学生讲个话，就算结束了。
在MC，也没有一项活动是学生必须参加的。以至于我忙起来的时候，只读教授的邮件，而见到校方的邮件，第一反应就是删除。所以，对于发毕业文凭这样的大事，学校发邮件，都要用大写注明“很重要!请阅读!”（IMPORTANT! PLEASE READ!）由此可见，像我这样的，大有人在。
MC没有大办活动的传统，也没有大办活动的条件。
原因种种，最重要的，当属MC太偏了，进出就要花上大把的时间，机会成本太高。
我在健身房跑步的时候，很喜欢看喜剧中心频道（Comedy Central）的脱口秀节目《科尔伯特报告》（Colbert Report）。一次随意调台，却发现科尔伯特正在耶鲁做现场表演。
我的哲学教授，对素食主义哲学家彼得·辛格（Peter Singer）很是欣赏，更把辛格的著作列为我们的读物。而我们去哈佛法学院参观的时候，恰好见到辛格在学生餐厅里宣扬他的思想。
这样的餐桌演讲，哈佛、耶鲁应该差不多天天有。各路高僧，自备旅费和午饭过去，学校还得精挑细选。
不仅是常春藤，就是排名很普通的大学，只要交通方便，也会有不少成功人士过去，边介绍自己的创业经验，边做招聘广告。同一座城市或附近就职的校友，方便时来学校溜达一下，做一个讲座，带几个学生做做实习，也是司空见惯。
而我在MC的几年里，最有名的演讲者之一，是1995年奥斯卡电影《小猪宝贝》（Babe）里饰演农夫的詹姆斯·克伦威尔（James Cromwell）。克伦威尔演讲那天，学校大礼堂里人满为患，我一个挤过北京地铁的人，硬没挤进去。
MC的毕业生中，读研究生上名校的不少；毕业后直接在社会上打拼的，也不乏成功人士。而且，校友们热心肠，不少人在学校校友网上，公布了自己的地址和联系方式，表示愿意接待在自家附近参加工作面试或短期实习的学妹。经常给学校捐款的校友，更是为数众多，不然MC怎能在文理学院捐款榜上名列前茅。
哎，捐钱的校友们，却没时间回来看看。
也是因为位置偏远，MC的学生，找零工和找实习都多一重困难。在大城市上学，可以去餐馆、电影院、商场打工。但在MC，想干活儿也没得干。学校食堂刷盘子的职位，只给大一新生。高年级的学姐找活儿，想帮教授带孩子看狗，没车的还不收。
算起来，我在MC期间，一共只挣过两笔钱。一笔是给地理教授当助教，辅导低一届的学妹，一个小时八美元。另一笔钱，是给教授翻译资料，挣了一两千美元。这些收入，比起学费，实在是杯水车薪。
打不了工，问题是暂时的。但找不到实习的机会，就有点麻烦了。因为，无论继续升学，还是走向职场，实习经历，都是人事部、招生办要参考的重要因素。
镇上没有实习的机会，可以到别的地方找，但有含金量的实习，付工资的并不多。如此，不仅要倒贴房租，而且要自掏钱包支付旅行费用。结果，只是简历上多了一笔。
我在健身房一边跑步，一边看旅游频道主持人唐·维尔德曼(Don Wildman)的节目。悲怆一号来电话说，维尔德曼上周刚在她们学院做过演讲。不过，她想谈的不是维尔德曼，而是转学问题。她的学院，排名高MC一些，状况却和MC挺类似。
她出国，原本是为了见世面，却被困在乡下。即使有钱买车，也没有时间跑路。想丰富课外生活，但学院的学生社团，还不如国内高中的气势浩大。
她出国，也想要钓个金龟婿。可现在别说金龟婿，连铁龟婿都没有。靠谱男们全都名草有主。
除了学习，还是学习。因此，有了转学的想法。
她问我，你不是也说过，要转到城里的大U么？
是的，刚到美国，我是有过转学的念头。MC很偏，进个城都要跑几十公里；MC很小，小得选择课经常没得可选，小到不认识的教授看起来都很眼熟；MC很老，曾经如日东升，但现在却成了江河日下。
但我和一号讲，MC是偏，但生活品质，却是千金难买的；MC很小，但自由清静，却是难能可贵的；MC很老，但教授对学生的关心和爱护，更是当下的名校难以比拟的。
一号叹了口气，挂了电话。她转学的事，也没了下文。
4月初，我正在西海岸游荡的时候，学校来了邮件，通知我这个提前毕业离校的学生，我们这一届的毕业典礼在下个月举行。
这个时候，我已经离开MC三个月了。
看到邮件，我想到的是宿舍楼里洗衣房中的柠檬清香，食堂里垒成小山的曲奇饼，教室中的围着一圈同学的圆桌，图书馆里午夜12点的免费咖啡，还有那丛丛的薰衣草、簌簌的落叶、松松的白雪。
我想到教文学基础的菲利斯，教写作的萨维诺，教浪漫主义的科恩，教历史的戈德,还有“关系户”史蒂文斯。时至今日，他们也是当天之内必回我的邮件。
我想起了同屋过的艾琳，同班过的劳拉，一起爬山的凯西，还有冬冬、超超、典典。在茶余饭后，这些人都曾和我埋怨过MC。劳拉说过，MC把都市女孩变成村姑打扮，把乡下小妹变成大妈模样。但不论村姑还是大妈，都学得满口女权，回到家连爹娘都认不出自己。而凯西曾说，在MC念书，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忘掉了不少生活技能。可自己又不是大小姐出身，被坑了。
但同样是这群人，刚毕业就开始给学校捐款，哪怕手头只剩下几十块。
我不知道怎么回复学校。当初,我是那么急迫地想早点离开,而且没离校就规划好了行程。毕业典礼的时候，我应该已经回到北京了。
但是，我知道，接下来的日子，无论是走在熟悉的路上，还是陌生的路上，MC都已经把我心灵中最柔软的那一部分围起来，让我再也走不出去了。
第8页 :肆：餐桌上的困惑
肆
餐桌上的困惑
中学的时候，班上的几位IT达人，给学校食堂做了个短片，放到校网上，立刻走红。短片由众多影片、广告和新闻的片断剪辑拼接而成。至于配音，则是达人们的吼叫。
短片有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有后厨的苍蝇成灾，有前堂的集体呕吐。第二部分，是老虎凳受刑的场景，食堂师傅在拷打一个学生：“这么好吃的糖三角，你竟然一下拿了俩，还有王法吗？”第三部分，有武林高手亮剑决斗，原来是学生代表对战食堂管理员。第四部分，是校长在会上慷慨陈词，夸咱们中学的食堂好。短片落幕，打出一行大字：革命尚未成功，同学仍须努力。
这个片子走红后，同学中有交不出作业的，改不了坏毛病的，总爱挑衅说：“老师，等咱们食堂的饭菜好吃了再说吧。”
短片当然是胡编乱造，但能引起这么大的共鸣，可见学校食堂实在让人不敢恭维。
我在这样的食堂里熬了几年，总像是刚离开幼儿园的小朋友，一放学就要买吃的。
出国前，我就在想，MC的食堂，总比这强吧？
果不其然，初到MC，食堂就是我的天堂。
MC区区两千学生，却有七个食堂。六个自助食堂设置在六幢宿舍楼的一层，一个点餐食堂设置在教学区。即使是不设置食堂的几幢宿舍楼，也有自助早餐区。而且，不管你住在哪儿，都可以在任何一个食堂随便吃，随便外带。即使一顿饭吃两个食堂，也在许可之列。
MC的三年半，我换过四次宿舍，但住的楼里都附设食堂。每天早上，我是闻着煎鸡蛋的浓香和咖啡的醇香醒来的。没有早课的时候，我常常是穿着拖鞋睡衣，坐着电梯下楼，第一个去餐厅。四下无人，我可以挑出烤得最圆的一片煎饼,或是冰度最完美的一杯酸奶,盛上满满一碗草莓、葡萄和蓝莓，坐在靠窗的沙发上。吃完，再泡一杯茶，带回宿舍。
