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页 :基本信息
书名：战国：一部改革史
出版社：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作者：顾伯冲
内容简介：
战国时期的变法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规模巨大且影响深远的社会改革，自公元前400年前后的魏文侯改革起，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变法之风几乎席卷了整个中国，先后出现了楚悼王吴起变法、秦孝公商鞅变法、韩昭侯申不害改革、齐威王邹忌改革、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燕昭王乐毅改革，其历时之久、范围之广、根源之深厚、内容之丰富、成效之卓著、使命之沉重，它所提示的特点与规律、所显示的历史与教训，我们不得不说，战国，就是一部改革史。
作者介绍：
战国时期的变法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规模巨大且影响深远的社会改革，自公元前400年前后的魏文侯改革起，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变法之风几乎席卷了整个中国，先后出现了楚悼王吴起变法、秦孝公商鞅变法、韩昭侯申不害改革、齐威王邹忌改革、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燕昭王乐毅改革，其历时之久、范围之广、根源之深厚、内容之丰富、成效之卓著、使命之沉重，它所提示的特点与规律、所显示的历史与教训，我们不得不说，战国，就是一部改革史。
书摘正文：
第一章
波澜壮阔的变法大潮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
展开全文
英国作家查尔斯???·???狄更斯在其描述法国大革命的长篇历史小说《双城记》中是如此开篇的。诚哉斯言，好和坏，从来都是同生共存的，就像有“天使”就有“魔鬼”一样。每个时代都会表现出它的两面性，而且都很突出，这无不印证了事物辩证统一的道理。
战国，是一个令人魂牵梦绕又需要解释的时代。用查翁的这句名言示喻中国的战国时期，那是最为贴切不过的。从社会秩序而言，战国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混乱之时，老百姓能活到明天也成了一个最大的奢望；从思想解放而言，战国则是最爽、最带劲之际，更是一个明媚的改革春天。
第2页 :第一章 波澜壮阔的变法大潮
战争是“催生婆”
战国变法运动的“催生婆”不是白衣天使，而是一个魔鬼，并且是人类良知共识的魔鬼——战争。
自公元前475 年到公元前221 年，战国254 年的历史，仿佛是绑在战车上跌跌撞撞前行的。
无论作为编年史中的时代名称，还是作为当时诸侯列国的统称，最早发明“战国”一词的司马迁老先生，真是一个聪明绝顶的文豪，只有寥寥两个字，就把那个纵横捭阖、连年征战的年代的社会形态说得那样准确、生动。“战”字后面常常跟着一个“乱”字，那个时代就是这样：邦无定交，土无定主；朝联婚姻，夕结冤家；明为盟友，暗为仇敌。真可谓战乱不休。
战国，整个中国像一锅东北乱炖一样，之前比较井然的秩序和朴实的良知，伴随着野心和杀戮、雄心与抱负，都扑腾扑腾地下锅了。
有言道：危机是改革的酵母。大概历史上许多社会大变剧的前夜，都会有刻骨铭心的阵痛。
那时，诸侯列国的头头们好像中了邪似的，相互间杀戮的规模空前激烈，仅见诸史册中的战争就有200 多次。一次交战动辄就是几十万大军，相持数月甚至数年，战线绵延百里，双方伤亡人数都是成千上万，甚至几十万。尝过战国战火滋味的孟轲在《孟子??·????离娄上》中，对那时战争场面是这第一章 波澜壮阔的变法大潮 样描写的：“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这样的规模和场面，如果让春秋时代的兵卒看着或听着，准能吓个半死。
春秋是贵族主宰的时代，前后295年间，先后发生较大规模的战争也有数百次，形成5个大国。贵族有土地、有奴隶、有地位，自己世袭下来的果实由自己来保卫，战争是由少数养尊处优的贵族亲自去打，不用那些不相干的人来帮忙。只有他们可以驾驶马拉的战车，配备青铜武器，而大多数老百姓只有在站旁边拿着木棒摇旗呐喊的份，即便你再怎么骁勇善战也没有用武之地，真是“空有一身武艺”啊！
为什么呢？战争是件光荣的事情，也是很体面的事，因而流血而不嗜血，有血性而无血腥，为的是不断争夺霸主地位，以对方服软、屈服为目的。服输之后，签订条约或协议，双方就相互遵守。因此，在这种战争中，双方在战场上也遵守着贵族的原则，打的是有限战争。说白了，那时候的战争主要目的在于争个头衔，要个名义，颇有几分西方的骑士风度，彼此间很讲究规矩。
比如，在一次小规模的战争中，一位将领在拼杀中看到了对方的君王，便下令暂停拼杀，先向敌方的君王行礼致敬，当这套礼仪事毕后才再开始厮杀。宋襄公因恪守贵族战争的公平原则，在自己的部队已经严阵以待的情况下，非要等到对方军队完成渡河、排兵布阵以后才开打，结果高雅而机械地遵守战争礼仪规则的宋襄公被打得满地找牙，让后来战国时期的人们嘲笑了好一阵子。
嘲笑宋襄公失败的怪声，似乎向人们发出了这样一个声音：“兵者，诡道也。”这个声音告示，从战国时期开始的战争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作战理念，突出了谋略在制胜中的作用，突破了“仁义决战”的思想，可谓用尽一切办法，不择手段地对敌人进行打击。后来，所谓的“兵不厌诈”、“兵以诈立”等，无不强调“兵行诡道”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似乎更加符合战争原本的特征。
战国时期的战争目的在于兼并，不仅要兼并对方的土地、城邑，而且要整个吞并对方，完全以消灭交战国的有生力量，在军事上和心理上彻底击溃对方为主，并且将“兵以诈立”的思想用到了极限。
公元前341 年，也就是马陵之战后的20 年，秦国与魏国交战。魏国的总指挥是公子卬，秦国的统帅是商鞅。以前商鞅在魏国当差时，他哥俩共过事，彼此间有点交情。于是，商鞅在指挥所里写信给公子卬说，我们原来都是好朋友，现在各事其主，使我们成为了敌人，这不是我俩的错，而是时代造就的。念着过去的旧情，我实在对你下不了狠手，不妨我们喝顿小酒私下议和，而后各自领兵回去交差算了。那个“一根筋”且天真得有点可爱的公子卬信以为真，当即眼眶里红了一下，似有薄薄的一层水光吸附在眼睛的表面，便毫无防备地带着几个助手来到商鞅指定的营地赴宴来了。他哪里知道，等他前脚刚刚跨入门槛，随着商鞅一声令下，几十个彪形大汉蜂拥而至将他拿下。随后，秦军对已经群龙无首的魏军猛烈攻击，旗开得胜，旋即将公子卬作为战俘押回国内向秦王献礼去了。
商鞅居然把个人的交情当作了武器，并且发挥了巨大的杀伤力。战国人打仗，只要条件允许，很多将领都是这个德性。
这是一个天崩地裂的时代，战争是这个时代最突出的主题。各国军队之多，战争规模之大，战争的残酷惨烈都是惊人的。客观上，到了战国之后，铁制武器和工具逐渐普及了，普通人的战争潜力可以迅速转化为战争实力，战场的规模能不大吗？
《淮南子》云：
古之伐国，不杀黄口，不获二毛，于古为义，于今为笑，古之所以为荣者，今之所以为辱也。
这意思是说，古时候征讨别的国家，不杀小孩、不捉老人，这被认为是那时候的人道主义，而现在这样做就会被人嘲笑。古时候认为是一件光荣的事，在今天有可能被认为是一件耻辱的事；古时候用来治理天下的方法，今天用来治理天下就会乱套。
屈原也在《九歌·国殇》里也写道：
操吴戈兮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
旌蔽日兮敌若云，矢交坠兮士争先。
凌余阵兮躐余行，左骖殪兮右刃伤。
霾两轮兮絷四马，援玉枹兮击鸣鼓。
天时怼兮威灵怒，严杀尽兮弃原野。
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远。
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
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
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
将这首诗翻译成白话文，意思是：手拿吴戈啊身穿犀皮甲，战车交错啊刀剑相砍杀。旗帜蔽日啊敌人如乌云，飞箭交坠啊士卒勇争先。犯我阵地啊践踏我队伍，左骖死去啊右骖被刀伤。埋住两轮啊绊住四匹马，手拿玉槌啊敲响战鼓。天昏地暗啊威严神灵怒，残酷杀尽啊尸首弃原野。出征不回啊往前不复返，平原迷漫啊路途很遥远。佩带长剑啊挟着强弓，身首分离啊壮心不改变。实在勇敢啊富有战斗力，始终刚强啊没人能侵犯。身已死亡啊精神永不死，您的魂魄啊为鬼中英雄！
这段文字十分生动，虽是国家为阵亡将士招魂的祭祀文，但足见战争的残酷。中国古代汉语中诸如“山崩地裂”、“地动山摇”、“天塌地陷”等那些成语，突然变成了那时浸泡在泪水中的恐怖现实。
“樯橹灰飞烟灭”，对于战将来说仿佛信手拈来的功业，而对百姓与士兵，则是无以复加的灾难。《史记》作为我们国人的早期家谱，里面就有这样的清晰记载，一些大的战役，得胜一方往往杀死对方上万，甚至数十万士兵和平民。如，秦昭王时期，仅秦国将领白起指挥的四大战役，杀死三晋和楚国的士兵就有100 万以上。整个战国时期，大概有260 万人死于战火，其中约170 多万死于秦军之手。
秦国人似乎特别嗜好战争，他们左手提着人头，右胳膊下夹着俘虏，追杀自己的对手。司马迁记载：秦国攻打魏国时杀了8 万人，迎战五国联军杀了82000 人，打韩国时杀1 万人，攻击楚国时杀8 万人……当时，全中国人口总数不过2000 万左右。
战争，是死神的盛宴。飘溅的血液，嘶哑的呼喊，钢铁与肉体的碰撞， 生命与死神的舞蹈，丝毫没有犹豫，丝毫没有退让，每个瞬间都有生命在消逝。就这样，诸侯们灭了一国又一国，传了一代又一代，历史的车轮沾着泥浆与血浆，陷入了战国这片混乱的沼泽。
虽然，关于整个战国时期战争死亡人数的说法有很多的版本，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人口的自然减少和战乱是直接有关的。从古今中外的战争史看，只要某个国家或地区的大规模战乱超过10年以上，人口减少超过20%以上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随之人口的出生率受到极大的影响，正常人的寿命自然也会大大缩短。这里的估计是考证了大量古籍史书和客观推测的结果，不包含任何的感情色彩。
这些枯燥的数字用在统计战果时，意味着旗开得胜，可飘扬的旗帜下面是累累白骨，生灵涂炭。很多年后，那一场场战斗仍然缭绕在这些城池上，变成了世代相传的故事，进入了后来军事家的记忆和血液。
战国以“战”字当头，以能参加战争为荣耀，极大地促进了战争艺术的发展。
最为显著的特征是，交战双方从单纯拼实力发展为谋略制胜。随着战争规模不断扩大，一场战争要在同地区连续进行若干次战斗才能决定胜负，时间一长，人们便开始琢磨和归纳战争全局与局部的关系，同时也体会到谋略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强调以智为先，谋定而动，将战争的智商充分发挥起来。著名的桂陵之战、马陵之战、田单反燕的即墨之战和秦国进攻赵国的邯郸之战等，还有许多大规模的城防战，都可以说明战国时期的作战谋略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战国时最大的歼灭战——长平之战，不仅创下了中国冷兵器时代歼敌数量的记录，而且也成为了灵活运用战略战术的典型战例。
公元前260 年，秦、赵两国交兵于上党，秦国使了离间计，促成赵王临阵换将，用赵括换回廉颇。同时，秘密起用白起为将对赵国作战。白起针对赵括轻敌鲁莽的弱点，采用佯败诱敌的策略，引诱赵军脱离阵地，然后分别包围，逐个歼灭，并用侧翼包抄的战术切断赵军的归路，割断其与留守部队及驻于国都指挥机构的联系，迫使其断粮自乱，随之一举歼灭。紧接着，又乘胜追击，歼灭赵军共计45 万，创造了先秦战史上最大的歼灭战之战例。
在很短的时间里，杀了这么多鲜活的生命，让人在生死之间的界限如此易于跨越过去，又如此难于跨越回来。虽然里面有许多精彩故事，但对于这样的杀人细节，我们根本无法仔细探讨。这是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尽管发生在两千多年前，那时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优待战俘的国际公约，不过我们对白起等战将屠杀已经放下武器的战俘的暴行还是无法原谅的。
那时，军兵种联合作战的战术发挥了威力，从单一车战发展为步、车、骑、水诸兵种协同作战，迂回、包围、追击、奇袭、伏击、江河战斗及使用预备队扩张战果等，均已成为常用战法。如，使用机弩射击的战士集合在一起组成弩兵，这是战国时期发展的新兵种，在当时可是威力无穷。孙膑在布置马陵之战的阵势时是这样安排：“长兵次之……短兵次之……弩兵次之”； “以弩次蒺藜”；“垒上弩、戟分”。另外，城池攻守作战的战术、技术也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墨子》中“备城门”等十一篇所记载的城市防御体系和城池修筑体系，比如，工事设施、障碍配系、守城战具、兵力部署和针对攻城提出的守城战法等。可以说，在整个中国冷兵器时代，没有超出战国时期的范围。最为突出的是，各国争相将众多的骑兵投入战场。齐桓公称霸的时候凭借的也只是500 辆战车和配属的力量，而到了战国末期，一次大战就要动员和布阵几万辆战车。
随着战争成为那时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常态，人们对战争规律性的认识上升到新的高度，问世了一批对后世影响巨大的经典著作。继《孙子兵法》之后，《吴子》、《孙膑兵法》、《尉缭子》和《六韬》等问世。这些兵书在哲学层面上具有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思想，在政治思想上大多是建立在“民本”主义基础之上；在战争观、军事战略、作战指导、军队建设等方面都有极为精辟的、至今仍有生命力的论述。这一系列的作战思想与理念，不仅在当时的战争实践中得到了检验，而且一些基本结论在此后的2000多年里成为了战争的“圣经”。
现在回眸远眺，战国真像一幅“烽火图”。
那时名义上还是周天子是家长，但是已经时过境迁了，周王朝不再是文武、周公的时代，也没有二郎神、哪吒等神仙帮忙，周兵无力对抗任何“妖魔”。这个家长实在当得很窝囊，衰落得像庙里的泥菩萨一样，形同虚设，诸侯之间争权夺利，你死我活，烽火连天，谁也没有把他当回事。不仅秦、楚、齐、燕、赵、魏、韩这七个身强力壮的儿子不听使唤，就连中山、宋、卫、邹、鲁等20多个小儿子也各行其是。这不是周天子这个家长无能，而是生不逢时，自己已经“泥菩萨过河”，沦为小国，不但不能号令天下，反而要依附强国以求生存。
此外，在中原地区的外围还活跃着一批游牧民族，秦国的西北方向分布着大荔、义渠等，燕国、赵国的北部分布着肃慎、东胡、匈奴、林胡、楼烦等，楚国以南分布着瓯越、闽越等，西南方向还有巴国、蜀国。
别小看了这些小国和少数民族政权，他们已形成了国家的雏形，具备了现代国家行为体的一些基本特征。经过多年的经营和打磨，都拥有了王朝主权、领土、军队，并且有一定数量的人口，拥有部分对内与对外独立的行为权力。这些大大小小的国家及少数部族，统统成为了战国这个历史舞台上能量不同的角色，都在虎视眈眈，随时都在想吃掉别人或警惕被别人吃掉。
没有什么比战争更能振作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异常残酷的战争，春秋初期数以百计的国家到后期仅剩下大小20 余个的事实，对列国的君王们而言犹如一场场恶梦，经常闪现于他们的脑幕里，驱动着他们不断进行探索和思考。
他们十分明白，打仗不是闹着玩的事情，要想立于不败之地，必须改造或调整治国理政的政策，实现富国强兵。基于战争催生的变法动力，“以变求存”成为时代需求，要求大刀阔斧地进行变法。变法则强，不变法则弱， 形成了一个空前的对“变法必要性”的认识。这种中国式的变法基因对后世影响极大，就连今天我们所呼唤的“亮剑”精神，在一定意义上何尝不是在呼唤战国时期的“尚武”精神和国家意志。
特别是经过春秋争霸和战国初期频繁的兼并战争，诸侯所剩无几，最后的结果是胜出者疆域变大了，人口变多了，财富也集中了。原本分散在各家诸侯手中的土地、人口、财富，现在都集中在了少数几个诸侯手里；原本的战略缓冲空间不复存在，各个大国不得不面对残酷竞争的格局。资源的集中使得各个大国的家底厚实了，手里有了打仗的资本，随即相互间的战争规模、战争烈度也急剧上升。在彼此间不断的激烈攻伐中，如何谋求在竞争中生存下来， 实现富国强兵，成为了各国君王和大臣们顶层设计中的首要考量目标。
原始逻辑和历史经验一直在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暴力最强说了算，这是决定各种规则的元规则。乱世的规律就是力大为王，道理是次要的，次要的道理也要由痞气来支撑着。战争给老百姓带来苦难，战争又通过对富国强兵的诉求，促进了各国纷纷进行自上而下的变法。何况，生存的艰难赋予了生命最原始、最根本的东西——改变。正是战争这个“催生婆”，让一个崭新的大一统时代，夹杂在刀光剑影和浓重的血腥中向封闭的中国步步逼近。
不过，战争这个变法的“催生婆”还有一群好帮手，那就是一大帮文人们。
战国是个乱世，各国都忙乎着战争这件“兵者，国之大事”，因为这是“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那时，大人物们没有多少精力来盯着这帮文人们，这也就为他们精神的无限自由和思想的百花争放提供了空间。客观上，战争是最需要知识的一个领域，谋略、技能、才学在战时最容易得到特别重视，因而战国时期知识分子的地位空前提高，社会上出现了儒、墨、法、道、兵、名、阴阳、农、杂、纵横家等学派，形成“百家争鸣”的新气象。这些诞生于中华本土具有原创性的文化思潮，就如一朵朵争奇斗妍的鲜花，百花盛开似云霞翻卷、蔚为壮观。
在权力荷尔蒙的刺激下，使“学得文武艺，卖与帝王家”的信条成为中国文人的成才动力和追求的最高境界。
那是一个意气风发的时代，也是一个才情恣意张扬的时代，诸子百家、纵横驰骋、林野风流，时时处处张显着血气、豪情和浪漫。那是一个中华民族文化形成的重要时期，现代汉语中很多成语典故都出自那个时代，如“狐假虎威”、“画蛇添足”、“狡兔三窟”等等，就出自那个时代的《战国策》一书中。不要问它从哪里来，源头在何处，一个民族的文化生命往往体现在经典之中。
活跃的思想为当时如火如荼变法运动提供了锐利的理论武器。思想家们在为未来国家设计政治体系，为未来社会设计伦理体系。他们对变法的呐喊，让人感觉到了很强的荡气回肠的震撼力。
文化，往往在乱世年代会产生一种特殊的魅力。
出现这样的场面，与那时盛行的养士之风有关。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一旦树人，他们就会掌起一片片蓝天。这里，让我们重温一下西汉的贾谊一段话：
当此之时，齐有孟尝，赵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而重士，约从离衡，兼韩、魏、燕、楚、齐、赵、宋、卫、中山之众。于是六国之士，有宁越、徐尚、苏秦、杜赫之属为之谋，齐明、周最、陈轸、召滑、楼缓、翟景、苏厉、乐毅之徒通其意，吴起、孙膑、带佗、倪良、王廖、田忌、廉颇、赵奢之伦制其兵。尝以十倍之地，百万之众， 叩关而攻秦。秦人开关延敌，九国之师，逡巡而不敢进。秦无亡矢遗镞之费，而天下诸侯已困矣。于是从散约败，争割地而赂秦。秦有余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万，流血漂橹；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强国请服，弱国入朝……
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而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俯首系颈，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于是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杀豪杰；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后践华为城，因河为池，据亿丈之城，临不测之渊，以为固。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
这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在这个时候，齐国有孟尝君，赵国有平原君，楚国有春申君，魏国有信陵君。这四位封君，都见事明，有智谋，心地诚而讲信义，待人很宽厚，对贤能之士很敬重，（他们）以合纵之约击破秦的连横之策，将韩、魏、燕、楚、齐、赵、宋、卫、中山的部队结成联军。在这时，六国士人有宁越、徐尚、苏秦、杜赫等人为他们出谋划策，齐明、周最、陈轸、召滑、楼缓、翟景、苏厉、乐毅等人（为各国）沟通意见，吴起、孙膑、带佗、倪良、王廖、田忌、廉颇、赵奢等人统率他们的军队。他们曾经以十倍于秦的土地，上百万的军队，开往函谷关去攻打秦国。秦人大开关门引敌深入，九国的军队（却）迟疑起来，不敢入关。秦人没有丢失一支箭那样的消耗，天下的诸侯（却）已陷入狼狈不堪的境地了。这样一来，纵约解散了，各诸侯国争着割地来贿赂秦国。秦有富余的力量利用对方弱点来制服他们，追赶（九国的）败兵，百万败兵横尸道路，血流（成河），大盾牌也漂浮得起。（秦人）凭借这有利的形势，割取天下的土地，（重新）划分山河的区域。强国主动表示屈服，弱国（按时）入秦朝拜……
到始皇的时候，他大大地发展了前六代君主的功业，挥舞着长鞭来驾驭全中国，将东周、西周和各诸侯国统统消灭，登上最尊贵的宝座来统治天下，用种种刑具来迫害全国人民，威风震慑四海。向南攻取百越的土地，把它划为桂林郡和象郡，百越的君主低着头，颈上捆着绳子，性命听凭秦的下级官吏处理。于是（又）派蒙恬到北方去修筑长城，守卫边境，击退匈奴七百多里；胡人（再）不敢到南边来放牧，勇士不敢拉弓射箭来报仇。接着就废除古代帝王的治世之道，焚烧诸子百家的著作，为的是使百姓变得愚蠢； 毁坏著名的城邑，杀掉英雄豪杰；收缴天下的兵器，集中在咸阳，去掉刀刃和箭头，用来铸成十二个金人，以便削弱百姓（的反抗力量）。然后踏上华山修城墙，借用黄河做护城河，上有亿丈高的城墙，下临不可测量的深渊， 作为坚固（的防御工事）。好的将领手执强弩守卫着要害的地方，可靠的官员、精锐的士卒拿着锋利的兵器，盘问过往行人。天下已经安定，秦始皇心里自以为关中的险固地势，方圆千里的铜墙铁壁，正是子孙万代的帝王基业。
春秋之前，上学是件很奢侈的事，平民百姓连做梦也不敢想这件事，根本不知道学堂的门朝哪边开。课桌，是贵族子弟的专利。但是从西周末年开始，随着奴隶制社会的逐步解体，奴隶主贵族的官学已经形同虚设，昔日庄严神圣的官学出现了学生无心读书，整天游荡嬉戏的局面。官学逐渐衰废， 私学随之兴起，文化开始下移。齐国在威王、宣王时期，在临淄的稷门（西门）外设立“稷下学宫”，是那时的最高学府，集中各国的文人学士，专门讲学著书。其中，田骈、慎到、环渊、邹衍、淳于髡等七十六人还被封为上大夫，待遇很高，住在高门大屋，出入有车马侍从。学宫学生多达数百人， 有时达到了上千人。战国的“百家争鸣”让稷下学宫热闹非凡，士人如织， 火花频发，而此时西方的另一个文明故地，也出现了一个精神文化的建筑群，史称“雅典学派”或“雅典学园”。
“雅典学园”和“稷下学宫”，在当时是否遥相呼应，有否学术交流，现在不得而知，但从名称上看，似乎彼此相应。粗略推算，客观上柏拉图创建雅典学园的时间，比稷下学宫的建立大概早了20年，总体上属于同一个时代。这是否就是巧合呢？
天意从来高难问！
孔子可能只比释迦牟尼小十几岁，他去世后10年左右，苏格拉底出生；墨子比苏格拉底小1岁，比德谟克利特大8岁；孟子比亚里士多德小12岁，庄子比亚里士多德小15岁；阿基米德比韩非子大7岁。
人类的历史那么长，代代有才人，怎么会让这么多开山立派的精神巨人，这么多思想与学术上无法超越的经典高峰涌现于一时？为什么后来几千年的文化创造，绝大多数的只是步了那些年月的后尘呢？
诸子百家几乎把任何一个想得到的精神空间都严严实实地填满了，而且填得那么精致而堂皇。之后2000多年的封建时代，除了印度佛教的闯入，为中国人的大脑贡献了一些营养外，其他各朝各代所谓的思想创造，从根本上来说，都没有跳出春秋战国时代思想巨人们画的圈。
这真是有点不可思议啊！
有人给中国古代各个朝代进行了排行，结果是：汉代是一个最为勇猛和壮烈的时代，晋代是最为狂放的时代，唐代是最为诗意的时代，宋代是最具画面感的时代，而之前的周代特别是春秋战国的东周是最富思想的时代。
天下大乱，偏偏在这个时候，中国这片土地上一下子冒出了这么多聪明而又睿智的人。现在看来，战国就像一个怪胎儿：百姓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而士人受到了极大的优待；社会急剧动荡不安，学术得到了空前繁荣；道德大面积地滑坡，思想得到了充分的自由。中国历史上最为动乱和黑暗的年代，又是思想文化的黄金时代。
可惜的是，中国“百家争鸣”的结果是强化了古来已有的“天人合一” 观念，从而使中国人失去了一次从自然中解放出来的良机，依然相信“天命”，所谓“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过着“靠天吃饭”的日子；而希腊“思想启蒙运动”的结果则是唤醒了希腊人的“自我意识”和“理性精神”，从对自然的崇拜中解放了出来。由此，中西文化走上了不同的发展方向。
当然，人类创造了文化，创造了文明，可文化成果、文明成果如果不是为文明服务，而是用于干野蛮的勾当，那就成了文明和文化的异化。不过， 这已经是后话了。
诸子们的出现宛如群星闪烁，辉煌灿烂，照亮了历史的思想天空，更照明了当时变法的道路。
不管怎样，在这个既虚幻又现实的宇宙中，最重要的物质应该是思想， 唯有思想能使地球沉重起来，也为战国变法运动的蓬勃发展注入了许多精神内涵。
第3页 :第一章 波澜壮阔的变法大潮
就这样席卷而来
回望我们的老祖宗一路走过来的长长的改革足迹，有深有浅、有密有稀、有直有弯，很不规则，但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史实：战国时期的变法运动，在规模、气势、深度、时间和影响等方面，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改革。连同春秋时期一起，在这个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历史交汇口，中国出现了长达5个世纪之久的连绵不断的封建化改革的滔天巨浪。
它是中国变法、新政、革新的“母本”，也是后来的政治家和改革家的“蓝本”。
总体上，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可分为这样几种类型：一是奴隶社会内部富国强兵的改革，二是地主阶级的封建化政治改革，三是少数民族为汉化而进行的改革，四是封建统治者为挽救统治危机而调整统治政策的改革，五是开国之初相对贤明的君主对统治政策的调整和改革。就战国七雄变法的性质而言，有的涉及其中的一两种类型，有的兼而有之，更为突出和明显地体现于前三种类型上。
公允地说，战国的变法主持者无一例外地都是当时统治阶级利益的代表者，变法的根本目的也是为了其更有效地统治，但只要他们的举措代表了社会进步的要求，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就可以认为他们的思想与实践有利国家与百姓。马克思、恩格斯不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告诉我们吗，任何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都会消除或改变过去的历史，并力图把自己的统治说成是“普遍利益的体现”。这两位导师还在该书中以加括号的形式特别指出：“普遍的东西本来就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言下之意，世上没有普遍的利益，只有阶级的利益，而阶级利益实质上是代表那个阶级的少数人的利益。