每个食堂，早餐的菜单都差不多，而午餐和晚餐，则是各具特色。学校的网上有食堂的菜单，读书烦了，我会看看菜单，研究一下去哪儿吃。
温德尔食堂是犹太教的地盘，规矩比较多，但鸡汤和炖牛肉做得最香。保罗食堂是亚洲风，经常有泰式冬荫功、日式荞麦面和扬州炒饭。费尔顿食堂沿湖而建，半露天，可以坐在遮阳伞下看鸭子，享受口福的同时饱饱眼福。韦恩食堂位置最偏，但建筑很漂亮，有浮雕的拱门和古朴的半月窗，颇有宫殿之感。而教学区的点餐食堂，虽说汉堡、三明治居多，但每天一款特色菜，从意面到巴西烤肉，可说是一天一个国家。
食堂最具特色的，是甜品。不论哪个食堂，都有自己的烘焙师和特色糕点。点餐食堂的营业时间最长，从早7点到午夜，而它的面包房，则是每隔几小时，都有新出炉的东西上架：金黄耀眼的南瓜派，小巧质朴的巧克力饼，浓妆粉饰的草莓蛋糕，冰纯如雪的香草瑞士卷，松松脆脆的谷物棒，入口即化的焦糖布丁……每晚9点，面包房会把当天没卖完的糕点，送到各个宿舍楼，给学生们当夜宵。而学校的大小活动，轻松的如夜场电影，重要的如面试培训，都会在邮件通知上写一句：“我们给大家准备了甜甜圈和布朗宁。”这逻辑，似乎没有甜品，就没人捧场。
每逢节日，食堂都会安排烛光晚餐。师傅侍者们个个穿礼服打领结，调暗餐厅里的灯光，铺上最好的桌布和餐巾，换上最漂亮的盘子和刀叉。烛光晚餐的菜品，因时而变：复活节，自然少不了蜜汁火腿；情人节，会有迷你巧克力喷泉；而到了9月收获季，则要用新采摘的苹果榨汁。
最隆重的烛光晚餐，要数学校的开放日。因为学生会带家长来吃团圆饭，食堂会精心地装饰一番，一派祥和喜庆。门口管刷卡的阿姨，对谁都是那句欢快的“好好享受”（Enjoy！）；分牛排的老大爷，也是满脸堆笑，从不厚此薄彼。这个时候，我一身便装，出没在西装革履的父辈之间，却没有任何尴尬。
好景不长。蜜月期过去，问题就逐一浮现。
首先是菜单的问题。每个食堂虽说都有自己的拿手菜肴，让人感觉风格迥异，可所有食堂的菜品加起来，也就那么二三十种。不到几周，原先像是一本新书的菜单，就变成了一堆车轱辘话。
而且，好多八竿子打不着的食品，吃着都觉得是一个味儿。早餐的玛芬蛋糕，不管是香草味、鲜橙味，还是杏仁味，除了多一颗杏仁，多一点橙色，口感如出一辙，甚至连面包房出品的曲奇和斯康饼，似乎也是玛芬蛋糕的味道。点开菜单的网页查配料，发现这些点心，用的都是一个牌子的混合烘烤粉，只在所用的添加剂上有细微之差。
炭烧鸡肉和黑椒牛柳，用的是同一种烧烤酱。通心粉也好，细面条也罢，都撒了太厚的奶酪。炒饭也好，炒面也罢，都是一口酱油味。
这些还不要紧。
要紧的是，不管我是热爱食堂也好，还是看透了食堂也罢，反正我是怎么吃怎么增肥。
美国人块头大，我再怎么不济，也是落在人堆里不起眼。可我不能不回国啊。
菜单网页的信息很齐全，不仅有每道菜的配料，而且还有它的营养信息和热量表。
数据触目惊心。早上一分钟吃掉的玛芬蛋糕，500卡；开会时磨牙的两块迷你曲奇，400卡；晚上的那盘意面，1350卡。营养学家推荐的日平均摄入热量为2000卡。而我，除了上述三样，还吃了好多别的东西。
天堂里，处处是肥胖陷阱。
把热量表学习了一遍，又观察着身边的人，我发现，不甘心落入肥胖陷阱的同学，基本上可以分为四个派别。
首先是沙拉派，以美国同学为主。学校的自助沙拉吧台，选择很多。只是，除了西红柿和生菜，其他菜都是咱中国人不生吃的：芹菜、青椒、圆白菜、胡萝卜、西兰花、蘑菇、西葫芦……消瘦的白人女生，常常是盛上一大盆生菜，再来上几勺其他生蔬，淋上一点无脂沙拉汁，捧着盆狂啃。她们啃这300卡的时间，够汉堡迷细嚼慢咽地吃下3个600卡。
中国同学大多只是抢沙拉中的西红柿。有学姐讲，好多年前，MC的第一个中国留学生来到食堂，见了满眼的生蔬，问师傅：“火炉在哪儿？”
今天，食堂依旧没有火炉，但有微波炉。对于煲汤派的中国妹，这些生鲜大有所用。她们追着变化的每日例汤而天天换食堂，因为她们要把菜放在汤里，然后在微波炉里热到菜熟为止。最好用的是日式味噌汤和鸡汤，其次是牛肉汤和罗宋汤，清汤也能凑合使。而要是赶上增肥大王奶油浓汤，执着的煲汤妹们会另辟蹊径：白水加点盐和胡椒面，再放菜煮。
每个食堂只有一个微波炉，所以，要是赶上三四个中国妹接连煲汤，美国妹就别想用了。
相比耗时耗力的煲汤派，早餐派更轻省。早餐派既有美国人，也有中国人。她们不论早中晚，总要以牛奶为饮料，全麦面包为主食，水果当菜吃。有时加个鸡蛋补充蛋白质，有时吃点谷物（cereal）当点心。早餐派的美眉们多数是甜食控，但只敢吃甜果子、甜面包，喝甜牛奶，不敢吃高脂甜食。而且，早餐派要么是素食主义者，要么对肉食自我设限。
早餐派任其发展，可能会变成打包派。打包派见什么带着方便，就拿食堂的一次性餐盒打包，然后或回宿舍或去图书馆。她们不会受邻座好友手中薯条的诱惑，自己一个人对着书本嚼芹菜。她们也不会闻着蛋糕飘香就心里痒痒，三秒钟夹个蔬菜三明治就逃离现场。打包派的名言，就是“三明治拿着方便，就是为了让人边看电脑边吃的。”但打包派也有麻烦，就是老也吃不饱，经常要自掏腰包买自动售货机里的M&M豆。
我游走于四大派别之间，不是和沙拉派一起抢青菜，和煲汤派一起等微波炉，就是与早餐派同流，把水果当菜吃，与打包派同类，拿个三明治就跑。但食堂甜品和肉食的诱惑一直在考验着我的自制力，一边是对增肥长胖的恐惧，一边是口水暗流的无奈。
想起嘲弄中学食堂的短片，我有了怀旧情结。好歹，那是个吃不胖的食堂。
而MC的食堂呢?我要是做视频来表现它，可用的素材还真不少。
可以用那个在美国备受争议的公益广告：小妹妹兴冲冲地捧着奶昔，吮着吸管，奶昔霎时变成了冒着泡沫的油脂粒，进了小妹妹的血管。
也可以用那个饮食栏目的短片：小正太走进早餐店，点了培根煎蛋和奶酪卷。收银员算了算，笑吟吟地说：“谢谢您。一共1500卡。”
到外面走了几次后，我更受打击了。自己若是抨击MC的食堂，也是无理取闹。
在美国同学家里吃过感恩节大餐。上了桌，才知道主菜只有烤火鸡和烤蔬菜，外加一个巨大的苹果派，哪有学校丰富。
进了城，我更是发现，不少位于市区的大U，连一个像样的食堂都没有，只有所谓的咖啡厅。咖啡厅卖的，基本都是垃圾食品。在大U，学生们要么自己下厨，要么靠外卖度日。
MC的小镇鲜有中餐。但美国大多数的中餐馆，最常见的，是不伦不类的杂烩菜：西兰花、荷兰豆之类的美国当家菜，再配上牛肉、虾肉、鸡肉、猪肉排列组合。就是想吃点土豆丝、白菜豆腐、稀粥咸菜，也是精品店才有。
纽约倒是热闹。法拉盛的唐人区，随便哪一条干道，两侧都有美食一条龙：油条、江南小笼包、东北大拉皮、西北大盘鸡，让人恍如隔世。不过，这里的就餐环境脏乱差，实在对不起那些菜肴。
朋友请我吃过一家以龙虾、鲍鱼闻名的高档粤菜店。但店内的装潢，不及北京的中档水平。服务员深谙中国人不爱多给小费的习惯，只肯围着老美客人转。我们俩吃饭不到30分钟，但点菜和买单，却等了一个小时。
正当我为饮食问题而困惑的时候，教中国历史的戈德教授请我们几个中国学生吃饭。
戈德开了一个小时的车，找到那家只有5张桌子的客家风味店。戈德在大学时，在台湾的一家客家寄宿家庭生活过。成为学者后，更是借讲学的机会吃遍了中国内地，很了解中国人的口味。这家小店里的梅菜扣肉和酿豆腐，比我在北京吃过的还地道。