变法的成败，往往直接关系到所在诸侯国的兴盛与败落，而不同时代的不同阶段，不同的社会背景、地理环境、民族关系、政治状况、经济条件、文化特征，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甚至决定着变法的内容与取向。
翻开战国变法的历史画卷，我们依然可以清晰地看到各国变法的版本与特色。
魏国是第一个吃“螃蟹”的，变法中很多顶层设计影响了整个战国时期的变革运动，甚至此后许多世纪的人们依然生活在它创造的某些制度中。可惜的是，它最后在“老人干政”中熄火了，结局“很中国”。
公元前445 年，魏文侯在魏国开始执政。到了公元前406 年，他任用李悝为相，在魏国实行变法，揭开了战国变法运动的序幕，内容涉及经济、政治、军事和司法制度。魏文侯和李悝以及后来的吴起把变法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抓，使得魏国在不长的时间里就强盛了起来，俨然成为战国初年的“小霸主”，称霸中原达百年之久。历史地看，这是一个开天辟地的伟业。
在经济制度上，坚持“尽地力之教”和“平籴法”两手抓，最大限度地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尽地力”要求农民“因任地力”、“治田勤谨”，以达到发展生产，增加国家收入的目的。现在来看，这条措施不单纯指发展农业生产，而且还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一次革命。针对残存的井田制，提出了“废沟洫”主张，铲除了井田的疆界有利于农田水利建设之发展。“平籴法” 的核心内容就是政府在丰年时以平价收购农民余粮，防止商人压价伤农；在灾年之际则平价出售储备粮，防止商人抬价伤民，避免出现“谷贱伤农，谷贵伤民”的现象。它和“尽地力”互为补充，稳定了小农经济，萌生了魏国的封建经济基础，是战国初期魏国强大的直接原因。可以说，这是中国历史上“政府平准基金”的最早雏形。
在政治制度上，主要是削弱世卿世禄制度，从根基上动摇奴隶主贵族的 “好日子”。变法主持人李悝尖锐地揭露奴隶主贵族们依仗世袭爵禄、不劳而获的问题，一针见血地指出：“出则乘车马衣美袭”，“入则修竽琴钟石之声”是社会上的“淫民”，主张“夺淫民之禄，以来四方之士”，按照“食有劳而禄有功”的原则，把禄位授予有功于国家的人。这种“按功分配”的核心政治制度改革，直指奴隶主贵族的政治要害，为地主阶级代表人物登上政治舞台创造了条件。
在军事制度上，最大的亮点就是组建“特种兵”和调动平民参军打仗的积极性。吴起从优化兵源抓起，严格挑造、训练和考核武卒。选拔考核的方法比较简单，要求参考人员身穿三层甲，即上身甲、股甲、胫甲，头戴铁盔、腰佩利剑，负12石大弓，带箭50枝，肩杠长矛一杆，再背3天干粮，半天要行100里，约等于现在的40多公里。这种训练之道，把人体中藏得最深也最强大的力量激发出来了。凡考核及格者，免去一家徭役，并奖给土地和房屋。吴起还根据士兵的不同特点，采用新的编制，充分发挥士兵的优长，按功论赏，多杀多得。这一系列精选士卒和奖励军功的制度，瞬间让魏国军队的战斗力强大了起来，致使“秦兵不敢东向，韩赵宾从”。
在司法制度上，李悝重在建章立制。他“集诸国刑典”著《法经》六篇，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的封建法典，初步确立了封建法律的体例和基本原则，标志着中国古代的立法技术已开始走向成熟，成为后世立法的滥觞。《法经》原文已失传，只留下六个篇目，分别为：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具法。它的出台有利于司法的统一，便于法官准确适用法律和定罪量刑，也有利于立法的系统化，使立法活动在兼顾历史沿革和横向联系的科学环境中进行，避免重复和抵牾。
行笔至此，顺便多说几句。在这个世界上，人性是复杂的，既有善，也有恶；环境是复杂的，既有清明，也有污浊；诉求是复杂的，既有贪婪，也有淡泊。复杂的人在复杂的环境之中，为了满足复杂的诉求，在一起做游戏。要想公平，只有通过制定游戏规则，那就是法。李悝对这一切中的奥妙，看得非常清楚，真是洞若观火。
魏国变法的这“四招”，可谓是招招过硬、招招穿心，一时间把魏国上下搅得生机勃勃。可是，老世族阶层害怕了。他们面对暴风骤雨式的变法浪潮，不愿与时俱进，而是通过各种手段打击排挤吴起等布衣出身的改革派， 最终将他们气跑了。
吴起离开之刻，正是魏国变法的梦断时分。
韩国的变法不按规则出牌，而是以“术治权谋”来治国。结果，变法变出了独裁，而独裁者不仅害死了人，而且祸害了整个国家。他们的这一场变法闹剧，倒真有点“很江湖”。
公元前375 年，韩国灭了郑国后迁都新郑。韩昭侯时，他看到各国大多已通过变法强大了起来，心里才开始着急，便于公元前354 年用申不害为相，开始“内修政教，外应诸侯”。申不害术治理论的逻辑关系是：国家安危重在权力稳定—权力稳定在于察奸除害—察奸除害需有知下之明—知下之明有一套系统的方法，用术驾驭群臣，赏善察奸，令官吏不敢作奸犯科。这就是术治。
这个聪明的申不害是位法家学派的大家，但他的变法没有体现法家的精髓，而是偏执于其中的一点。他这么弄不明白，法是法治，术是一种用以贯 彻执行“法”的手段方法，根本不是一个层面上的游戏啊！
申不害术治的内容具体来说，主要有两点：一是主张君主治国理政必须明法察令，“君必有明法正义，若悬权衡以正轻重，所以一群臣也”；主张国家要有法可依，依法办事，凭的是主观心智和个人的善恶去随意决定政策措施、赏罚制度。二是主张国君集权一身，用来“独断”，把官吏的设置、任免、核考、赏罚、生杀之权都掌握在手中。还假惺惺地主张“无为而治”，其实是表面无为，而实大有为，要使臣子们猜不透国君的心思，这样臣子们就会揣摸国君的心理而投其所好，弄虚作假。他的主张正如《史记索引》的作者司马贞所言：“尊君卑臣，崇上抑下。”
申不害的术治式变法起了一定的作用，韩国最辉煌的战绩是灭掉了郑国。这对韩国发展影响极为深远。一方面，韩国获得了一些郑国的人才；另一方面，崇尚智术的郑文化也给韩文化打上了极深的烙印。韩国灭郑之后，疆域扩张不少。但是，申不害最大的希望是通过术治牢牢控制住群臣，以避免国家出现“上逼主，而下虐民”的蠹虫奸佞。由于过分强调术，忽略了最基本也最关键的法律制度，使官员无所适从，致使其变法无法彻底，韩国也难以强大起来。
申不害主持变法近20年，术治大大膨胀。依靠种种秘密手段察核官吏的权术，迅速扩张为弥漫朝野的恶风。术治理论的先天缺陷，令申不害以术督察群臣“依法治国”的意图完全落空，反而沦为君臣钩心斗角的思维工具。
这种雕虫小技式的变法，本身就是对“变法”两字的一个极大讽刺。
齐国的变法好像一个人久病之后突然爬起来练气功以求强身健体似的由于先天不足，只是“蜻蜓点水”，难以昂首阔步，但它的内容“很政治”。
公元前314 年，齐宣王趁燕国内乱之际，出兵攻占了蓟城，但在燕国民众强烈抵抗下，不得不又退兵回国。这下，燕昭王却不干了，没过多久，为报一箭之仇，任乐毅为大将，联合三晋、秦、楚等国大举伐齐。凶狠的联军只用半年时间攻占了齐国除莒和即墨两城外的大部分国土，让齐国险些亡国。此后，齐国大将田单以此两城为基础，众志成城，以少胜多，大败燕军于城下，才使齐国免遭灭顶之灾。但在这5 年的战争中，齐国损失惨重，国力基本耗尽，强国地位一直未得到恢复。
公元前356 年，齐威王即位初年，不理朝政，周边各国常来进攻，出现“诸侯并伐，国人不治”的局面。后来，听从了大臣淳于髡的劝谏，才振作精神立志改革。对他触动最大的是邹忌弹琴进谏，以琴理劝威王要善于治国，使得政令的掌握和四时的处理调匀。此时，齐威王才完全清醒了过来， 任其为相进行政治改革。
从整体上看，战国变法主要内容是确立私田制经济，废除世卿世禄及封地制，设立中央集权的郡县制，革新官制，军队国家化等，而齐国的变法只注重于政治方面。
为了说清楚齐国变法问题，这里有必要交待一下齐国政权嬗变的过程。
齐国是周朝的诸侯国之一，先为姜姓，后为妫姓，首封之君是在民间有很大名气的姜太公，真名叫吕尚。齐国出现于西周初年，当时周武王为酬谢周朝的功臣而分封姜太公于齐地，位于今天的湖南省。到了齐桓公时期，齐国是春秋五霸之一。后来由于三监之乱的发生，周公被逼东征，最后将齐国迁到现今山东半岛一带。由于国君姜姓吕氏，故称吕氏齐国，史称吕齐。公元前391年，妫姓的田成子四世孙田和迁逐齐康公，并于前386年放逐齐康公于海上，自立为国君，同年被周安王册命为齐侯。田氏仍以“齐”作为国号，故又称田氏齐国，史称田齐。
想当年，田齐统治者在夺姜齐社稷时，锐意进取、大胆创新，可篡权成功后，却变得十分保守。为了防备他人重演“田氏代齐”一幕，齐国千方百计维持田齐王族独大的局面，使外姓世族无法坐大。齐国的君王虽然与王族大臣矛盾重重，但无论哪一方都不愿废除王族特权。就这样，齐国不但没有废除封地制，还不断分封田齐王族，强化统治族群的实力。这对于当时的齐国王族来说，是不得已而为之，也是维持统治秩序稳定的最佳方式。
既然废除封地制不可能，那么齐国变法就只剩下整肃吏治这个活可干了。这是一篇政治文章，当时的主要举措有两条：
一是发扬民主，欢迎进谏。邹忌以自己的妻妾一味地恭维他的事例，劝说威王不能偏听偏信，必须广开言路，才能少犯错误。于是，齐威王下令凡能当面提出自己过错的，得以“上等赏”；以书面形式提出过错的，受以“中等赏”；在大庭广众之下议论过错的，得以“下等赏”。这道命令下达后真管用，一时间门庭若市，齐威王知错即改，几个月后只有少数人来上访批评时政了，一年之后达到了虽欲进谏但已无过错可谏的程度了。从此，齐国政治清明、国力大增，燕、赵、韩、魏等国都来朝贡。
二是赏优罚庸、大胆用才。对能执行“法治”使“田野辟，民人给”的即墨大夫，以万户租税作为俸禄，对“田野不闻，民贫苦……以弊厚吾左右以求誉”的阿，即现在的山东阳谷东北之地的大夫及其身边的工作人员都火烹了。这样一来，政风瞬间为之转变，“人人不敢饰非，务尽其诚，齐国大治，诸侯闻之，莫敢致兵于齐二十余年”。
威王还十分信任和重用军事家孙膑，让其主持国防大业，加强武备。那时所铸的“陈侯因咨敦”上有79 个字，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扬皇考昭统， 高祖黄帝，迩嗣桓文，朝问诸侯。”意思是他要继承和发扬他的父亲——田桓公午的业绩，远的则要学习远祖、黄帝，近则要继承齐桓晋文的霸业，号令诸侯。
这两招虽然很有效，但这场变法的内容十分有限，主要是加强吏治和君权，没有经济、思想等方面的内容。在那个完全靠土地吃饭的年代，哪个国家如果不在土地上做文章，要想使变法变得很彻底，变得很成功，那是完全不可能的事。
事实上，齐国变法始终停留在整肃吏治层次，与五都制政体特点是相符的。诸侯国变法走的是中央集权的郡县制模式，而齐国政体建立在分权基础上，两者运行原理差别较大。因而，齐国不肯花大力气去触动这个基本制度，只是把精力投入到整饬吏治这个皮毛上。由于缺乏制度保障，齐国后期整肃吏治乏力，广开言路的善政也形同虚设，结果也就可想而知。
不懂得“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辩证关系，真是害死人啊！
赵国的变法寓军事改革于移风易俗之中，尽管始终没有进行过像样的政治、经济方面的变法，但“胡服骑射”倒是“很爷们”。
战国初年，赵烈侯在位时用公仲连为相，进行了一系列的变法，致使国富兵强，南攻魏，西败秦，东破齐，直至公元前359 年魏国围攻邯郸之前， 赵国在对外兼并战争中一直占着上风。但是，真正使赵国强大到令列国刮目相看的地步，乃是在赵武灵王实施“胡服骑射”的军事制度改革之后。
赵武灵王为说服上上下下的反对者，多方采取措施，才使此项变法得以顺利实行。他与反对者反复辩论时，始终坚持“制国有常，而利民厚国为本”的原则，贯穿着一种不泥古、不盲目自大，衣服器械、法度制令永远应根据需要而“各顺其宜”、“各便其用”的与时俱进精神，最终赢得了官心、军心、民心。“胡服骑射，以教百姓”，通过着胡服这一装束来转变赵国民众以中原文明自居、蔑视异邦先进文化的闭锁心理，进而通过“招骑射”、“建骑邑”、“致胡兵”、“用胡马”等多种手段，在赵国组建起了强大的骑兵军团。
世界上有很多文化板块，里面内容丰富，各有所长。赵武灵王能够放下身架主动接纳异邦文化，实为难能可贵，也给自己的国家打上了一支“强心剂”。虽然凭此实力攻克秦国的战略因后来的政治变故未得如愿，但“略胡地”、“灭中山”的目的很快就实现了。而且，正是凭借“胡服骑射”后军事上的强大，才使得战国中后期赵国成了秦国在东方六国中最为强硬的对手，一块最难啃的“硬骨头”。
现在胡服虽然远离了汉人们的视野，但赵武灵王企盼民族大融合的美好意愿，却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廊中镌刻出不可磨灭的丰碑，昭示出中华民族大融合的历史进程。能有这样的勇气，真是有点“纯爷们”的气魄，要说赵国变法的最大历史贡献，莫过于此了。然而，单纯的军事变革是难于长久下去的，没有经济发展作基础无异于空中楼阁。长平之战的惨败，就是最好的证明。即使没有发生这场战争，赵国最终也会被秦国吃掉的。
这个赵武灵王生前始终没有给自己封什么王，“武灵王”是后人给他封的。这些后人也真是的，封什么“王”都行，却偏偏封个“武”字。的确， 这个赵武灵王真是偏执于“武”，最终“武”不下去了。
楚国的变法在战国七雄中属于时间最短、力度最小、深度最浅的一次改革，虽然曾一时取得过一定的成效，但从头到尾都没有形成真正的变法运动，并且这个“半截子工程”的句号画得“很血腥”。
楚国的王族芈熊氏是中原人，受封赏跑到湖北那里统治教化当地的土著蛮民。也就是说，当时楚国王族在黄河边上受了封，尔后跑到南方去支边的。
公元前390 年，吴起在魏国受到大臣王错排挤，被迫投奔楚国。由于吴起在魏国已经政绩卓著，军功赫赫，名声在外，所以一到楚国，就受到楚悼王的重用。先任地方官，当了宛（位于现在的河南南阳市）守，主要任务是防御韩、魏两国的骚扰。一年以后，晋升为令尹，主持变法大业。
吴起到楚国后为了好好表现自己，工作作风很务实，十分注意调查研究，对楚国的国情作了深入了解，因而采取的变法措施切中时弊，并且干净利落。
一是集权于中央。针对楚国“大臣太重，封君太众”，贵族旧势力强大的现象，主张“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若此则上逼主而下虐民，此贫国弱兵之道也”。具体办法是实行“贵民任期制”，凡是贵族已经传了三代的，都得取消爵禄，子孙不再继承；王室贵族传了五辈的，一律取消特权和俸禄，然后把他们迁到边远的地方去“往实广虚之地”，从事生产， 自食其力，原有土地收归国家，用以抚养奖励军功者。
二是精简机构，裁减无能无用的官吏。那时，楚国宫廷和地方上的官僚系统里人浮于事，光吃饷、不干活的人很多。对此，吴起采取拆庙裁员的办法，着力扭转这一局面。《史记》里说是“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战国策》里说是“罢无能，废无用，捐不急之官。”
三是极力铲除“山头”。对于互相勾结，形成小集团，危害国家的行为，坚决予以打击。这样，有效地防止旧贵族对国家的干预，确保集权顺利进行。这样做的结果，很快“使私不害公，谗不蔽忠，言不敢荀合，行义不顾毁誉。”
四是加高城墙，增强抵御能力。由过去的两板加高到四板，大概是约合现在的二丈二尺。提出“要在强兵，破驰说之言纵横者”、“破横散纵，使驰说之士无所开其口”。通过这些措施，实现军事上“厉甲兵以时争于天下”的战略意图。
吴起变法雷厉风行，说干就干，把旧贵族打击得遍体鳞伤，加强了王权，也加速了封建化进程，在一个时期内收到了富国强兵的效果，楚国政局大为改观。于是，“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在公元前381年的救赵攻魏中“军舍林中，马饮于大河”，以致“诸侯患楚之疆”。
吴起虽是权兼将相的令尹，但除了最高领袖楚悼王之外，缺乏其他支持新法的政治盟友。楚悼王坐镇郢都，世族不敢公然反对变法。公元前381年，楚悼王不幸病逝。这位曾一次次失败，又一次次成功的君主，战胜了许多对手，却没有能够战胜自己的寿数和天命，在取得完全成功的“最后一公里”的地方终于离开了人世间。
吴起从前线赶回国都，准备参加楚悼王的丧礼。此时，早就对吴起变法怀有刻骨仇恨的旧贵族势力乘机作乱，在楚悼王的葬礼上围攻吴起。吴起一看不妙，立即机智地伏在楚悼王尸体上，旧贵族即用乱箭射杀吴起，同时也射中了楚悼王的遗体。有的古文献上还说吴起被射杀后，旧贵族又对他的遗体进行了“肢解”或“车裂”。总之，他这次真的给自己的“老东家”当了垫背了。
吴起的死，不是他个人肉体意义的小死，而是关乎变法过程中进步力量的大死，是改革家的“萎乎”！
楚悼王的葬礼刚刚办完，即位伊始的楚肃王立刻以“对先王尸身不敬” 的传统刑律为由，诛杀了参与射杀吴起的七十余家世族贵戚。这下子，这些指望射死吴起后能轻松翻身的人，没想到大伙集体为吴起陪了葬。遗憾的是，楚肃王并没能趁胜追击追剿旧贵，也没像秦惠文王那样坚持新法，而是选择了与他们凑合共存。
最为要命的是，楚肃王还干脆废除了吴起的新政策，以争取世族大臣的支持来维持统治，而被削弱的世族也向王权作出了更多...协。就这样，吴起主持的不到十年的变法运动便人亡政息了。此后，楚国失去了制造新鲜血液的功能，改良版的世族分治政体的地位无可撼动。
一个人的好恶决定了历史的偶然性，国家的前途在历史偶然性的迷雾中变得暗昧不明，充满着诡谲的变化和凶险的暗礁。历史上，常常是国家最高领导人撒手人寰之时，也是国家最危险的时刻，阴谋在酝酿，火并随时都会发生。
楚国就是这方面的典型。
燕国的变法除了乐毅在时显赫了一把之外，的确没有任何出彩之处，但之前玩的一件令天下瞠目结舌的大事——仿效圣王古制，禅让国君之位，倒是“很搞笑”。
燕国原是北方的一个小国，因其远离中原，使它并无太多战事，得以相对安宁。它在战国前期一直默默无闻，到中期燕王哙时，才在相国子之的主持下进行了一些变革。
燕王后来任用苏秦首倡合纵之后，地位一度得到较大提高。可是，正在这个时候，燕国发生了一次令人不可思议的政治事件，从而导致了一次最严重的政治危机。这个事件，便是燕王哙的禅让事件。燕国易王之后，继位者是燕王哙。姬哙之所以在历史上有名，就是因为在位期间干了荒唐的“禅让”之闹剧。
在治国理念与种种政治理论都已经达到辉煌高峰的战国之世，一个大国竟然出现了如此荒诞的复古禅让事件，其“理论”竟然是如此的迂腐浅薄，实在令人难以理解。这一幕颇具黑色幽默的“禅让”闹剧，之所以发生在燕国，而没有发生在别的任何国家，其重要的根源，便是燕国的王道传统之下形成的迂政之风。燕国君臣从上到下，做事不切实际，对国际上扎扎实实的实力较量感到恐惧，总是幻想以某种貌似庄严肃穆的圣王德行来平息严酷的利益冲突，而对真正的变法却退避三舍敬而远之。这种虚幻混乱的迂政环境，必然是野心家与政治骗子大行其道的最佳国度。
这件事发生在公元前316年，紧接下来造成的严重内乱持续了5年之久。燕王哙想效法尧舜禅让贤臣，博得一个“圣王”美名。结果，被野心家子之篡权，引发燕国内乱，招致齐国入侵，使得燕国陷入了亡国的边缘。
正是这桩国耻，激起了燕昭王图强复仇之心，开始进行真正的变法。
当时，聚集于燕都辅助昭王振兴燕国的众多士人之中，最杰出的人物要数乐毅。乐毅是名将乐羊之后，才学出众，深通兵法，曾被荐为赵国官吏， 为了躲避赵国内乱，便不远千里来到了魏国。后来，他听说燕昭王礼贤下士，一直有跳槽之心。正巧一次乐毅为魏王出使燕国，昭王十分恭敬地客礼相待，深沉地打动了乐毅，于是不嫌“叛逃出国”的罪名，决意留在燕国， 昭王随即任其为亚卿，委以国政和兵权，支持他实施变法。
一是针对燕国法度弛坏、官吏营私的严重局面，乐毅帮昭王制定法律， 加强对官吏的审查和考核。二是确定“察能而授官”的用人原则，摈弃“亲亲”、“贵贵”的择人传统，清除子由当权时拉帮结党、滥用亲信的劣迹，使燕国的吏治日趋清明。三是对那些遵守国家法度的守纪百姓，包括身份低下的贫民和一部分奴隶，都以一定制度予以奖励，以安定社会秩序。此外，在军事上，乐毅着重加强战法训练和严格作风纪律，很快提高燕军的战斗力。
昭王在乐毅等人的辅助下，兢兢业业地奋斗了28 载，不仅国家日渐殷富，积累了相当实力，而且培养了奋发图强的民风，最大成果的伐齐连下70 城，让齐国从东帝沦为二流强国。
公元前278 年，燕昭王死，太子燕惠王即位。燕惠王为太子时，就与乐毅不合。齐国即墨守将田单知道燕国君臣相疑，利用这点施反间计，燕惠王中计以骑劫代替乐毅，乐毅担心被杀，便逃亡赵国。如此一来，燕国只能是回归迂政老路，等待灭顶之灾的到来。
本来，燕国地处偏僻，加之又处于农业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会点上，无论从天时、地利，还是从人和几个方面来看，都可以好好修炼内功，重振旗鼓，将变法大业进行到底。如果是这样，燕国傲立于北方是没有问题的。然而，太子丹遣刺客荆轲刺杀秦王，结果引火烧身，昭王和乐毅打下的基础功亏一篑。
燕国，这个喜欢玩低级游戏的诸侯国，就这样把自己玩完了。
秦国变法在战国时期不是最早，也不是最晚，但最彻底、最坚决、最全面、全持续，对当时秦国的武力崛起，乃至嬴政一统天下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商鞅生前死后，对秦国始终都“很给力”。
秦国僻处西陲，政治、经济上都比东方六国落后，土地虽大，但人丁不多，约有五分之三的土地尚待开发，而且旧势力十分强大。当时，代表各种思想和学派的各国诸子著书立说，形成一个文化高潮，然而诸子中却没有一个秦国人，可见其文化落后的程度。秦国被其他国家的人看作夷狄之邦，各国间的盟会也不邀请它参加。不仅如此，秦国还经常遭到魏国的进攻，很长一段时间，其河西地区被别国占领。
公元前361年，秦孝公下令求贤，正在魏国当差的商鞅应募入秦。商鞅是奔着干事业而来的，经过与孝公深入探讨和一番舆论准备，便开始进行大刀阔斧的变法，自此秦国各项事业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
变法之初，商鞅以大无畏的勇气大声疾呼：“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汤、武之王也，不循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然则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礼者未足多是也。”这一呐喊，喊出了战国改革时代的最强音。短短的10年时间里，商鞅进行了两次变法，使秦国很快实现了国富兵强，成为战国之时的超级大国。
公元359 年，商鞅开始第一次变法，其内容有：一是废除世卿世禄制。规定“宗室非有军动者，不得为属籍”，立军功者，“各以差次名田宅”。重新规定秦爵为二十级，各级规定有相应的政治经济特权，凡战争中斩敌首一个，可以赏爵一级，要做官的给五十石俸禄的官，使升官和军功结合起来。
二是编定户籍，实行连坐法。凡境内居民无论男女老少都登记在户籍上，以五家为“伍”，十家为“什”，互相监督，“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
三是奖励耕织，重本抑末。积极鼓励大家种好自己的田，多打粮多织布，“努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得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 也就是全家罚做官奴。
四是主张“燔诗书而明法令”，也就是加强思想控制。商鞅主张废除礼、乐、仁、义的说教，“禁游宦之民，而显耕战之士”；推行“燔诗书而明法令，塞私门之请”，想做官的就学习法律，拜吏为师，加强思想控制。
后来，秦国在此基础上又进行了第二次变法。
公元前338 年，秦孝公一命呜呼，太子惠文王继位。旧贵族马上对商鞅进行反攻倒算，公子虔等强加商鞅以“谋反”的罪名，将他逮捕处死并“车裂”其尸。商鞅虽死，但秦惠王和他的后继者有一点没有迷糊，就是都继续实行商鞅的新法，没有改弦易辙，秦国的国势得以进一步发展。
值得寻味的是，先变法的国家比秦国衰弱得早，后变法的国家又追不上秦国的脚步。这真是咄咄怪事！这里根本的问题在于商鞅变法的彻底性，让秦国能保持廉政高效，具备了最强的战争动员能力。尤其是秦国在波澜壮阔的变法中，不断地开辟着前行的道路，有时还脱胎换骨似的，而呈现出崭新的气象。
历史，在这里扎扎实实拐了个大弯；历史，一直在这里沉思。
除了七雄之外，在大国夹缝中生存的小国，如，宋、郑、卫、中山等国也在变法图强的影响下，进行过力度不同的变法。在战国那个多极化的年代里，卫国竟然奇迹般地躲过无数次的劫难，存续至秦国统一天下之后，到秦二世时才灭亡，成为诸侯国中存留时间最长的之一，立国前后共计838年，传了二十五位君王。这不能不说与其不断变法有关。
战国是个大变动、大变革、大动荡的时代。
事实上，战国时期出现的一系列变法运动，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政治走向平民的革命，使那个关得紧紧的奴隶社会的大门被猛然踢开，眼前呈现了一抹封建思想的曙光。
第4页 :第一章 波澜壮阔的变法大潮
最乱的时代，最好的舞台
齐威王注重选拔人才，有一次他同魏惠王会谈，惠王问他，你有明珠吗？齐威王说没有，惠王很诧异地说，我的国家小，还有十颗光照几十丈的明珠，你怎么没有呢？威王说，我的明珠同你的不一样，我以人才为明珠。当时，说得惠王在会场上很不好意思。齐威王的回答不是随便的调侃，而是很有底气的，完全以自己的强项比人家的弱项。034 一部改革史 战国
由于齐国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使那时“齐最强于诸侯”，曾与魏国进行桂陵、马陵之战，都打赢了，使得牛哄哄的魏王不得不低下了曾经高傲的头颅来朝见。
从威王和惠王这段对话以及齐威王得意的表情可以看出，战国时期的人才是很吃香的，同时也反映出当时人们的人才观念。客观上，战国时期的战争是诸侯之间为了人口和土地而进行的兼并。战争犹如一个巨大的市场，按照固有的市场规律，有需求必然有供应，需求越大，市场则越大。战国这个市场什么都需要，特别需要的是人才。于是，各种各样的人才应运而生，层出不穷。
在空前的武装冲突的驱使下，一批批勇敢的士人和战士纷纷踏上了战场，参与了无数令人不堪回首的战斗，他们的目的仅仅是希望自己的国家能获得和平吗？鬼才知道。不过，他们中确有一批名副其实的铁血英雄，播扬过一种烈烈扬扬的生命意志，秉承着“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政治逻辑， 目光所及之处，即便是再冷僻的陋巷荒陌，也会因兴奋而变得炯炯有神。
变法，则是市场与人才间坚韧的链条。它以其磅礴的气势，诱人的魅力，召唤着一批又一批勇于向旧制度发起挑战的变法者去拼搏、去奋斗，吸引着一个个不甘落后的诸侯国家去探险、去斩棘、求追求。那时候，作为政治智囊、军事参谋、外交使节、思想精英、文教师长而活跃于天地翻覆的历史舞台上的“士”，在推动社会前进的同时，表现出自己强烈的独立意志， 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群体人格。儒家倡言“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道、墨、法、阴阳家提出“诸子纷纷则已言道矣，……皆自以为至极，而思以其道易天下者也”。还有，至今我们耳熟能详的名言：“万物皆备于我矣”、“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这些闪光的思想，绝非迂腐书生的口出狂言，而是这些群体博大胸怀与高远志向的自白。
战国给军事谋略家们提供了一个表演的舞台，军事人才是战国时代最炙手可热的宝贝，他们憧憬着它无限光明的前途。当然，争霸事业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不会打仗，那就到边上歇菜去吧。