我感谢戈德教授：“终于在美国吃到像样的中餐了。想煞我也。”
他是个吃饭也要讨论哲理的老学究：“什么叫中餐呢？”
“什么意思？”
“比方说，你们北京菜和客家菜的区别，可能比法国菜和德国菜之间的区别还大。为什么都算中餐呢？”
这算什么问题。北京人和客家人是一家呗。但他应该不是这个意思。
“我这么问吧，你说你想念中餐，最想的是什么呢？四川担担面？广东云吞面？”
“老北京炸酱面。”
第9页 :肆：餐桌上的困惑（2）
“你不喜欢意大利面？”
“我刚来MC的时候很喜欢。但现在，发现它还是比不上炸酱面。”
“那并不能证明中餐比西餐好，而只能说明你更习惯小时候吃惯了的东西。何况，好吃并不是中餐的什么特点。有这么句话：爱国主义是从祖母的厨房里练出来的。我在北京的时候，也很喜欢炸酱面，可回了美国还是狂吃意面。我不觉得它们有好坏之分。是否喜欢，全在胃口，而胃口是从小培养的。”
我身旁的同学帮我助威道：“我们不光是喜欢自己的家乡菜而已。您看，我们这里没有一个客家人，可都很喜欢今天的菜。中餐种类多，地域性强，但本质上一样。”
“什么本质？”
“色香味俱全。”
“那不是中餐的本质。全世界的人对美食的评价都是这个标准。或者说，大家都觉得自己喜欢吃的东西是色香味俱全的。谁也不会说，我最爱吃臭豆腐，它外形难看，气味很臭，味道很恶心。”
大家语塞。
戈德刨根问底：“为什么今天吃的算中餐呢？这盘梅菜扣肉，是两个加入了美国籍的华人在美国做的。既然如此，为什么今天的梅菜扣肉不能算‘美餐’呢？如果说，梅菜扣肉登陆美国太晚，但假以时日，它也许会家喻户晓啊。”
见我们都压着怒火，戈德说：“消消气。我开玩笑而已，才不偷你们的菜呢。世上没有‘美餐’（American food）之说，因为美国是个移民国家。我们也承认，自己吃的，是世界各地的杂烩。高档店里吃法餐，自己平时吃的面条是意餐，三明治是英国的，汉堡是德国的，沙拉是全球都有的。但世上有中餐这个说法。为什么呢？中餐哪里比‘美餐’好呢？”
“中餐用料，新鲜营养别致。我们喜欢鲜肉活鱼，喜欢早市的蔬菜。我们不用那么多冷冻食品。”另一个同学助阵。
“长时间烹炒，较之冷冻，哪一个对食物营养的损害更大？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沙拉是最新鲜的吃法。”
大家面面相觑，都在暗中鄙视沙拉。谁也没有说出来，因为戈德会回应：你没吃惯，不代表它不好。
“中餐热量低，绿色健康。”有人说。
“梅菜扣肉油脂少么？炸酱面减肥么？”
大家又无言以对了。
“的确，中国人的日平均热量摄入，比美国人低不少。但那是因为在中国历史上，油脂、肉类和糖食经常是稀缺品，所以留下了用油少、吃肉少、甜食少的传统。可现在中国富了，胖人也越来越多了。所谓热量低，已经成为过去式了。中国人总体上比美国人苗条，是因为基因遗传，也是因为中国人对自己的形象更加注意，不是中餐本身的原因。”
我最后一搏：“如果一个人在中国想吃得健康，他可以今天喝白菜汤，明天吃白灼芥蓝，后天吃红枣百合蒸南瓜。他可以今天吃米饭，明天绿豆汤，后天小米粥，大后天窝窝头。他要是吃肉，连鹿肉、兔肉，也有得吃。他要是奢侈，可以点燕窝、鱼翅，甚至熊掌、猴脑。他要是吃素，也不会馋，因为素鸡、素牛肉、熏干、花干，比肉还好吃。而想在美国吃这些，就得四处淘宝了。”
戈德肯定道：“不错。中国的自然馈赠，不说别的，就是那么多蔬菜品种，就很让美国望尘莫及。而且，你们在食材上很大胆，也很有魄力。山中走兽云中燕，陆地牛羊海底鲜，都可能成为盘中餐。当年我在台湾的时候，经常是本来吃得挺香，但一问老太太这是什么，就不敢再吃了。久而久之，老太太也不告诉我吃的是什么了。以致到现在，我都没搞清楚，当时最喜欢的一种肉到底是什么。而‘美餐’，就算是汇集了欧洲那么多国家的元素，还是没有中餐丰富。”
见大家眉头舒展，戈德又话锋一转：“中国地盘大，地区间的地理环境上的差异，可能比欧洲各国间的差异还大。就是因为同在一个国家，所以那么多地域菜，都能姑且称为中餐。但我还是最开始的那个问题，你们心中的中餐，到底是什么呢？难道就是你小时候吃惯了的那几样东西么？最概括的说法，说中餐就是米饭加炒菜。可一辈子吃馍馍的陕北老农吃的就不是中国菜吗?”
见大家鸦雀无声，不动筷子，戈德说：“好了，先吃吧。请客是为了让大家开心的，我就别自讨没趣了。”
夹起最后一片扣肉时，我想到，自己是个从小就什么都吃得到的北京人，不会把梅菜扣肉当作外来菜。但对于一个不沾辣椒的广东人，第一次吃重庆辣子鸡会是怎样的一种感受？对于只吃米饭的南方村民，见到新疆烤馕，会不会比比萨饼还陌生呢？
中餐的丰富，并不是所有中国人都能享受到的。
中餐的特点，也不是所有中国人都能感受到的。
从那节梅菜扣肉课里出来的几个中国学生，后来都没有想出什么是中餐，也无法和雄辩的戈德教授顶牛。
不过，大家都学着去吃沙拉了。吃久了发现，这东西确实营养又健康。单调是有点儿，但是也省去了做饭的时间。
梅菜扣肉课的中心思想，就是用不着盲目抬高中餐，也用不着一味贬低“美餐”。潜移默化的结果，是我在饮食上变成了国际主义者。
去亲戚家，碰上不爱烤鸭却爱火鸡的华裔小孩，我没有理由叹惋。这不是品味问题，只是从小的习惯而已。
见到MC面包房那些让人垂涎欲滴的垃圾食品，我想起了北京的稻香村——我儿时的圣地。因为国内的鸡蛋、奶油更贵，生产成本更高，稻香村的糕点才没能进食堂。大部分人若不是有爱美之心，天生都不排斥增肥之物。哪个婴儿不是给糖吃就笑，喂苦药就撇嘴？美国增肥食品多，归结于大规模生产的成本低。
听国内来的学姐吐槽。她在洛杉矶刚工作一周，已经吃遍了单位附近的所有餐馆。而她妈妈单位的大食堂，吃得多丰盛啊。我问，那MC呢？她说，你好好珍惜吧。
美国人若是想办食堂，也是能办好的。而之所以大多数单位没食堂，是因为不会搞强迫消费或隐性福利。想少拿钱吃食堂，还是多挣点钱自己花呢？
再到美国人家里做客，发现只有一道菜时，我也会感念美国人际交往的简单。不讲客套、不摆阔、不虚饰，也是好事。而且，美国人若是真想搞排场，也是毫不含糊的。我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的招待会上，就吃过两个小时不断上菜、添饮料的午餐。
看了《舌尖上的中国》，我一直在想，能不能从中提取信息回答戈德教授的问题呢？
我可以说，中餐有精挑细选的取材，有不怕辛劳的寻找。我可以请他看花几个小时找鱼的潜水员。
不过他渊博得很。他会说，这并不是独一无二的。为了法餐的那道名菜而进入深山采松露的法国人，不是也有同样的艰苦和辛劳？
我可以说，中餐有慢功出细活的精神。我可以让他看老汤的熬制过程，看毛豆腐经过了怎样的修炼。
不过他灵活得很。他会说，难道只有中餐这样？手工的比萨饼，面团也是在特定温度下慢慢发酵的。萨拉米的香肠，也是长期腌制风干的结果。即使在麦当劳占领市场的情况下，也有餐馆只卖自制汉堡，用的是有机牛肉，一块一块地切下来剁碎，和馅儿，做成汉堡坯子，再用文火烤。那要算是垃圾食品，中国的丸子不也是？
我可以说，中餐是亲情和友情的体现，是阖家团聚的纽带。我可以给他看那些餐桌上的团圆饭。