想在战争的舞台上大显身手的人，首先得有一两手绝活，光靠忽悠不是长久之计，尤其是平民去参政的先决条件就是必须具备一定的学识，其中向前人求学求知是一条必由之路。春秋晚期私学发展打破了“学在官府”的贵族垄断知识的局面，继而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盛况。那时，社会上各阶级、阶层人士只要家里有点积蓄，都纷纷入学受教，以改变身份，获取官爵，显威扬名，学习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出人头地，禽滑厘师从于墨子，吴起从师曾子，张仪、苏秦俱师从于鬼谷子，孟子亦受学于子思，李斯“从荀卿学帝王之术”，春申君以“游学博闻”而“相楚二十五年”，蔡泽以“游学于诸侯”而被“拜为秦相”。
有了知识就有了本钱。于是一批出身并不高贵的人担任相职，开启了布衣卿相之先河。这些出身寒微的士人一旦为相，知识能力与吃苦精神交融在一起，很快平步青云，显赫一时。但他们十分明白，自己的利益附着于君权，本身没有什么根基、背景，能够吃上这碗饭实不容易，若失去相位，则地位一落千丈，只能织履为食，食粥为生。所以，布衣卿相们倍加珍惜自己的工作岗位，千方百计地好好表现自己，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博取君主的信任与欢心，不仅要随时观察，而且要入“官”随俗，取得广大民众的支持，以稳固自己的地位。
像著名的外交家、“合纵”秘书长苏秦，不仅家无良田，且其兄嫂、妻子都必须亲自劳作才能糊口。这一时期的士阶层身上，别看他们一副穷酸相，却个个有一股昂扬奋发、积极进取的精气神，都充满着纵横驰骋的渴望，建功立业的憧憬，杀身成仁的勇气，博取功名的冲动。一批批出身并不高贵的士人担任要职，走到前台操刀变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战国时期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在迅速变革的社会政治面貌。而士阶层所独具的内在主观条件，就是他们的智慧、知识和才能。
还有的人为了博取功名，竟然不顾一切了。像前面讲到的楚国变法主持人吴起本来是卫国人，后来在鲁国做了将军。当时，齐国讨伐鲁国，鲁君没有其他选择，只能派颇有军事才能的吴起带兵迎战。但是，由于吴起的夫人是齐国人，这让鲁国人感到有点不放心，担心那个齐国的女婿是个“潜伏” 者。这个想法一般情况下只能意会而不能言明，想不到在坊间流传了开来。吴起为了说明自己的忠心，更是为了通过打仗拨开晋升之路，结果将自己的老婆一刀抹了。为了功名，竟然杀妻的事情都干得出来，吴起后来在楚国的最后结果也算是一种“报应”吧。
难怪，200 多年前，一个叫马戛尔尼的英国人到中国来了一趟，回去后便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人没有宗教，如果有的话，那就是做官。”
不分平民与贵族，不分国界，不分品德，只要有富国强兵之术就能够参与政治甚至攫取大权。战国可谓是一个人才的“春天”。即便一个地位很低的士人，以三寸不烂之舌游说主人，议论古今，陈说利害，一经国君赏识， 便可提拔为执政大臣，上为国排解忧患，下为自己博取富贵。
张仪本是魏国人，凭着他系统的连横学说，说服秦惠文王，并做到了国相；甘茂本是上蔡监门官史举的家臣，到了秦国后做到了秦武王的左丞相；范雎也是魏国人，以“远交近攻”之计为秦昭王欣然接受，拜为客卿，数年后拜相；燕人蔡泽先是做了秦国的客卿，也是因游说成功而做到秦昭王时的相国。他们以片言登青云，出入他国为客卿，由于他们在出生地的国度里并无贵族身份，某种程度上说，颇有点平民参政的色彩。
社会急需的优秀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文学家等各类高素质人才大多汇集于士阶层，大多产生于士阶层，有的进入诸侯大夫的机构，有的独立于社会，形成一个具有真正意义的中国知识分子阶层。
战国时期是一个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社会大变革时代，也是一个由七国争霸走向统一的社会大组合时代。这样的时代为士阶层提供了空前的多样化的机遇，人才效应成为这一时代的一个最为显著的特征。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顺乎时代潮流而动，在战国这一出威武雄壮的历史剧中始终扮演着主要角色。
《战国策·赵策三》载，有一位从魏国赴赵国任相的张相国于“众人广坐之中，未尝不言赵人之长者也，未尝不言赵俗之善者也”，其目的即在于讨得赵人欢心。他们也因国君的好恶而随时被任免，他们皆有益于国而无害于君。春申君黄歇担任楚相20多年，“虽名相国，实楚王也”；他“游学博闻”，写得一手好文章，似为士人出身；他担任楚相，权力甚大的时候，曾经有人劝他“代立当国，如伊尹、周公，王长而反政，不即遂南面称孤而有楚国”，但黄歇终不行此事。
不难理解，战国时期类似毛遂这样的人，自己推荐自己，要是换到现在，肯定会被扣上“自不量力”、“跑官要官”的帽子，可在战国时期这种想方设法为自己创造机会、成就事业的例子并不奇怪。这是时代的使然。
就这样，在那个血雨腥风、战乱频繁的动荡时代，也成了怀抱理想、渴望成功的列国游士们实现自身价值的最好时代。这样的时代，到底是好还是坏，很难说得清楚，但毫无疑问，那是一个绝对独特的时代，空前绝后。不然，就不会出现那么多具有独特个性的人。
我们应当承认这样一个事实，时间的橡皮擦似乎所向无敌，它能够将许许多多红极一时的名字擦得模糊难辨，但这些人才的名字只是蒙上了一层厚厚的灰尘，时间的橡皮擦对他们还是无可奈何的。
一部改革史，是与许许多多人才的个人活动紧密关联的，虽然那时充满变法精神的人才们无一例外地都是怀抱着个人的基本需求、最隐秘的欲望， 以及他们身上根深蒂固的优长与弱点，跻身到变法的洪流之中，但只要他们的主张客观上成为社会进步的引擎，就可以认为他们的思想与实践是有利于国家和老百姓的。对于前人，不能用后人的框框去套他们。
那些“改善政治”、“法施于民”、“以死勤事”、“以劳定国”的战国人才们，作为统治阶级的有识之士，正是那种特定意义上的爱国主义者。这种精神力量鼓舞、驱使着古代、近代的改革家们勇于奉献、不惜牺牲。
战国时代，是个竞争时代，自然会人才辈出。这些知识精英生活在活泼的时代，使得变法运动波澜跌宕而又丰富多彩。
第5页 :第二章 殊死变革为哪般
第二章殊死变革为哪般
“一个人炫耀什么，说明内心缺少什么。”
这是一句把人的心理揣摩透的惯用语，一直在民间为人们所津津乐道。人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矛盾体，有时候说的与做的连自己也搞不清是怎么回事，嘴上叫得最响的，也许就是他心里最不愿做的。
战国七雄殊死变法，究竟是为了谁？按照当时主流的说法，那肯定就是为了“富国强兵”、为了“黎民百姓”。打出这样的旗号，一定为上下所接受，因为这是凝聚和统一各方共识的最大公约数。其实，七国君王和主持变法的改革家们内心是异常复杂的，同样一个变法措施的实施，依附着很多复杂的因素。让我们走进战国，到一个个历史的深处去寻寻觅觅，突然，你会瞪大眼睛大声叫道：原来如此！
不想眼睁睁等死
七雄征战不休，弱肉强食。在群雄并峙、诸侯虎争的大环境里，不是你吃掉我，就是我吞并了你，中间没有什么缓冲地带，更没有商量的余地。
这种残酷的生存方式对诸侯各国统治者构成了无形的但又实实在在的巨大压力，君王们十分清楚“落后要挨打”的道理。这些好似无法痊愈的伤口、难以忘却的噩梦、不可逾越的鸿沟，使他们在浓烈的硝烟中寝食难安。自夏、商、西周以来，人类社会就是一长串改朝换代的多米诺骨牌。要不想成为最后一张倒下的骨牌，只能从我开始，站住了不倒。不变法，不可能图强；不强大、不发展，就会成为最后倒下的那张“骨牌”，甚至绝嗣断后。
于是，各国都在寻找能够使国力强盛的渠道。时不我待，“一万年太久， 只争朝夕”，谁改革早，谁改革彻底，谁就最有希望。生存和兼并战争在这时已演变成为革新、变法的竞争。
首开其端的魏文侯变法，就是这样出现的。“三家分晋”后，原来晋国的实力被一分为三，魏国在秦国虎狼之师东逼的压力下，最先成了秦军东进的攻击对象，且力量强弱悬殊，面临着丧地亡国的危险。
这并不是危言耸听，看看它的地理位置就清楚了。战国初期，魏国占有中原大部，拥有河东、河内以及河西、河南部分土地。在其四周，东为齐、南为楚、西为秦、北为赵，胸腹还包含着韩国领土的大部，是名副其实的“四面埋伏”，而且腹部还挨着“刀尖”。疆土除河东地区比较完整外，其他各处面积不大，又受到黄河与中条、王屋、太行诸山及韩、赵、秦等国领土的分隔，显得支离破碎，相互间来往联系很不方便。史籍上是这样记载魏国的：“跨今县二十三，余者，或微逾十县，或五六县，最小者不及三县。地势如此畸零，平时需逐处设备，一旦告警，则征调困难，实不易于立国。”这样的客观条件，不仅平时难以有效地进行治理，而且战时多处面临严重的威胁，很容易被分割。
为了守好这些分割零散的国土，魏国不得不四处设防，被迫占用了大量兵员，极大地影响了军队的集中使用。因此，将河东以外的各地拓展相连，以此巩固国防，保障国家的安全，成为魏国面临的重要任务之一。
魏国不仅国土零散、面积狭小，而且人地关系也十分紧张。魏国所在的主要疆土在今山西省西南部的河东和今河南省北部的河内。这里自古土地肥沃，经济发达，尤其是河东地区，不仅是魏国早期活动的核心地带，也是原来晋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多年精心的经营与开发，使这里农业发达，物产丰富，交通便利，人口众多。司马迁曾说：“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国各数百千岁，土地小狭，民人众。”这就是说，河东、河内与河南这三地居于天下的中心，好像鼎的三个足，是帝王们更迭建都的地方，建国各有数百年乃至上千年，这里土地狭小，人口众多。《商君书·徕民第十五》中对这里的人地关系是这样评价的：“彼土狭而民众，其宅参居而并处，其寡萌贾息民，上无通名，下无田宅，而恃奸务末作以处，人之复阴阳泽水者过半，此其土之不足以生其民也。”意思是，这里土地面积狭小，而人口众多，他们的房屋杂乱地交错在一起；其中经商之民向上不能填报自己的姓名，在下面又没有土地和住宅，却以狡诈的职业经商、从事手工业来维持生活；人们在山北山南和湖泽的低洼处挖洞居住的超过半数。这些国家的土地不够供养它的民众生存，似还超过了秦国民众不够用来住满其国土的程度。
人稠地狭，耕地不足，养民成为魏国突出的社会矛盾。百姓没有饭吃， 你君王也别想坐稳自己的江山。当时，已经出现的这样的危险苗头。许多人迫于生计，在邻国优惠政策的吸引下，纷纷外流，“秦地旷而人寡，晋地狭而人稠，诱三晋之人，耕秦地，优其田宅，而使秦人应敌于外”。
在那个冷兵器与冷思维的年代里，对外扩张占据更多的土地资源是最直接、有效的解决办法。对魏国来说，急迫地需要向外开疆拓土，像齐、秦、楚、越国那样，成为地方千里乃至数千里的泱泱大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而这需要十分强大的军事、经济实力做后盾。
另外，对内如何利用有限的耕地资源，最大限度地发挥土地的效力和潜能，提高单位面积内的粮食产量，保障大家的基本生活，以维护国家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就成为魏国的当务之急，这也是李悝“尽地力”之教变法的客观原因。
史载，公元前418 年，秦国开始进攻魏国少梁；公元前413 年，秦国又进攻魏国郑地，东边的齐国也趁火打劫，看到魏国疲于应付秦的军事攻击， 派田白率军攻魏，毁掉魏国的黄城，围困阳狐。魏文侯正是在这种两面夹击的军事危困中，才“国乱思良臣”，重用李悝、吴起等人实行变法的。
内忧外患乃至于国破家亡的现实威胁，直接推动着各国君王先后走上了变法的道路。韩昭侯起用申不害“修术行道”，是因为他在即位后的6年中屡屡兵败于魏、赵、秦、宋国，丢城丧地后才着手开始的。据《史记·韩世家》载，韩昭侯拜申不害为相之前，正处在“秦败我马陵”、“秦败我西山”、“宋取我黄池”的战争窘境中，开始进行旨在加强王权的变法。
齐威王“纪检”式的变法举措，是在被逼得无路可走的情况下，才用来整肃吏治的。按《史记·田敬仲完世家》的说法：“齐威王元年，三晋因齐丧伐我灵丘。……六年，鲁伐我，入阳关。晋伐我至博陵。七年，卫伐我，取薛陵。九年，赵伐我，取甄。”这九年中，齐国是在“诸侯并伐”中度过的，所以齐威王才通过吏治改革，以求变法图强。齐威王如果不是当年他老爷子被三晋、秦、楚联军打得只剩下莒和即墨两座孤城外，可能还在昏睡百年呢！
同样，接其后踵的楚悼王变法，也是迫于这样严峻的生存威胁。
公元前402年，楚悼王刚刚即位时，摆在他面前的形势是相当严峻的：一方面，腐败而专横的旧贵族势力使得楚国已经暮气沉沉，毫无生机，用韩非的话说就是“大臣太重，封君太众”，以致“上逼主”、“下虐民”。另一方面，在军事上屡败于三晋。公元前400年，魏、赵、韩三国组成联军计伐楚国，部队已开到了乘丘城下。公元前391年，魏、赵、韩三国又与楚国战于大梁，结果楚军大败，被赶到了榆关，后来通过秦国的帮助才扭转战局。在此后的十余年间，楚国的处境始终是相当窘迫的，有时不得不忍辱含悲。是等着亡国，还是振作起来，大胆变法，扭转楚国衰败的势头呢？这是最使楚悼王夜不能寐的事了。恰在此时，吴起因受魏国大夫王错排挤，不远千里，来到了楚国。一年后，即公元前382年，楚悼王任命他为令尹之职，主持变法这个伟大的事业。
赵武灵王决计在赵国实行“胡服骑射”，是因为他即位后的十几年中屡屡兵败于齐、秦国和中山国的“侵暴吾地，系累吾民”。这成了赵国的“心腹之疾”。
燕昭王起用乐毅实行改革，目的在于防止再次被齐兵攻破，出现上次那种险些亡国的局面。
东方六国的变法基本上是倒逼出来的，起先许多君王和大臣们根本没有变法的意愿，形势所迫，实在混不下去了，只好“赶鸭子上架”。从根本上讲，战国时期的变法，是统治阶层中的有识之士挽救危局、维护统治之举， 重在体制和政策的厘清和变通。它发生在国家机器不能正常运转，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威胁到政权生存的危急时刻，目的是不能眼睁睁地看着靠诸侯这个体制吃饭的人们干等死。同时，各国变法的直接引擎是残酷的战争，因而在变法的内容上也体现着为战争服务的特点。
秦国变法的起因，既有东方六国“被倒逼”的无可奈何，也有他们内心图强的深谋远虑，真正是“该出手就出手”。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变法就是在与危机赛跑。