不过他狡猾得很。他会说，吃饭可以联络感情，全世界都是一样的。不过，中国男人平时不回家吃饭的到底有多少？酒桌上的觥筹交错，又有多少是亲情和友情？
戈德这个资深的怀疑论者，把《舌尖上的中国》全部看完，估计也只会有一句不着调的评价：“中餐，就是中国人口中的那盘菜。”
说白了，就是你们纵然有千万美食，我还是忘不了从小吃惯的意面和沙拉，天天吃也不腻。你嫌我单调，我还嫌你麻烦呢。
戈德改不了美国胃，但这并不影响他当一个热爱中国的学者。他上一次来中国是10年前，但那么多中餐菜名却一直储备在脑海里。他研究历史，写出的是中国本土的历史学家都不怎么了解的史实。他对北京风物名胜的了解，更是让我这个老北京汗颜。
和戈德改不了他的美国胃一样，我也改不了我的中国胃。不同的是，戈德在中国吃饭，没有一点问题。而我在美国吃饭，却是一堆问题。
我要是还和以前一样，说美国没有饮食文化，戈德一定会问：你的眼睛睁开了吗？
第10页 :伍：都教授
伍
都教授
在美国上大学，可以在第二年才确定自己的专业，可以有更多...时间来发现自己的兴趣，寻找自己的比较优势。
但“更多的时间”也有一个限度。现在就快到了。
老爸曾建议我选择经济学。在他看来，经济学与其说是职业基础，不如说是方法学，无论我今后做什么，都有用武之地。
但是，对数学，我有着本能的恐惧，而经济学的教科书，似乎不是数学公式，就是数学模型。我上过两门经济课，学得愁眉不展。
我也曾考虑过国际关系、传媒之类的专业，但试着选修过相关课程后，也动摇了。至于一向为咱们中国学生青睐的理工类专业，更不是我的兴趣所在。
选什么呢？
考虑再三，我决定选英语专业的核心课程感受一下。
为了确定英语专业的试听课，我求助于教授评价网（www.ratemyprofessorscom）。这是个涵盖几千所大学的网站，每个学校的终身教授名下，都有学生匿名填写的评语，还有管理员打出的总评分数。
学生的评语中，负面评价明显多于正面评价。吃了苦头的，来骂教授，言之凿凿，掷地有声。尝到甜头的，夸起教授，却只是寥寥几笔，漫不经心，打个分了事。毕竟一节课上完，就可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了。要不是有了切肤之痛，谁有闲心发帖子造福后人？
网站对MC英语系教授的评价，也是毁大于誉。因为管理员禁止使用攻击性语言，所以学生的骂评都比较拐弯抹角。
有教授被定义为“狂妄的中年人”，名下有“他比我们都聪明，也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们这一点”。
而“严苛的年轻女士”，名下有“在她的统治下，我们穿越时空，回到了农奴时代”。
至于那个“讲课没条理的老头子”，则得到了“上哲学系的逻辑课”的建议。
只有菲利斯教授，则是鲜花缭绕，得到了惊爆的高分。同学们的赞美，虽说也是三言两语，但人数众多。唯一的负面评价，则是他的课“没有挑战性”。
这不正合我意吗？
菲利斯，脸相看似不大，但年纪应该不小。他个子很高，但身材并不匀称，卡其裤的皮带勒不住肚子，要靠宽松的夹克衫来遮掩。他穿着得体，经常是薄毛衣里露出挺括的衬衫领，皮鞋和皮包都亮得发光，但没有一样是新款、名牌。他的面孔，和卡通人物有几分神似，鼻子很长，面颊发红，嘴角弯弯。他的发卷得太小，修不出发型。
后来，我在他的自传中的开头看到了这么一段：
10岁的时候，我的头发从整齐的大波浪卷变成了细碎的小卷，丑得惊人。我开始用发胶、用夹子、用最大功率的吹风机，但都无力回天。我开始怀疑我从欧洲移民来美国的父母的血统中，没准隐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我偷偷地走遍了小镇上的黑人理发店。经常帮黑人把羊毛卷拉直的师傅们在我的金发上涂了多种独家药水，烧疼了头皮，却没有效果。不过，头发之谜让我从小立志，一定要把自己的身世背景搞清楚。
菲利斯是否搞清楚了自己的身世背景，自传里没有交代，但很明显，他从小就是外貌协会的成员。而光凭他的模样，实在是入不了会。他让人喜欢，靠的是风度。
他有一种我想学但学不会的步态，看似悠然自得，如闲庭信步，实则速度很快，不易追上。他把皮鞋踏地的咔咔声控制得十分得当，既有存在感，又不制造噪音。他写的板书，笔迹潇洒，但一点也不矫饰。
与大部分教授不同，他不会把作文放在讲台上或是办公室门口，让学生下课后领取，而是走到我们的座位前，一一发给我们。不论是“A”的作文还是“B”甚至“C-”的作文，他递给学生的时候，都是服务生般的殷切。转身的瞬间，又透着军人般的麻利。
我咋看得这么仔细呢？
倒不是我为菲利斯倾倒了，而是因为他的文学基础课，是我上过的课中气氛最轻松、目标最清晰的。我从不担心自己会跟不上他的思路，或是听不懂他的讲授。因为轻松，听他的课，就像看表演，既会关注他的动作，也会玩味他的台词，学习他的戏路。
其他教授的课和菲利斯的大不一样。
有的课太安静，每逢冷场的时候，教授会用期待的眼神扫射全班，责备我们不够用功。
而在菲利斯的课堂上，若是他问了个导致冷场的问题，他会有节奏地左右手开弓，拍一拍桌子。在“啪啪啪啪、啪啪、啪”之后，“我来讲吧”就会响起来。
有的课太热闹。美国同学太积极，让我总是担心自己的发言数量不够多、质量不够好，被教授彻底忘掉。
而在菲利斯的课堂上，他不会因为有谁语惊四座，就大加赞扬。猜中他心思的发言，只是为他顺着这个思路深入下去开了个头。他也不会因为有人沉默寡言，就低看一等。他总是喜气洋洋，对着全班人，眼睛眯得太小，看不出他的目光落在谁身上。
第一节课上，他就说：“我为什么没有作文占30%、考试占20%、发言占20%之类的评分标准？因为内向不是错，你若是写得好，就不必红着脸，逼自己发言。而你若是无法用文章复制发言中的传奇，我也争取不打击你。演讲大师中，也有从未出过书的。”
但菲利斯也讲规矩。我的两个老毛病，就是因他的几句话而改掉的。
我上课爱迟到。小学时是因为贪睡。中学时就是喜欢犯点小错，才能危机感和满足感并存，更能耐下性子听课。上了大学，赶上MC的大雪封门或是疾风骤雨，迟到则是常态。偶尔有教授点名，我嘴上道歉，心里却不以为然。因为，赶上真正重要的事，我并没有耽误过。
菲利斯的第二节课，我又是开课几分钟后，才火急火燎地赶过来。我拿出笔记本电脑时，碰翻了桌子上的杯子，哗啦啦洒了一大片咖啡。正难堪中，余光瞥见还有来得更晚的同学，稍感宽慰。
菲利斯“Oh no”地直呻吟：“电脑没进水吧？”
下课前，他专门留出了1分钟，告诉我们一个“提议”：如果他上课迟到5分钟以上，我们就不用等他了，可以直接回家。
我猜出了下文。不过，他的措辞很是和气：“如果你们有谁跑到了教室门口，发现已经迟到5分钟了，也可以扭头回去寻欢作乐了。公平不？”
一句“迟到者不准入内”的禁令，被他说得这么艺术。谁还敢再迟到呢？
我的另一个毛病，是发言蚊子声。高中时，大部分发言是被迫为之，或没有底气，或没有兴趣。到了美国，再怎么练嘴皮子，也比不上美国人，所以就更是细声细语，以遮掩口音。
此后不久的一次课上，菲利斯提问我：为什么法国作家西蒙·韦尔的书评《论伊利亚特》引得非议声一片？