在战国七雄中，秦是比较落后的国家，“六国卑秦，不与之盟”，当时秦国被称为西戎，无论是政治还是文化、经济在七国之中地位都不高。在东方国家看来，秦国简直就是不折不扣的“蛮夷”。东方六国的一些文化人士甚至宣称：即使跳到河里淹死，也不愿意做秦国的子民。原因很简单，秦国太野蛮，作它的子民，简直是奇耻大辱。
屋漏偏逢连夜雨，船迟又遇打头风。秦国偏偏与强大的晋国是邻居，要不是有函谷关天险，他们几次差点亡国，因而希望能够强大起来的愿望更加迫切。
当时东方六国多已通过变法开始走向强盛，即“齐威、楚宣、魏惠、韩哀、赵成侯并”时期。相反，秦国的发展却处于停滞状态，常常受到来自东方六国的进攻，国土被侵占，如“三晋夺我先君河西地”，甚至有时还被“夷翟遇之”。秦国是在秦襄公之后才得到诸侯之位，因为当时国力软弱，军事上没有实力，被打到关中地区。如果再这么打下去，秦国人只能回去牧马，再次成为游牧民族。
为了改变这样的被动局面，秦孝公痛定思痛，下令在国中寻找能出奇计强秦的人才，图谋变法。他愤然喊出：“诸侯卑秦，丑莫大焉。”于是，中国历史上最彻底的一次最伟大的改革开始了。
要我变法还是我要变法，也就是主动变法还是被动变法，这种意愿是变法的原始动因，决定着变法的走向和长度。
主动变法，是自我革新，自我发展，必须具有充分的自信和大无畏的胆略，具有宽阔的视野和长远的目光，尤其需要一种居安思危的思想境界，进而始终掌握变法的主动权，掌握国家的命运与前途。而被动变法，则是一种无奈的举措和不得已而为之的行动，由于没有系统的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没有一种锲而不舍的劲头和“不到黄河心不死”的气概，因而常常瞻前顾后，停停走走，使得许多变法草草收场，给国家造成了严重的硬伤。
战略机遇期的“时间窗口”常常稍纵即逝，不同的变法初衷，就有不同的变法结果。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被动变法的结果，怎能不让那些君王们“英雄泪满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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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精图治当自强
“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这是唐代著名诗人杜甫《梦李白二首·其二》中的最后一句，也是传诵了千年的名言佳句。诗的本意无非在劝道李白： 老友啊，千万别羡慕帝王将相们，他们虽然留下了千秋万代的声名，那是寂寞身亡后的安慰，其实是没啥用的。
我们现在无法复制杜老夫子吟诗时的复杂心情了，肯定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其中还有晚他一千多年后才被命名的“阿Q 精神胜利法”。杜甫安慰老友心里想开些，同时也正说明了他对“千秋万岁名”一直在纠结着， 无法实现这个夙愿，就以吃葡萄的心理予以抨击。
战国时期各国兴起的如火如荼的变法运动，除了当朝君王们面对灭顶之灾的现实应对外，他们内心深处还都有这样一个想法：通过奋发图强，给自己留下个“英君明主”的光荣称号，好让后人顶礼膜拜。
江山传到他们手上，谁也不认为自己是个笨蛋，谁都想大展一下宏图， 即便身后再寂寞，也得先留下“千秋万岁”之名。于是，他们必须通过变法来实现图强的目标，以不负列祖列宗。在那个战乱无序的年代里，靠一路打出来的七雄以及在夹缝中生存下来的小国君王们，哪能不雄起呢？如果当了末代君王，即使你有天大的本事，即使你再鞠躬尽瘁，但毕竟名声不好，还会挨子孙后代的唾沫。
其实，历史上无数的统治者都希望身后被供奉在高堂大殿，享受芸芸众生的歌功颂德，享受子孙万代的赞美与鲜花。在他们的眼里，山川无言，嘉木无言，最经久的绿荫，最不朽的意志及最辉煌的荣耀，往往就含蕴于此。中国经过几千年、多少代美化神化的帝王，既是芸芸众生不懈追求的隐形动力，又是华夏民族用传统文化锤炼出来的精神坐标。
国人都知道，商朝早、中期王位继承并没有“父死子继”制的明确规定，可以是父死子继，也可以兄终弟及。到了商朝后期才确立父死子继制度。随着宗法制度的全面推行，西周确立了“嫡长子继承制”，并为封建社会的主体王朝所承袭。这种嫡长子继承的基本原则是：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由此，王位继承制度有一个由不规范到规范的过程。
战国时期那些诸侯列国的君王们都是世袭下来的，国业就是家业，家业当然也是国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他们的潜意识里，就是像他们的后起之秀嬴政那样，从始皇帝的一世至万世，再到皇帝的万岁万岁万万岁。现在想想，那些帝王们也真够贪的，不但想江山万年，还想要享国万年，特别是历代开国皇帝都想要建立一个永久的王朝。
君王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拥有法律制定权、行政决策权和军事指挥权等，权力至高无上，唯我独尊。通过变法建立一个强大的帝国，对于一个国家的君王来说，不仅能带来权力的极大的扩充，也能带来很大的荣耀，历史上留名，可谓名利双收。
秦国早期流传过两则神秘预言，一则是舜帝“秦人将大出天下”，另一则是老子关于秦国统一天下。两则预言能见诸《史记》，足以证明这在当时是广为人知的。但是，历史的事实是，秦国执政阶层始终没有“坐等天意变成事实”的连门板也挡不住的运气，而是七代英君自强努力，不断创造煌煌伟业。
秦族群自公元前770 年由周平王封为诸侯，到战国初期近400 年中，经历了秦襄公、秦文公、秦穆公等25 公，也就是国君。秦地素来民风蛮勇， 打仗是把好手，但上述25 位国君大多碌碌无为、建树不多，蛮勇的民风没有被开发利用起来。公元前659 年，君王的“接力棒”交给了秦穆公，天意偏爱，让他在位39 年，称霸西戎，协助逃亡在外的晋文公回晋夺取君位， 打击位于函谷关以西的小诸侯、开地千里，被周襄王任命为西方诸侯之伯。秦穆公还发现重用了百里奚等贤臣良将，使秦国变化很大，由此成为同期的春秋五霸之一，也给历史留下了秦穆公用五张羊皮换来五位贤人的千古佳话。尽管这样，因秦国处于西部一隅，国穷民蛮，东方诸侯列国对秦国仍然漠视，秦国人还是二等公民，没有多少“国际地位”。
到秦厉共公时代，天下已经进入战国时代，放眼中原，这场淘汰赛的胜者已所剩无几。在秦国的东面，晋国的国力在没有休止的内斗中被一点点耗尽，曾经强悍一时的齐国也在两姓交替的倾轧中煎熬，楚国则出现了一连串平庸的国君，只有越王勾践独霸东方，却因距离秦国太远，而无法对秦国构成威胁。
秦厉共公之后，秦国又经历了秦躁公、秦怀公、秦灵公、秦简公、秦惠公、秦出子及秦献公八君，才进入秦孝公执掌时期。此时，战国时代已经飞逝了超过三分之一的时间了。他即位第一年，就做了两件大事：军事上出兵“东围陕城”，平定獠戎，斩了獠王；政治上以招贤令取才于天下。
当初，先辈们留给秦孝公的虽然不能说是一个烂摊子，但也没有什么厚实的“家底”，他一切都隐藏在“思念先君之意”的潜台词中。此时的秦国，尽管国力仍在增强，但和其他国家相比，未免相形见绌，保守势力仍然拖累着秦国，使国家不能迈开脚步，连秦简公准备实行允许官吏像贵族一样佩剑、承认私田这样的微型变法，都难以展开手脚。
发展缓慢，内斗不休，终于让秦孝公坐不住了，他感觉到了不进则退的危险，更想到可怕的未来。一方面，因为秦国建立于周平王东迁、开创东周的时代，历史比东方各国，如齐、鲁、燕国等，整整短了一个西周时代；另一方面，因为地处边陲，在华夏核心文明圈与边塞游牧文明圈的交叉点上，中原人士不愿意前往，因而人才奇缺，成为秦国发展的瓶颈。
世界上什么最宝贵？人才。秦孝公深刻地意识到这一点。卫鞅（后封于商，称商鞅）就是在这个节点上来到秦国的。他在准确的时间出现在了恰当的地点，并且遇上了一个恰当的君主。这人，就是秦孝公。
英君图强的强烈渴望与内外交困的现状，给了商鞅重新分配爵禄的机会。从此，秦国官场裙带的链条被他无情地斩断了，那些占尽血缘优势的人与爵禄渐行渐远，而那些真正勇武的战士开始走到最重要的位置上。
下面，再看看赵国君王们的变法心态。
前些年，电影《赵氏孤儿》走红大江南北，让制片人和导演赚足了票房，同时也让这个故事家喻户晓。“赵氏孤儿案”发生在公元前630年，晋灵公手下的武将屠岸贾与忠臣赵盾不和，原因是嫉妒赵盾之子赵朔成为驸马，自己没有与晋灵公攀上亲家，竟然灭了赵盾家族300人，仅剩的遗孤被程婴救出并逃出了一劫。于是，屠岸贾下令将全国一月至半岁的婴儿全部杀尽，以绝后患。程婴遂与老臣公孙杵臼上演“偷天换日”之计，以牺牲儿子为代价，成功保住赵氏最后血脉。20 年后，孤儿赵武长大成人，程婴将国仇家恨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终于使他报了前仇。
这个悲壮了数千年的故事，反映了忠正与奸邪的矛盾冲突，反映了权奸的凶残本质，传颂了为维护正义、舍己为人的高贵品质，真是气势悲壮，感人肺腑。如果没有这段传奇的故事，战国时代的名门望族赵氏何能复兴？后来何能有雄霸天下的赵简子、赵襄子？何能有韩、赵、魏三家分晋？何能有后世的“三晋”称谓呢？
对于一个家族、一代后人来说，先人们的筚路蓝缕，或是家仇国恨，如果能够正确对待，就是一种永恒的历史能量，永远会对子孙后代产生强大的激励作用，不断地去达到历史新高。
公元前340 年，赵国传至赵武灵王时，他所推行的“胡服骑射”政策使赵国的实力大幅提升，成为最后与秦国逐鹿天下的最大竞争者。可是，赵武灵王的自强业绩，完全是一个古代版的苦难辉煌。
这个辉煌故事还得从他的父亲说去。公元前326 年，也就是赵肃侯二十四年，他老人家驾鹤西去，魏、楚、秦、燕、齐五国各派精锐之师万人来参加会葬。赵肃侯生前英雄一世，与魏、楚、秦、燕、齐等国连年恶战而没有吃过大亏，赵国俨然是北方的新霸主。魏惠王后期，赵肃侯听从苏秦之言， 连续发动“合纵”攻势打击魏国，使魏国的百年霸业再次受到严重削弱，为赵国向中原发展摆平了最强大的一个敌人。现在赵肃侯死后，魏惠王立即联合楚、秦、燕、齐四国以会葬为名，各派精兵，趁赵国新君年幼之际，伺机吃掉赵国。这真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啊！
对于15 岁的少年赵武灵王来说，当时正深陷失父的悲痛之中，现在又遇上父亲葬礼上的凶险，搞不好赵国就会被五国联军灭掉。这时，赵肃侯的托孤重臣肥义站了起来，授意赵武灵王采取针锋相对的强硬应对措施，抱着鱼死网破的态度，摆开决战的架势来迎接这些居心叵测的吊唁使者。同时，多措并举，硬软共用，真正“以两手对两手”。
一方面，赵武灵王命令赵国全境进入戒严状态，代郡、太原郡、上党郡和邯郸的赵军进入一级战备，准备随时战斗。联合韩国和宋国这两个位于魏、楚、齐国之间的国家一齐动手，使赵、韩、宋三国形成品字形结构，将魏、楚、齐等国家置于两面受敌或者三面受敌的被动局面。
另一方面，重赂越王无疆，支持他进攻楚国，先把与赵国不搭界的楚国的注意力转移到它的老对手越国身上去。重赂楼烦王攻击燕国和中山国。中山国虽然不是一流的强国，但由于楔入赵国的版图内，经常受齐国的指使从背后攻击赵国的都城邯郸，对赵国的威胁比外部的强敌更大。中山国在楼烦的攻击下，也无暇顾及对赵国的趁火打劫了。在去掉了燕、楚两个强敌后，魏、齐集团对赵、韩、宋集团就没有什么优势了。
完成了这些战略布局后，赵武灵王命令来会葬的五国军队不得进入赵国边境，只许五国使者携带各国君王的吊唁之物入境，由赵国负责接待的大臣将他们直接送往邯郸。魏、秦、齐见赵国重兵待客，戒备森严，而且赵、韩、宋三国联盟已成，不得不打消了借机占赵国便宜的念头。五国使者入赵后，见赵国精锐云集邯郸，战争一触即发，不敢有任何的轻举妄动。于是，赵武灵王厚葬其父之后，使者们便匆匆离去。魏惠王发起的联合图赵的阴谋就这样被赵武灵王挫败了。
年少的赵武灵王初涉君位就经受住了如此严峻的考验，真是很不容易啊！通过这一场惊吓，更让他明白的是，如果国家不强大，即使躲了初一， 也未必能躲过十五，必须加快推进军事变法，免得往后再有什么担惊受怕的事。“胡服骑射”实质就是同周边国家的军事竞争，同时还解决了以代郡和邯郸为代表的两种文化、两种政治势力造成的南北分裂局面。
英君以自强而立，自强让英君万世流芳。何能自强，唯有变法。
后人根据战国时期的史料，按照文治武功的业绩，给各国有作为的君主弄了个排名。这个排名不分先后，可能有点主观因素，毕竟每个人的看法不尽相同，但衡量的标准基本上都定在开疆拓土、实现中兴等方面。这类君王有十位：齐威王、齐宣王、秦孝公、秦惠文王、秦昭襄王、赵武灵王、燕昭王、秦武王、楚庄王、秦王嬴政。他们哪个不是想当英君明主，哪个不是敢作敢为、勇于担当的“纯爷们”？他们在当时大有作为，也为后世留下丰厚遗产，因而把自己的赫赫威名留在了青史上。
英君是这样，庸君也何尝不想如此。
齐国的末代君王田建，公元前264 年至前221 年在位，在位长达44 年。其中，有长达41 年的时间国家因为得到太后、君王后的扶持而得到安定， 同时由于秦国实行“远交近攻”的策略，笼络齐国，先攻韩国、魏国、赵国等三晋，才得以安享太平。在君王的宝座上，他也整天折腾一些事情，不断讨好秦国，以为抱着秦国这条大腿就会国运昌盛，从而使齐国以最小的代价换来最大稳定效益，在国人面前乃至子孙后代树立起“仁君”、“智君”的形象。
追求名利，追求不朽，是人世间从没灭绝过的欲望，谁也没有必要去更改追求者的属性。但是，中国的专制历史如同一个巨大的黑洞。如果说，周朝创建伊始是这个黑洞的入口，那么战国七雄诸君则爬至在这个黑洞的入口的不远处，后面的路还长着呢。
青史留名也好，无声无息也罢，再强大的人都无法更改生死规律，只有那些勇敢者，只有那些敢于变法的勇者，才会让自己的思想和事业永远不死。他们不畏艰难的精神，他们潇洒的步履，总是展现在人们最希望看到的旅途中，尤其是世人充满困惑的道路上。
当然，当他们把个人梦作为变法的动力时，不知不觉地走上专制轨道，而专制的政治资源和文化资源全都耗尽之后，剩下的是由专制的心理和专制的病菌，构成一种专制的习惯势力，支撑着专制的政治体制。
这是战国君王们始料得到的，但又都不愿意改变的。
第7页 :第二章 殊死变革为哪般
王位才是真正的“圆心”
变法实践的边界线与变法之君的利益边界线是一条完全重叠的复合线。以王位为圆心、以变法利益半径划出的圆，就是最大的变法范围。半径线再长，变法舞台再大，都始终离不开“圆心”的。