我说：“因为韦尔过于理想主义。按照她的表述，《伊利亚特》的主题是讲战争如何让人性异化，和平又如何让人性升华，因此，应尽最大努力追求和平，避免战争。韦尔的观点正确，但不合时宜。她写书评时，法国正面临德国法西斯的进攻，战争迫在眉睫，正忙着保家卫国的法国人，看到韦尔的作品，会觉得她要么是不谙世事，要么是投降派。”
菲利斯点了点头，然后说：“未兹，你不介意我当你的广播喇叭吧？”
他声音洪亮，向全班复述了一遍我之前所讲，几乎是一字不差。
教室里有人鼓掌。不管是起哄，还是欣赏，都让我难堪。
菲利斯本可以让我自己转过身去，给全班再讲一遍。但他不愿用言语劝我，只想用行为打动我。
他也可以用一两句话概括我的观点。但他要我知道，他重视我说的话，希望我对自己的表达有信心。
菲利斯也可以夸我一番，最后再来一句“下次大声点”，有三个教授都这样做过，收效甚微。
而他广播了一次，我就没有第二次了。
菲利斯布置的阅读作业，有繁有简。简者如小学生都能读的《爱丽丝漫游仙境》，繁者如莎翁的戏剧、希腊的史诗。他的课程安排肥瘦相间，在学期伊始，阅读任务比较重。而在期中期末的关头，当别的教授加料加码时，只有他布置的阅读材料，不仅内容上轻松，而且篇幅也控制在一周100页之内。就像是填鸭大餐之后，让我们来一口消食的甘泉。
翻开《爱丽丝漫游仙境》，他抬头看了看为了其他科目而点灯熬油，此刻正托着下巴打盹儿的同学，说：“你们有没有发现这本书的前言有30页？多好啊。刚翻开书就读到31页了。”
他知道我们一忙起来，就不读前言和后记。但他要告诉我们，前言和后记，有时比全书能教给我们的还多：不但有总结概括，还有提炼升华。
讲爱丽丝的整节课，他着眼于这本书的时代背景和幻想背后的寓意。他解读了一些看似荒诞的段落，讲作者如何借荒诞来讽刺维多利亚时代的风俗，批评当时的教育思潮，揭示社会心理。他讲这位疑似恋童癖的作者的奇闻逸事，讲他的攻击者和支持者的各执一词。
期中之后，没多久就是期末。不过，菲利斯的那节《爱丽丝漫游仙境》课，让我之后的复习考试好过了不少。菲利斯指出了书中的一个双关语“reeling and writhing”(扭来扭去)，其谐音是“reading and writing”（读和写）。而面对着读不完的书、写不完的文章，我禁不住要在图书馆的转椅上扭一扭。很减压。
菲利斯能把简单的书讲得深刻，更能把复杂的书讲得通俗。莎翁的《一报还一报》，大家刚接触的时候，有点无所适从。而他一句点拨就让人豁然开朗：“这书，主要就五个主题：官员腐败，人都怕死，美女不愁嫁，宽容是美德，小人物要伺机办大事。”他从几个主要人物的不同命运入手，一一分析这些主题。而在快下课的时候，他说，“在莎翁面前，我只是个小学生而已。希望你们将来能当高中生。”
那个假期，我把《一报还一报》又读了一遍。本来，在莎翁灿若星辰的作品中，《一报还一报》我并不是很喜欢，因为其文字有时华美高贵如阳春白雪，有时粗言鄙语如贩夫走卒，情色辱人如老鸨王八。但再读之后，则是和以前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尤其是书中形形色色的冲突，很是耐看。
其中，有一个冲突是关于罪与罚的。克劳狄奥搞大了一个女子的肚子，被判死刑。
克劳狄奥的朋友向摄政安哲鲁求情，理由是：“我知道您在道德方面是一丝不苟的，可是您要想想，您也有感情用事的时候。万一时间凑合着地点，地点凑合着您的心愿，或是您自己任性的行为，可以达到某种目的，您自己也很可能在您一生中的某一时刻，犯下您现在给他判罪的错误，从而堕入法网。”
安哲鲁回答：“法律所追究的只是公开的事实，审判盗贼的人自己是不是盗贼，却是法律所不问的。你不能因为我也犯过同样的过失而企图减轻他的罪名；倒是应该这样告诫我：现在我既然判他的罪，有朝一日我若蹈他的覆辙，也有可能被判同样的刑罚。”
安哲鲁信誓旦旦，一副正人君子之态。可没过多久，当克劳狄奥的妹妹又来找他，为哥哥求情时，他却打上了清纯少女的主意。幸亏老公爵回来，及时将他赶下台，阴谋才没有得逞。
第11页 :伍：都教授（2）
这一对话让我想起《圣经》里的一个故事。
耶稣传道期间，有人将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带到耶稣面前，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在行淫之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砸死。您说，该把她怎么样？”
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罪，谁就可以扔石头砸她。”
拿人的和围观的听见这话，就一个一个地离开了，只剩下耶稣和那个妇人。
《一报还一报》的起点，很像《圣经》中的那句话：“你们用什么量器量别人，也必用什么量器被量。”见《圣经·马太福音》第七章。
但菲利斯并没有给我们灌输这些。他的那句白话总结“官员腐败，人都怕死，美女不愁嫁，宽容是美德，小人物要伺机办大事”，肯定会让老学究们摇头，但对我们，却是激发兴趣的钥匙。
800多页的《伊利亚特》，我是读下章，忘上章。菲利斯梳理了一下情节后，就将重点放在全书几个最经典的比喻句上。他告诉我们这些比喻句是如何影射人物的性格，又是如何表达作者的思想，既迅速点出了荷马的语言特点，又让我们不费太多的心力，就能够在露珠中感悟荷马的世界。
菲利斯的讲课方式，对我后来的读书习惯影响很大。简单轻松的书，有时间可以细细读，不然会错过很多精彩。艰深费解的书，只要把握主线和其中的某些重要段落就可以了。否则，读得痛苦，而落实在脑子里的也不一定多。
菲利斯很懒。回复我的邮件，他常常是一句话了事，结尾没有落款，开头没有称呼。他对我作文的评语，是我所有的教授中最短的，最省事的一次，只是画了一个大笑脸。我的语法错误，他不改正，有时连条红线都懒得画。
菲利斯布置给学生的阅读量和作业量，在所有教文学课的教授中，也是数一数二的少，而留给自己的工作量，也是如此。而且，多少年来，同样的课，他用同样的书，布置几乎同样的阅读材料。
但菲利斯回复我邮件，时效性最强，几乎没有出过两个小时。显然，很多时候，他是在用手机写邮件。这样的效率，即使在MC这样强调师生沟通的学校，也属罕见。简直达到了大律所和大公司老板对小职员的要求。
菲利斯虽然吝惜写评语，但是我每次拿着作文，去他办公室请教，他稍作回看，就能很详细地告诉我怎样修改。他记得哪个地方出彩，哪个地方有问题。他对我文章脉络的把握，有时比我自己还清楚。
这让我不得不佩服他的识人、他的巧妙。不认真的学生，纵使花大力气点评，咬文嚼字地注意保护学生的情感，学生也不一定领情。中等的学生，得了高分就会满足，而得了低分也不会去找教授。只有认真之人，无论拿到什么成绩，都会去讨教。而菲利斯想把时间留给第三种学生。
但菲利斯也很公平，不会因为谁常去讨教，就网开一面，降低标准。他给分的原则，要看学生有没有真正的进步。有进步的，分数就不会太差；没有进步的，分数就不会太高；如果你有进步而且相对水平比较高，高分绝无问题，即使你从未与他交流过。
大部分教授在讲同样的课时，会用不同的书。没有经年累月的重复，就能让学生保持一种神秘感。而菲利斯的阅读材料，只要问问他过去的学生，基本上八九不离十，哪里还有什么信息距离？
但菲利斯不靠信息距离树立威严，他的威严在课堂上，在他对作品的信手拈来，对作者的独特理解。他不靠换书来防止自己无聊，而是让你沉浸在他的表演中。当然，他自己也沉浸在演出中。
在MC主页的报道中，菲利斯的出现频率是最高的。
今天，他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影评。明天，他在《华盛顿邮报》上，给一位刚过世的哈佛教授写纪念文。后天，他在《新共和》评论时政。再过几天，他出书了——诗人艾米莉·狄金森的新传。
他出过几十本书。从他当教授起，几乎一年一本，政治、历史、文学、心理学，无不涉猎。
写书是他的事业，教书只是他维持稳定收入的职业。他在用尽可能少的时间，满足尽可能多的人，既对得起别人，也对得起自己。
菲利斯的课，是我上的第一门英语专业核心课。也是因为这门课，我动了主修英语的念头。我在学校的课程网上发现，他一共教过7个专题，如果我能跟他上三四门课，英语专业要求的核心课程，就能完成小一半了。
我去问他愿不愿意当我的专业指导老师。
他压低了声音：“不要外传啊。明年副校长的位置要空缺了，校长想让我顶上去。”
见我无言，他调侃道：“干吗不祝贺我升官？”
我知道，那是份并不清闲的差事，对于喜欢写书而且擅长写书的他，绝对不是首选。
我也知道，这两年，MC似乎出了点状况，不然，学校的排名怎么老是往下掉？
他看着我，会意地笑笑。
“以后有问题，照样来找我。”
但是，副校长办公室不是那么好进的。行政楼里有秘书，即使他愿意见我，秘书也不一定会给我安排。校长嘛，就该干校长的事。
交了他的期末论文，我抓住最后的机会，去问问学习方法。我也顺势请教他，下学期，哪门课不要错过，哪门可以避开。
他闪开了矛盾，而是动情地讲起了他对和服的研究，讲鹅肝酱和鱼子酱，讲他们小镇的一次爆炸案，讲他刚过世的老爸。
老爷子从四十多岁起，就有早衰性老年痴呆症。
“您那时还很小吧？”
“可不。我是他的老儿子。我最怕的，是他躺在沙发上看电视睡着了，醒过来，突然抓着我的手叫‘萨拉呢’？萨拉是他在犹太人集中营里死掉的前妻。”
见我捂住了嘴，他说：“噢，有时候不那么悲惨。上次我去医院看他。他满心期待地说，你知道么？今天菲利斯要来看我！我说，爸爸，我就是。他说，你都这么老了？”
就这样，我听不到他对同事的好评或是微词，就像在他的课上，我很难看出他偏爱哪个小说家或诗人一样。他讲，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精彩，也都有自己的失败。作为教授，我能够告诉你的只是如何欣赏精彩，如何鉴别失败。一如你是喜欢苹果，还是喜欢香蕉，是你的权利，我不应该也不可能强加于你。
学期的最后一天，是填教授评价表的日子。他把表一一发到我们手中，就出门回避了。这种表，是给学校做记录用的，和教授评价网作用不同。我看着问题，发着呆，想起教授评价网上寥寥几笔的正面评价，也明白了它难写的原因。写正评时怀有的感情，比负评要更复杂，更难以言表。
身旁，即将毕业的学姐揉着眼睛，说后悔自己没有选英语专业。
工作人员收走了表格，菲利斯回到教室。全班的女生，排队跟他合影。于是，我也有了一张粉丝傍明星的照片。
他真的当了副校长。我也没再见过他。
于是，每当有人问起我，为什么要选英语专业，我都气不打一处来。都怪菲利斯，把我拐卖了。从他以后，我再也没有遇上那么好的教授。
这个“好”，当然是片面之说。MC盛行的教授评价标准，分为四等：第一等，让学生既享受学习，又能收获颇丰的；第二等，让学生享受学习但收获平平的；第三等，学得痛苦但有所收获的；第四等，无谓的辛劳。
按照这个标准，菲利斯是当之无愧的第一等。而我的大部分教授，不是第三等，就是第四等。
这样讲，很容易得罪人，也很对不起我的恩师们。但我对MC课堂最纯粹的美好回忆，主要都来自菲利斯。
菲利斯不是最负责任的人，但他会很负责地对待每一个想学习的学生。
菲利斯不是多愁善感之人，但他很注意保护每一个学生的情感。
菲利斯不是较真儿之人，但他对学生的事却很认真，无论重要与否。
菲利斯不是简单的乐天派，但在他的课堂上，我们感受到的是愉悦，收获的是潜移默化。
他在哈佛从本科读到博士，却选择了我们这个小学院。他把名利看得很轻，却一点也不消极。他以出世的精神做着入世的事情，但必要的时候，也能为了大的坚守而放弃自我的坚守。想起诸葛亮“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的教导，再看看菲利斯的做派，心里净是感慨。
别的教授没有想到的，菲利斯想到了。别的教授奋力去做的，他似乎很轻松。不少全心全意的教授，在教授评价网上落得一片骂名，但自由自在搞副业的他，却是好评如云。
夏天回北京，和高中同学聊天。
她们问我，看过《来自星星的你》吗？知道都教授是如何的英俊帅气、如何的学识渊博、如何的包容温情，而且能为爱改变、为爱牺牲吗？可惜，这样的教授只能出现在电视里，出现在小说里。
我说，这样的教授，我就见过。
其实，在我遇见菲利斯之前，我也不认为有都教授，只有对无穷无尽的作业和考试深感厌倦。等待着放假，等待着升学，等待着看不到头的下一步。
其实，我就生活在教授的圈子里，我的姥爷、姥姥、母亲都是老师，但他们的生活都很辛苦，甚至比他们的学生更辛苦。所以，在姥姥建议我考虑教师职业时，我说，像你们这样子，只有辛苦，没有生活。
但现在，我常常在想，要是能成为菲利斯那样的教授，也就别无他求了。
第12页 :陆：私人定制
陆
私人定制
晚7点，因为是深秋，天已经漆黑。
我和萨维诺教授从他办公室走出来。一边走，我一边给他讲《围城》的花絮：讲方鸿渐买了假文凭应付老爹，回国后，却发现为其自豪的家人在报纸上登广告，庆贺他荣升克莱登博士。讲被称为“局部的真理”的鲍小姐和那顿“鱼像海军陆战队,已登陆了好几天，肉像潜水艇士兵,会长时期伏在水里”的窝心饭。讲方鸿渐想向苏小姐显摆学识，说苏小姐扇面上的诗是抄袭之作，没曾想，那是苏小姐的得意之作。讲方家的大钟老是慢几个小时。讲主人公最后的凄凉。
讲到兴奋处，我挥着胳膊甩着手。萨维诺笑得前仰后合，差点打不开办公楼的大门。
晃着脑袋出去，他突然不笑了。门口站着三位我不认识的教授，正谈着事。看到这么晚了，还有人出来，他们都愣住了。
年岁最大的那位最先回过神来。
“晚上好，萨维诺先生。”
他这么称呼，很少见。教授间，一般都是叫名不叫姓，更不会说先生。
“晚上好，各位！”萨维诺高调介绍我，“这是未兹，我单独辅导的学生，上次得奖的那个。你们以前见过她么？”
大家默然应着。
我赶忙说，各位晚安，我先走了。
我向着宿舍的方向，走到快一半的时候，身后响起了喇叭声。是萨维诺，正在招呼我上车。
“您还送我？我们都快出绯闻了。”我说。
“肯定的。”他一脚油门，冲过寂寥的小路，就到了我的楼下，“你上去吧。我要倒大霉了。”
“您说什么?”