梳理中国早期的历史，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春秋是一个争霸的时代，战国是一个争王的时代。争霸，主要是争家长权。于是，春秋五霸相继出现，挟天子以令诸侯。争王是要通吃，于是，战国七雄应运而生。
《淮南子·要略》中的“孝公欲以虎狼之势而吞并诸侯，故商鞅之法生054 一部改革史 战国
焉”，道出了各国变法之君的最终目标是兼并天下。秦孝公没有什么“国际主义”精神，也没有当“活雷锋”的思想，他兼并天下的目的，就是将别国的版图纳入他的领地，而自己要当天下的“一把手”。后来嬴政的实践也正说明了这一点。
“天下”与“王位”是一枚硬币的两个面，没有天下岂有王位，而“家天下”的体制里，天下的命运全都维系在王位上。在君王们治国理政的逻辑里，第一要务是要把王位坐稳，尔后再考虑社稷稳定，让百姓在自己的恩赐下过着由他主宰的日子。
诸侯列国的君王们能有如此想法，直接的原因是周王室连名义上的共主地位也没有了，苟且偷生地在洛阳一带勉强维持。西周初年营建洛邑时，共修建了两座城。西边的方圆十七里，叫王城，东边的小些，叫成周。后来由于王室内部争权和分封，先后出现了居于王城的西周公，和以巩邑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巩义市为都城的东周公，真正的天子周显王寄居于东周公治下。
唯有如此社会土壤，才有如此政治风尚。唯有如此政治风尚，才有如此的政治大胆。
《韩非子·六反》中有这样一段话：“法禁明则官法，一官官（民）治则国富，国富则兵强，而霸王之业成矣。”意思是，实行新法便可以富国，富国则可以强兵，强兵则霸王之业可成。这就是韩非的“变法革新—富国强兵—霸王之业”的公式，较为完整地概括了战国君王们变法的“自觉意图” 和“预期目的”。至于变法革新措施的实施在社会各个领域所产生的一系列后果，特别是实现中国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飞跃，则是变法者眼里的“副产品”。
坐牢王位，他们就去“替天行道”吗？不是。他们一旦为君，就贪图一己之私，纵情享受，舍不得放弃这个宝座，争夺得你死我活。至于王位稳定带来的自己权力快感，那是就是被打死了也不会说来的。这是天大的隐私，同时也公开的秘密。
战国七雄的每一雄，每一雄的每一任君王的历史史，几乎每一页都涂上百姓的鲜血。为的是啥？为的是五种最大的特权。
其一，最大的占有权。他们在武力统治区内拥有一切物质和奴役一切人的权力。“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句话集中地表达了君王的占有权。
其二，最大的生杀予夺之权。他们处于社会各个阶层的巅峰，具有支配一切的权力，只要有需要，他可以随意杀人，不需要任何理由和法律依据，也无须顾及亲情、友情、君臣之情。
其三，最高的荣誉之权。在被人们推崇为“万乘之尊”、“海内一人”的君王周围，往往云集着一群又一群的马屁精，为君王歌功颂德，把最好最美的颂词堆在他们的身上，把最有影响的武功、事功记在他们的名下。
其四，最大的物质享受之权。君王们的物质享受都是处于当时全国最高级别的。只有上古时代的帝王，因受社会生产力低下的局限，不可能具备锦衣玉食的物质生活条件，才会冬住“营窟”，就是土穴，夏居“橧巢”，也就是树枝搭造的鸟窝形住所。
其五，最大的性满足之权。全国的美女都供君王一人享受，他有权在全国公开选美。在私有化时代，性的权力不是均等的。后宫之内，是帷帐深处的风流与艰险，是权力背后的八卦，绝大多数观览者的目光都会变得异常尖利和敏锐，印证着自己对君王私生活的丰富想象。朱大可说过，“美女不仅是细腰的性奴，也是镶嵌在权杖上的宝石。”
所以，王者必霸，王者必争。一个人要当上君王，特别是开国之君，必须靠武力和争夺，不可能像孟子说的那样推行“仁政”。从夏、商、西周三代以来，每逢改朝换代，总会杀人盈野。周初，据说大小诸侯国家还有好几百个，春秋时代就只剩下一百多个了，战国时代就只剩下七个大国了，都是奴隶主之间为了扩张自己的土地和权势，互相厮杀的结果。最后，杀人最多的秦始皇统一了天下，最大限度地满足了他个人的欲望。同时，他还得到了很佳的社会效果：分裂变为统一，战乱变为安定，人民生活获得一时的安全，生产获得一定的提高，社会得到一定的发展。
积贫积弱时，千方百计招揽人才，变法图强。对于君王们内心来讲，变法的实质是典型的武力征伐的专制独裁，是为了满足他们个人的享受欲、权力欲、荣誉欲等。当变法一旦成功了，天下富庶了，世道太平了，君王家族的内部又在王位的宝座上打圈圈了，都想将这把“交椅”传子传孙，最好直到永远。
说到这里，又要涉及赵武灵王了。他英武一世，本可成就更大的伟业， 遗憾的是他所坐的王椅惹出了祸，弄得几个儿子争斗不息。
公元前299 年，赵武灵王不知道哪根神经搭错了线，突然宣布提前退位，让位给自己的小儿子何，自称主父，退居幕后，以便全力扶持。当惯“一把手”的赵武灵王退居二线后并没有安心养老的意思，在国家战略的重大问题上还是保持着非常英武的眼光和锐气。他甚至酝酿了主动对秦国发动进攻的计划，准备绕开函谷关，从北边的云中、九原等地攻入秦国，并为此亲自巡视了地形。更为厉害的是，为了充分了解秦国的军政国事，他还干出了一幕骇人听闻的事情，竟然冒充使者进入秦国，在朝堂上亲自观察秦昭襄王。后来秦国知道了这件事情真相后，朝野上下一片震惊，大家背上都冒了一身冷汗。
这个举动让人想起当年俄罗斯的彼得大帝，也是为了深切了解西方，不惜隐瞒身份在欧洲打工一年。应当肯定，这些都是有雄才大略的人啊！
赵武灵王的大儿子赵章对自己没有弄上王位心存不满。大臣李兑看出了问题，对相国肥义说：“公子章正当壮年，心腹众多，野心很大，而田不礼为人狠辣傲慢。这两人弄到一起，一定会出乱子。你是国相，出事的话，一定从你这里开始。我看你还是称病退养，把国事交给公子成吧。”
肥义说：“那怎么行呢？当初主父把新王托付给我，要我好好地辅佐他，如今怎么能因为怕事就退缩呢？我知道你说得对，但是我只有尽忠尽职而后已。”
李兑很伤心地说：“既然如此，那你勉力吧，只是恐怕明年都不一定看得到你了。”
李兑出来后又几次找到公子成，安排对赵章和田不礼的防范措施。肥义也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交代信期说：“以后见大王的人，让他来先见我，没有问题了，我再让大王出来。”
第二年，有次群臣朝拜事毕，随后出去沙丘游猎，赵武灵王和赵惠文王分住在两处。公子赵章派人诈传主父令说召见惠文王，肥义先去了，结果被杀了。高信立刻带人就地保护惠文王。很快，赵成和李兑也迅速带兵赶到了，消灭了赵章的党徒。
赵章逃到了他老子那里，赵武灵王心痛儿子，把他藏了起来。可是公子成和李兑并没有罢休，带人冲了进去杀了赵章。估计当时赵武灵王的反应非常激烈，出了主父宫的公子成和李兑商量说：“事情过后，恐怕主父要灭我们的族啊。”于是，一不做，二不休，把宫里的人全部赶出来，单独把赵武灵王一个人困在里面，不给食物也不给水。英雄末路的赵武灵王饿得只有在宫里爬树掏鸟窝，他居然坚持了很久。三个月后，赵武灵王饿死在沙丘宫。
就这样，为了王位而变法，大家同心协力，最后又为了王位而弑君谋国，强者称霸的法则在战国时期大行其道。
公元前401 年，“盗”杀楚声王，其子熊疑继位，是为楚悼王。
公元前316 年，燕王哙让位于首相，结果爆发国乱，燕王和国相在两年后一起被杀。
公元前286 年，宋国被齐国攻灭，宋康王在混乱中被近臣杀死。
公元前284 年，齐国被燕国攻陷，齐闵王出逃过程中被近臣虐杀。
最典型的要算齐国易君了，也标志着战国乱幕的开始。
齐平公姜骜于公元前456 年去世后，其子姜积被立为齐国国君，史称齐宣公。齐国相国田常去世以后，其子田盘做了齐国的相国。田盘在做齐国相国期间逐渐把国内各个主要城镇的长官都换成了田氏族人担任，使田氏几乎拥有了整个齐国。公元前405 年，韩、赵、魏三国进攻齐国，齐国派出牛子、括子、无害子三位将军前去迎战，为了让三国退兵，把国君齐宣公姜积交给了魏国，使齐宣公成为俘虏。可见，在当时的齐国，姜氏国君已经到了可有可无的地步，齐国的大权已经完全被田氏家族掌控了。
齐宣公姜积被俘以后，田氏又立齐宣公之子姜贷为齐国国君，史称齐康公，这是姜氏齐国的最后一位国君。到了公元前387年，齐相田和与魏国国王魏文侯在浊泽会见，此时魏国的实力比较强大，因而田和请求魏文侯帮助自己立为诸侯，魏文侯就派出使者将此事告诉了周天子和各位诸侯，竟得到了周天子的许可。
围绕王位这个“圆心”，一场场君王更替的闹剧，有时竟然被美名为变法的胜利。
为争王位，杀戮成为了一个潜规则，成为了帝国的一种政治文化。再说远一点，中国封建时代617位帝王中，被杀、俘杀、赐死、自杀者有305人，占帝王总数的49%。
中国的帝王制度，催生了变法的原动力。为了坐上这把龙椅，斩荆披棘，筚路蓝缕，一切都不在话下，甚至声誉、道德、良心等都可以全然不顾。当真正的变法成功之后，觊觎王位的“伪变法”又悄然兴起。这种“城头变幻大王旗”下的努力，直接维护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封建专制的漫长性和一人独裁的特殊性，也间接维护了中国数千年来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大一统的局面。
在这个“圆心”的周围，岁月的迷宫会让清醒头脑胀得发昏，晨钟暮鼓的音响总是那样的诡秘和乖戾。
第8页 :第三章 道路是核心
第三章
道路是核心
“理论，都是灰色的，唯有生命之树常青。”
这句流传极广的名言，出自于德国诗人歌德的诗剧《浮士德》剧中魔鬼菲斯特斐勒司之口。“魔鬼”所言，难免“胡说”。其实，一切反映客观规律且与时俱进的理论，同样是常青之树。
战国变法需要实践的开拓，也需要历史的借鉴，对变法的领导者和组织者来说，更迫切的是需要理论的指导。当时，各国都面临着如何妥善解决内政和外交两大课题，也可以说都面临着生死的选择。在这多元的、动荡的、竞争的年代，变法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引导变法实践的“指针”——理论是否正确。
成也法家，败也法家
战国时期肯定没有“道路”、“方针”之词，但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的确有个道路选择、方针指引问题。道路问题，说到底是个理论问题，再说明白一点，就是按照哪一套去做。事实上，失去理论支撑的变法注定是苍白无力的，不切合实际的理论也必然是贫血孱弱的。
在先秦诸子中，对于治国这样头等大事，儒家提倡“仁爱”，墨家主张“兼爱”，而道家则认为，仁爱和兼爱都不能救世，唯一的方法就是什么都不做，并将之命名为“无为”思想。三家激烈争论，但他们的主张谁也没有占上风。此时，主张面对未来的法家横空出世。“富国强兵”是法家的口号， 是他们所追求的政治目标。
纵观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每个国家每个时期治国的道路选择不外乎有两种，一个是刚性的，也是就是依法治国；另一个是柔性的，那就是以德治国。前者更多地体现在法家思想里，后者则体现在儒家思想里。何时选择何种思想，那就要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兼顾方方面面的因素，一切都要把握到位，正如老子在《道德经》第六十章中云：“治大国，若烹小鲜。”
法家思想的信仰者认为，治国不仅需要有贤明之主，而且更重要的是要严厉“法治”，用地主阶级的“法”去代替奴隶主阶级的“礼”，做到一切断于法。第三章 道路是核心063
法家创始者首推管仲，其次是商鞅、慎到、申不害，是他们三位完善了理论体系，分别提倡重法、重势、重术，各有特点。韩非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提出了将三者紧密结合的思想。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王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的驾驭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并主要是察觉、防止犯上作乱，维护君主地位。
法家，是先秦诸子中的另类。在先秦诸子诸家当中，唯独法家的思想是必须献出性命来实践、流出鲜血来祭奠，是血染的思想。为之流血的、付出生命的，不但有当时许多有罪或者无辜的贵族和贫民，还有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比如商鞅和韩非，就是以身殉“法”的。
他们的立论基石并不复杂，就是当时的新兴地主阶级反对贵族垄断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世袭特权，主张土地私有、按功劳与才干授予官职，这是很公平的，也是十分正确的主张。而维护贵族特权的礼制则是落后的，不公平的。法律的第一个作用就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质的所有权。其中著名的法家人物慎到早就做了个很浅显的比喻：“一兔走，百人追之。积兔于市，过而不顾。非不欲兔，分定不可争也。”意思是说，一个兔子跑，很多的人去追，但对于集市上的那么多的兔子，却看也不看。这不是不想要兔子，而是所有权已经确定，不能再争夺了，否则就是违背法律，要受到制裁。
商鞅等人运用法家学说的核心点，就是人的本性与社会功用。这是法家之法的根源、法理和法用。这些与今天意义上的法律是有明显区别的。在那个乱成一团麻的年代里，法家学说比其他各家学说更适合当时各个诸侯国的国情，更具有实践上的意义，并指导了战国时期的社会改革。法家思想并非像后来的“阶级斗争一抓紧就灵”，但在当时确有它管用之处。有人做过这样一个总结，那就是：德之为用，过于迂用；术之为用，则立竿见影。原因在哪里呢？在于它的主要主张：
一是一断于法：在治国的方针策略上，主张“一断于法”，将法律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手段。
二是刑无等级：在法律适用上，主张制定并执行相对公正、平等的法律，在保障国家和君王利益的基础上，平等地适用法律，使全社会都在法律的约束下生活，无论贵贱一律平等，即所谓“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