他拖着长声，模仿着纪律委员会官员的语调：“萨维诺先生，我们对你的行为深表遗憾。但是，我们愿意给你一个解释的机会。请告诉我们，你和未兹同学什么时候开始的？”
绯闻事件当天，萨维诺在办公室里给我上了5个小时的课。他先用两个小时讲完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的长篇小说《鬼作家》（The Ghost Writer）。然后，和我一起讨论我刚刚交的一篇短篇小说。我的主角是民国时期一个一心报国，却卷入军阀混战，最后成为炮灰的倒霉蛋知识分子。萨维诺想了解历史背景，问了我不少问题。我们讨论的范围也因此拓宽，以至脱离主题。我聊到了同是写知识分子的《围城》，摇身变为讲课之人。不知不觉中，分针竟然转了两圈。
每周一次的单独辅导课，至少要用3个小时。如果我废话多一点，时间就会更长。而他回到家，批改我的作业还要花多久，我从来没有问过。
我们这种特殊关系，要归功于MC的特殊政策。
在MC，所有教授都有权选学生开小灶。小灶的官方名称为独立研究（independent study），没有博士课的难度，却享受博士生一对一的待遇。
小灶里，理科生帮着教授做实验，经济生则帮着教授找数据，写论文。论文如果发表，上面会有学生的名字；即使不能发表，至少能写简历。
文科生从特殊政策里拣的便宜最大。因为文科的资料很主观，教授如果让学生帮着分析，没准会南辕北辙。而写文科的论文，个人风格很重要，教授不可能让学生代笔。
于是，文科的小灶，与其说是教授主导，不如说是学生主导。学生想学什么，和教授说，教授会开列书单；想写什么，自己写，教授会给点评。而且，这种课的成绩，只要学生的态度还过得去，教授也不会为难。曾经的得意门生，现在给个B，学生难过，教授也别扭。
MC给教授开工资，要靠学生的学费。如果让吃不到小灶的多数，去负担吃小灶的少数，说不定会民怨沸腾。所以，MC对小灶的时间有严格的规定，小灶超时，后果自负，别想着找学校要加班费。
所以，理科教授开小灶，还可以说是在招兵买马。而文科教授开小灶，纯粹是在为学生服务。唯一的好处，是可以避免好徒弟转投他人，让自己在优秀毕业论文导师榜上无名。
这点好处，性价比太低。有些教授难免会敷衍了事。
劳拉做过希区柯克的专题，看了一本书和五场电影，就结束了。
凯西每次去见教授，发现都是赶上他的答疑时间，一群基础课的小朋友嗷嗷待哺地排队站在门口。她只好三言两语概括一下这一周的读书感言，赶紧走人。
不过，总体说来，文科的小灶，质量也是有保障的。政治系的学姐告诉我，她的师父去法国出差，还会帮她带几本对她的论文有帮助的书。
哲学系的学姐则说，根本不用师父推荐什么书，就师父的书，估计我这一辈子都吸收不完。能和这样的人多待几个小时，已是荣幸之至。
可是像萨维诺这样，勤勤恳恳开小灶，以至于绯闻缠身的，不说绝无仅有，也是为数甚少。
萨维诺认识我，是在他的小说写作课上。我刚到美国一年多，虽然读过的小说不少，但写小说却是头一次。何况，班上除了我，是清一色的美国妹，很多人都在报刊或网络媒体上发表过作品。所以在班上，我几乎是一言不发。
萨维诺的讲法很直接。每周布置我们读一个短篇，再留一篇与这部作品有相似之处的作业。
读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的《阿拉比》（Araby），他让我们写一个由小时候的一段经历所启发的故事。
读乔伊斯的另一个短篇《泳者》（The Swimmers），他要求我们写的故事中，“有人物要浸在水里，可以是浴缸、大海、泥潭，或者别的什么地方，只要有水就行”。
读弗兰克·奥康纳（Frank OConnor）的《国家客人》（Guests of the Nation），他让我们写的故事中，有“某个角色私藏手枪”的情节。
一天，我们坐在教室里等他来上课。有人发起牢骚来：他的题目，也太多了。每周一篇，谁能保质保量呢?
星星之火，很快变为贬损萨维诺的大火。有人说他留的题目多也就罢了，关键是激发不起创作灵感，不像自己高中时的老师，带着学生去湖边，让大家闭上眼睛躺在草地上，然后在每人手里放上一把破旧的铜钥匙。有人则说他分析起名篇，思维片面，不爱听学生的意见。
我没有插嘴。即使萨维诺的有些题目挺牵强，我还是宁愿读读名篇，也别晒着太阳，摸着破钥匙。但我辩论不过一屋子的小作家。
萨维诺不够圆滑，上课时不会在否定学生的回答之前，先笑吟吟地说上一句“你讲的非常有趣,但是……”。他直截了当的“不对”，定然是打击了不少积极的发言者。不过，对我来说，一言堂可比百家争鸣要奏效得多。
这时候，萨维诺进了教室，开始发我们上次交的作文。
他给我手写的一页评语中，最后是这么一句话：你很有天赋。下课后，到我办公室来一下吧。
我受宠若惊，去见他时，他俨然是一副收徒弟的姿态。
接下来的学期，我就吃上了小灶。
我能有什么天赋呢？只是，在萨维诺眼里，十个美国同学写的美文，比不上我的一篇奇文。
就拿那个“泡在水里”的短篇来说吧。美国同学写的，言辞都很是优美，而且，篇幅也符合他的要求，在8页以内：
一位女士给婴儿洗澡，差点把自己给淹死了，因为，她得了产后忧郁症，把自己的头伸进澡盆里了。
一位年轻女士裸睡被偷窥了，却天天幻想和偷窥者共眠。偷窥者来了，她却胆怯了。
一对苦命鸳鸯在隐蔽的小河边谈情说爱。当然，世上没有真正的“隐蔽”，结果，自然是曲终人散。
种族隔离时代，一个黑人小孩误闯白人的泳池，引发了村民大战。最后，小孩子一个人背井离乡。小孩无辜的朋友成了嫌疑人，在反抗中被私刑处死。
而我写的，不仅篇幅超标，达15页，而且满纸语法错误：
小学联考，淘气包用手机作弊，被班主任带到办公室写检查。办公室里还有班主任的宠儿——提前交卷的班长。他正在修改他将在家长会上做的演讲。
淘气包给班级丢脸，被班长一通责备。淘气包不服，两人对骂。
这时地震了。两个孩子都受了伤，被埋在地下，看不见对方但听得见对方。
两人的谈话渐渐变得友好。淘气包讲起他外出打工的妈，班长讲起他当官儿的爸。下雨了，两人泡在泥水中，眼泪和泥水混在一起。
两人越来越衰弱。班长每隔一阵子，就会问问淘气包几点了。
淘气包说，幸亏我有手机！可这手机也快没电了。
淘气包睡着了，醒来时，发现手机应该是掉在水里了，找不到了。
班长急了，骂淘气包是废物。淘气包第一次真诚地道歉，疯狂地找手机。余震来临，他还在找，来不及躲闪，被小石子击中。班长叫着他的名字，说求你别找了，没有关系的！
可淘气包已经听不到他的声音了。
班长获救，被挖出时一直哭喊着，让人别管自己，快救救淘气包吧。全程被记者录下。班长成为抗震小英雄，在一旁观看救援的班主任很是得意。
被抬上救护车后，班长垂下手，扔掉了自己的手机。
原来，他也带着手机。
原来，自从被埋到地下后，他就关机了。他想，等手机通信恢复后，再用手机求救。
成为萨维诺教授的小灶徒弟后，他告诉我说，他留“泡在水里”的作业已经20年了，读过不下1000篇作品，其中，900篇的内容差不多，100篇有点新意。但我这一篇，给他的印象最深刻。
我不像美国同学，会因为对老师的教法不赞同，就失掉积极性。我战战兢兢地举手发言，就算是被一个“不”字打发掉，也只会怪自己基础差，傻笑一番罢了。
我自知无法从语言上更胜一筹，就得在情节上出奇制胜。我的目标，就是要保证自己写的，没有别人在写。一听到“泡在水里”的作业题，我首先就把浴缸、游泳池、小河统统排除掉。
我的经历和美国同学不一样。我没有兄弟姐妹，写不好大家庭里的事。我没有过真正的早恋，写不好浪漫。我对美国社会和历史的一点了解，又不够我拿美国做背景。但是，我写中国的事，却是美国同学写不了的。
所以，我写出了让萨维诺难忘的手机故事。
这个短篇在萨维诺的指导下，我前后大改8次，还得了个奖。
萨维诺最初的评语是，这个故事除了淘气包比较有血有肉，校长和班长的形象都太单薄。于是，我把全文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校长的视角，第二部分是淘气包的视角，第三部分是班长的视角。这样，三个人的内心世界就都丰满了。
萨维诺又说，班长和淘气包聊天的那一段，太简约了。淘气包在结尾死掉了，而读者对淘气包过去的生活，了解还不够多。于是，我在延长对话之外，又加上淘气包泡在水里时，对过去生活的大段回忆。
再过几周，萨维诺想起，地震的场景描写不够详细。重大事件，怎么就几句话概括？于是，我搜肠刮肚地找词儿，把网上能搜到的地震视频都看了一遍。
第13页 :陆：私人定制（2）
都要定稿了，他左右审视，觉得我把班主任写得太坏了。他把淘气包关在办公室，是有责任的。淘气包死了，他就一点不难过么？我说，那么多学生都失踪了，人家早就麻木了。萨维诺说，把这个写上。
每一次重读我的故事，他都能发现新的问题。到最后，没有一个段落没有修改过，而篇幅也从15页变成了39页。
我从他的小灶里，一共出炉了十多个短篇，每个短篇都经历了或大或小的几十次手术。
语言上的小手术就更多了。而且，原先经他认可的语句，经常会因内容的大手术而被删掉。骨头都没了，皮肤更得重新做。
我的一个形容词用得不好，他会翻出字典，找到同义词，一个一个做试验。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得出的结论，是这句话还是不要用形容词为妙。
我的句子写得太啰唆，他会让我当场拿笔重写，然后读给他听，直到顺畅为止。拿着笔，人更会三思之后才动手。打字省力，删起来容易，会让人肆无忌惮，废话连篇。
我的比喻用得俗，是他最不能接受的。他的原则是，宁愿不用修辞手法，也不能落入俗套。他对“俗”的界定又太宽泛了，基本上我会用的，差不多都挺俗。
英语毕竟不是我的母语。无论他纠正多少次，我的功底还是不够的。
我在小灶里，又读了很多萨维诺推荐的小说。每一篇，他都会从头到尾，画出那些最值得我学习的词、句式和修辞手法。一本本的新书都变得满篇红线，到处圈圈点点。他给我读他最喜欢的段落，问我哪儿写得好，也问我如果要描述同样的场景，容易犯什么错误。
他像是教小学生一样，掰开了揉碎了给我讲，却希望我成为大作家。
获奖后，我去感谢他，但同样的话已经讲了太多遍。我问：“怎么才能感谢您呢？给我个机会，让我也为您做点什么吧。”
萨维诺装着可怜巴巴的样子，说：“要是成名了，可别忘了我。”
有萨维诺确定的成名目标，我也是胆子越来越大，什么都敢写。
我写退役运动员为生活所迫而干出的奇事。萨维诺夸我想象力丰富。其实，那是国内媒体上出现过的类似报道。
我写贪官污吏的故事。他说我涉世未深就有这般老练，难得。其实，随便看过几套央视的官场剧、帝王剧，或是地方卫视的后宫戏，就有思路了。
我写军阀混战中的事。他不知中国历史，看不到其中的各种硬伤。
我写破绽百出的伤痕文学。他没有读过这样的文章，还以为我走在揭露黑幕的前沿。
整整一年。每周五下了最后一节课，我都会在图书馆的咖啡店买上两杯茶。大杯是萨维诺喜欢的豆蔻奶茶，小杯是我喝的茉莉花茶。我坐在他办公室的沙发上，看着窗外由日头西沉变为繁星点点。有时，我们的讨论声太大，引得隔壁神经质的希腊语老教授来敲门投诉。有时，安安静静一个小时，我写下灵感，他判起作业。
只要没有急事，他都会问问我写的某个故事背后的故事。我没有必要保密，就大谈自己小时候的大闹天宫。我跑题了，他却眼前一亮，说，这件事你也可以写写嘛。
我讲过了头，他会看看表，说：“我该回家了。噢，对了……”
一句“对了”,意味着他和他太太的烛光晚餐又要泡汤了。
他的新书发布会，我自然要去助威。
这一去不要紧。
我读了他刚出版的小说集中的两个短篇，理论上都应该是他的得意之作。
第一个讲一个天主教士与小妞偷情的事。
第二个讲一个失业青年喝止咳糖浆上瘾，一直想戒却屡屡失败。
离开发布会，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书店里所有能找到的萨维诺的书全部买了一本，把网上能查到的书评全都读了一遍。他的用词很考究,修饰很得体,结构很完美，但总觉得缺点意境，欠点深度。没有信手拈来的灵动，而是靠反复的雕琢，才制造出人工的完美。
班里同学对萨维诺的苛责，也许不全是空穴来风。而萨维诺对我的另眼相看，是不是误判，我不愿细想。
他的小灶，是为我私人定制的。我的作品，也是为他私人定制的。跟着这样的师傅，今天有小灶，明天就怕没饭吃。
过了暑假，萨维诺问我，什么时候再开小灶。我问他能不能缓一缓，等下学期。我得转变思路，才能有突破。
他洞若观火：“你是不是不想写了？”
“这学期的其他课太难。我怕我的时间排不开。”我推脱。
“你不用写新的，”他宽宏大量，“你把之前的所有作品放在一起，挑最喜欢的，再好好改改，改到可以发表的程度。”
“不用了，谢谢您的好意。”
“为什么呀？你今天不给我个理由，就别想走了。”
我迟疑了半天，终于说道：“我那些故事都什么结尾啊？这个小孩死了，那个老头跳楼了，这位先生疯了，那位太太杀人了。我光是读读，就要得心理疾病了。为什么放着好日子不过，净写这样的东西，传递一堆负能量。可不写悲剧，写喜剧，一个人的逗乐能力又太渺小，不如集思广益效率高。”
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可萨维诺并不介意。
“我承认，你不是什么阳光好少年。但要是作家们个个都是微笑大使，我们就只剩宣传片，没有名著了。”
“您说的那些大作家，哪个不是身世悲惨，一生颠沛流离的？孤儿率很高，贫困率很高，酗酒率很高，自杀率很高，不然也没那么多创作素材。我没那么苦，还要写苦事，和真正的苦人比苦，何苦呢？”
“那你是该出去吃点苦了，”他朗声说，“到墨西哥的农场打工，有点生活经历，再回来写。”
我铁心辩论到底，“我的生活经历真是太少。除了想象，没什么素材来源。天天对着电脑屏幕，瞎编些贪官的对话、刺客的心理、精神病的怪癖……您不觉得假，我还觉得假呢。”
“你有这个能力，你不写。难道等着贪官话廉洁，刺客写自传，精神病人写反思？多查点史料，多读读名著，你就能写得更真实了。”
我拿出了撒手锏，“不管真实不真实，我干吗要把自己的国家写得那么差劲呢？本来，美国人对中国就印象不佳，我干吗要煽风点火，添油加醋呢？”
他看着我，缓缓说，“你知道我不是这么想的。”
“您不是。可很多人是。他们看到中国的破事就幸灾乐祸，看到正面的东西就说政府演戏。我干吗要迎合那些人？”
“我认输了，爱国者。”他做了个“嘘”的手势。沉吟片刻，他又抬起头来，莞尔一笑：“你的口语进步真大。”
当然，我始终没有告诉萨维诺，他可能是高估了我。他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可他的写作思路和教学方法，或许真的有些狭隘。
创作，本身就是不能靠教的。大作家的才气，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就算有的技巧可以被学习，但从它被发现的第一次起，就像是仿造的玉、人工的钻，失去了本来的韵味。干这一行，若是天资不够，不论付出多大努力，最多也只能成为工匠，成不了大师。
不过，萨维诺给我的东西，一直都用得上。
从上中学起，我一直就有个困惑，为什么我的记叙文，越写分越低？
老师给的命题，我经常没有真实事件可以往上套，只能编。编的时候，又心虚，总怕被看出来，免不了挨批。写作，是要有生活积淀，要有真情实感的。我一个学生，又有多少生活积淀？
而在萨维诺这里，我的工作就是编：编一个主角的家庭背景，琢磨官宦世家和将门之子哪一个更合适；编一个配角长相上的小缺陷，在鹰钩鼻和雀斑脸之间摇摆。
故事编久了，我就发现，所谓真情实感，不需要看事件本身，而要看怎么写。真实的事情写不好，读着可能比瞎编还假。而编得有技术的，完全没有经历过的事情，也会显得很真实。
故事是记叙文的一个变体，要体现出普适性的价值，就不要在乎有没有发生过。每个人看到的事情，都只是事情的一个侧面。每件发生过的事，成为文字，都掺入了写者的理解。与其还原那些不可能被还原的真实，还不如让故事情节跟着自己的感情走。
但真情实感怎么写呢？
我的文字不够优美，但萨维诺告诉我，如果不是自然的优美，那么宁要简洁，也不要复制修辞；宁要白话一篇，也不要为了标榜自己而引经据典。
我的思维比较跳跃，会在无意间省略不少内容，但萨维诺告诉我，要相信读者的智商。井井有条很重要，但惜字如金更重要。
我的写作速度不够快。但萨维诺问我，快餐和慢炖，你喜欢哪一个？
他的理论，就是只有把自己的风格发扬好，才能写得好。发扬不好的，宁可保持本色，也不要千篇一律地模仿。
这个教我编故事的人，其实一直都在教我怎样写记叙文。
法学院面试的时候，三场面试的面试官都注意到了我的那个小说奖，问我写小说有什么收获？
法律圈的人普遍比较保守，对作家们一贯的我行我素也是颇有微词。所以，我着重讲了我修稿8次的过程，说自己脸皮很厚，挨多少次骂都能接着干活儿，纠正错误，不断完善和提高。
三个面试官都表示赞同。
我给萨维诺讲了自己的面试。他灵光一现，说：“你将来当了律师，就会有很多素材，不用搜肠刮肚地瞎编了，对吧？”
我语塞。
他乘胜追击，说：“而且，你要是在美国工作，写美国的黑幕，就不用毁了自己的爱国者大名，是不是？”
他还说，如果我将来出小说集，他愿意当我的编辑。
他是MC的教授，也是一家出版社的小说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