三是轻罪重刑：在法律内容上，主张用严刑峻法达到以法治国的目的。
四是法布于众：与“以法治国”等原则的要求相适应，主张向全社会公布国家的法律，让全体臣民都知法守法，从而否定了奴隶制下的法律秘密操纵的黑暗状态。
当时，孟子积极推行“王道”。王道，是与霸道相对的一种治国理念。古人相信，王道是黄帝开始倡导的圣王治国之道，基本精神是仁义治天下， 以德服人，亦称为德政。在西周之前，王道的实行手段是现代法治理论称之为既定的社会传统习俗。西周王天下，周公制订了系统的礼制度，将夏、商两代的社会规则系统归纳，又加以适合当时需要的若干创造，形成了当时最具系统性的行为法度——周礼。
王道礼治，在治国实践中有三方面的基本特征：其一，治民奉行德治仁政，原则上反对强迫性实施压服的国家行为。其二，邦交之道奉行宾服礼让，原则上反对相互用兵征伐。其三，国君传承上，既实行世袭制，又推崇禅让制。
孟子看到了战争对战国时期整个社会带来的危害，所以他提出“王道”，就是以德化人，达到“天下定于一”，从而能够建立一个施行“王道”的理想国，构建一个强大有力的中央集权来均衡牵制各小群体，使得这些小群体不能因为利益分配不均而引发暴力冲突，进而达到一种相对和平的状态。同时，孟子也意识到在施行“王道”的过程中，不可能仅依靠君主个体的力量去完成，所以在他的“仁政”思想里，提出了很多对平民有利的措施，如“取民有制”、“关市讥而不征”、“不违农时”、“斧斤以时入山林”、“制民之产”这些措施，都是为了提高平民的生活水平，使得老百姓“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蓄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
利民势必会得到民众的拥护，从而壮大自身的力量，为孟子所提倡的符合正义的战争提供有力的支持。同时孟子还意识到要在整个社会中形成良好的风气，使得民众心悦诚服地接受统治者的统治就必须对其进行教化，所以他提出了“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
在这方面，以恢复周礼为主要使命的孔子、孟子等儒家守旧势力，消极地把治国安邦的希望寄托在施行“仁政”的贤明的君王身上，并提出了一系列的理论。说实在话，他们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以及“教化”等学说，对完善自我修养的“小我”而言，不是没有道理的，但将国家治乱、民族兴衰和百姓幸福系于一个“仁君”的“仁治”之策上，未免有点理想化了。
变法之初，诸侯各国的变法家们拿起了法家理论这个思想武器，对种种守旧观点进行了猛烈的批驳，变法的序幕也就在这场舆论战、理论战中拉开了。
在赵国，是赵武灵王、肥义的“理世不必一道，便国不必法古”的理论驳斥了公子成、赵文、赵造、周俊、赵俊等守旧宗室大臣们的“循法无过”、“圣人不易民而教”的理论，胡服骑射的法令才得以在赵国颁布施行。
在魏国，魏文侯向他的大理论家李克询问“为国之道”和“刑罚之源” 时，李克向他提出了“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夺淫民之禄以来四方之士”的原则，这原则被接受并立即付诸实施。
重要的法家人物大多出现在秦国以东地区，例如魏国的李悝，赵国的慎到，卫国的吴起、商鞅，郑国的申不害，韩国的韩非，楚国的李斯等。他们先后在各个故国发起了变法运动，有的彻底，也有的不够彻底。
在楚国，吴起鉴于楚国“大臣太重，封君太众，上逼主而下虐民”的状况，力排众议，提出了“均楚国之爵而平其禄，损有余而补其不足，善治甲兵，观时以争利于天下”的理论，继而在楚国制定并颁布了“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其爵禄”、“损不急之枝官以奉选练之士”、“令贵人往实广虚之地”、“塞私门之请”、“抚养战斗之士”等一系列变法新令和措施，以期达到“要在强兵”的目的。
在秦国，对于儒家和墨家倡导的各种主张，商鞅相信秦孝公是不会选择的。在诸子百家中，儒家最蔑视秦国，秦人也最厌恶儒家。儒家士子不入秦，几乎是天下皆知。儒家的“仁政”、“礼制”、恢复“井田制”等根本主张，秦国也和其他国家一样嗤之以鼻。秦孝公不会看中儒家，当时有两个事例说明了这一点。其一，在内部，上大夫甘龙就是东方甘国的名儒子弟，他推行的那一套，让嬴渠梁即位后权力日渐萎缩；其二，在外部， 秦国求贤令发出后，曾秘密要求在各国活动的密使，尽可能设法少让儒家士子到秦国来传教。
那时，各派思想家面临的社会背景是这样的，各诸侯国统治者为了在兼并战争中赢得主动地位，都纷纷向社会网罗人才。而游说之士这一新兴阶层为了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荣誉感，纷纷为各诸侯国的统治者出谋献策。孟子的“王道”政治注定了有诸多的竞争对手，何况“王道”思想本身存在着与当时社会主流思想相违背的缺点。其中的“弱伦理控制”不能适应于“礼崩乐坏”的战国社会，“井田制”不能适应较周朝来说已经明显提高了的战国时期生产力的发展等。应当说，孟子这一套虽然也有“治国平天下”，政治理念和实施措施在理论构建的逻辑关系上比较完善，但更多地被“礼”和“义”绑架了，很少用到实践中去，加之他又不肯降低标准，没有这样的社会人文基础，所以他像其祖师爷孔子当年一样，没能把“仁政”的主张推销出去，而且仿佛成为一只“丧家犬”，这是儒家人不得不深思的问题。
这里，还有一个事例足以说明了儒家思想在战国时的处境。
一次，张仪嬉笑怒骂孟子，大殿中竟是鸦雀无声，只有张仪那激越的声音时高时低，时缓时急。他骂孟子是什么呢？有史记载：
自儒家问世，尔等从不给天下生机活力，总是呼喝人们亦步亦趋，因循拘泥。天下诸侯，从春秋三百六十，到今日战国三十二，三五百年中，竟是没有一个国家敢用尔等。儒家至大，无人敢用么？非也！说到底，谁用儒家，谁家灭亡！方今大争之世，若得儒家治国理民，天下便是茹毛饮血！孟夫子啊，千百年之后，也许后辈子孙忽然不肖，忽然想万世不移，忽然想让国人泯灭雄心，儒家僵尸也许会被抬出来，孔孟二位，或可陪享社稷吃冷猪肉，成为大圣大贤。然则，那已经是千秋大梦了，绝非尔等生身时代的真相！ 儒家在这个大争之世，充其量，不过一群毫无用处的蛀书虫而已！
末了，张仪竟是哈哈地仰天大笑。
从这个例子来看，儒家在战国时期实在没有什么市场，除了其本身的理论体系有点不合时宜外，传播者缺乏变通也是一个致命的短板。孔子本身倡导因材施教、循序渐进，但他的徒子徒孙们是一帮拙劣的推销员，游说列国时基本上都是慢条斯理地说教。而战国时期诸侯们要的是立竿见影、要的是现实成效，有谁吃饱了撑的，天天听他们上政治课呢？
李悝是孔丘门徒子夏的学生，受过儒家思想的熏陶，并发展了儒家思想，所以《汉书·艺文志》儒家著作中收录了李悝七篇。李悝曾使魏国实现了一时的国富兵强，同时也成为了战国初期一个著名的政治家，是一个由儒家转为法家的人，后来成为法家的始祖之一。
当时，墨家的情况又是如何呢？
虽然它是天下最简朴、最勤奋、最巧思、最主张正义且最有实际战力的团体学派，但“息兵”和“兼爱非攻”两点主张，在任何一个诸侯国都是行不通的。如果秦孝公要选墨家，可以说最容易的，因为墨家曾经有一段时间里以秦国南部大山为学派总部，应该说和秦国很有渊源的，但它的主张为秦孝公不屑。
战国那时人们很重视天，天在人们社会生活中经常被视为主宰神，顺天敬天畏天，就成为理所当然的行为准则与道德原则。人们将当时的一些伦理范畴如仁义礼智信等，与天结合起来，希望达到“天人感应”或是“天人合一”。但是，天的虚幻性无法形成付诸实践的理论体系，用以“独善其身”修身养性可以，指导变法运动还是差一点劲。
战国变法的伟大实践用法家思想作为指针，不能不说战国变法主持人的确高人一筹，求真务实的精神达到了相当高的境界。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如果没有法家学说的繁荣，便不会有战国特别是秦国变法的成功。历史上，曾经落后的往往战胜曾经领先的，关键就在于，在一个历史机遇面前，曾经落后的国家能否做出正确的理论选择。
不同的治国理论有不同的功用，体现在政治层面上，自然会产生一种现象，就是权力的集中与下放。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而言，权力集中与权力下放在统治过程中同等重要。没有集权，幅员辽阔的国土就无法合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没有权力下放，统一的政府就会对人口众多的国家鞭长莫及。
秦国以法家思想作为指针，使变法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并且效果立竿见影。按太史公的说法，当商鞅的变法进行到第十个年头时，“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秦国民众很高兴接受新法，社会气象焕然一新，路上没有人捡东西，山里没有强盗，家家都丰衣足食。民众为国打仗很英勇，喝酒闹事打群架却很胆小，整个国家都得到了大治。尤为重要的是，秦国经济总量迅速上升，综合国力得到了明显增强，军队的战斗力骤然增强。
后来，商鞅和他的后生们在《商君书》中提出的一系列法治主张，如《商君书·定分》所提出的在全国设置各级专职法官对民众进行普法教育的建议。再如，韩非在《五蠹》篇所提出的“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的主张，都被秦始皇和李斯作为制定《焚书令》的理论根据并付诸实行。战国时期的法家学说，是各国变法派共同的精神财富。
不过，凡事都得有个度。像法家这种崇尚暴力、做事比较极端的文化， 用于乱世，能迅速规范秩序，集中力量办大事。但用于和平建设的年代，仍然把它作为长期国策，社会就会过刚则折，注定将把这个国家引向灾难。这就好比一个重症病人，要想立即挽救他的生命，可以用猛药，然而长期用猛药，就不但不能治病，反而终将害命。到了秦始皇时代，秦国施行的仍然是商鞅当年的基本国策，结果使秦朝没有逃过“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短命怪圈。说到底，就是沿袭商鞅变法这副汤药过猛了，一个正常国家，不可能持续承受得了这样的猛药。
建立在法家思想基础上的变法成果，后来也因为法家思想将其功亏一篑，正应验了“月盈则亏，月亏则盈”这个朴素的哲理。当然，这是嬴政当政后的事情了。
第9页 :第三章 道路是核心
忽而老路又上邪路
一个国家选择的社会变法道路，犹如东海龙王的“定海针”，只要符合不断发展着的国情且已上升到理论层面，就必须一以贯之地坚持下去。否第三章 道路是核心071
则，随遇而安，到什么山唱什么歌，看似很聪明，其实就是一只无头苍蝇，最终碰死在哪里也搞不清楚。
法家思想是战国变法的火炬。凡欲强国者必先变法，已经成为战国明君贤臣们的热点话题，然而推行法家道路的根本前提，是君王的决心彻底与否。法行半途，不如不行。
东方六国就是这样的情况，开启变法之际，他们相信过法家思想，也用这一理念大刀阔斧地进行过改革，后来随着外部形势和内部关系的变化，很快改弦易辙，慢慢地滑上走向灭亡的邪道了。
下面，有选择地看看几个诸侯国家探索变法道路的心路轨迹。
韩氏部族本为周武王后裔，韩昭侯当政期间，实施变法的法家人物申不害为相19年，使韩国很快强盛了起来，但昙花一现之后便急速衰落。其中，最直接的原因，便是申不害只取法家思想中用于官场斗争的“术治”部分，将法家的其他教义抛到了一边，于是便没有了铮铮的变法强国精神。
到了战国中后期，韩国成为最为滑稽荒诞的术治之邦，庙堂里君臣们的全副身心都放在避祸谋人的算计之中。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韩国接连推出了一个又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奇谋：出让上党、水工疲秦、肥周退秦、兵家疲秦等，其风炽烈，连韩非这样的大师也迫不得已卷入其中，真是令人匪夷所思。就这样，韩国一次又一次地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直到将自己狠狠砸倒。
忠直立国而术治亡国，韩国真够悲哉！汹涌的战国变法潮流，在韩国生成了第一个黑洞。申不害的悲剧在此，术治悲剧在此，韩国之悲剧亦在此。韩国的兴亡，犹如一则古老的政治寓言，永远被后人作为政治笑话讲下去。
燕国在战国时期的各大诸侯国中历史最悠久，西周初期因召公封于燕地而立国，是为姬姓王族诸侯国。燕昭王与乐毅经过28 年励精图治，联结诸侯结成“统一战线”，竟然差点吞食了齐国这条东海蛟龙。这场战争史上的奇迹，靠的是燕国唯一的一次变法，而这次变法靠的是法家思想的指导。
那次变法爆发出的能量，可与赵国的“胡服骑射”相媲美，在治国理政的观念方面迈出了大大的一步，问题的关键在于后来面对各国纷纷求变图存的“大争之势”，古老的燕国又回到了固守传统的王道政治。更可叹的是， 燕国和韩国一样，战败之后越来越弱，再无任何出彩之处。
面对古老的政治传统与不变则亡的尖锐现实夹击，燕国表现出一种极其独特的国家秉性，那就是在治国道路选择上总是摇摆不定。一方面，在变革内部体制与增强国家实力的现实需求面前，迫不得已地实行有限变法，稍见功效便浅尝辄止。另一方面，在政治权力的矛盾冲突与邦交之道的国家较量中，依然奉行着古老的王道传统，企图以王道大德来平息激烈的利害冲突， 处置重大的社会矛盾时暴露出明显的迂腐，形成一种浓烈的迂政之风。
楚国基本上没有出现过深入人心的变法指导思想，国策在不断地摇摆， 而每一次楚国的摇摆，往往都导致了与中原各个诸侯国家的相互征伐和重新洗牌。
公元前317 年，联合齐国，组成“抗秦轴心”；
公元前313 年，联合秦国，张仪忽悠的功劳；
公元前312 年，又挨揍，丹阳惨败；
公元前311 年，继续挨揍，蓝田惨败、召陵惨败。
几次惨败后，楚国综合国力急剧衰弱，与秦、齐国的关系由“联合”变 “附属”。公元前311年，再次依附于秦国，还是张仪忽悠的功劳；
公元前307年，依附于齐国，因为被齐闵王的一封信感动了；
公元前304年，又依附于秦国，因为得了金钱和美女；
公元前303年，挨揍以后，由于背叛了“齐集团”，赶紧派太子去秦国搬救兵；
公元前301年，挨揍之后，祸取于太子把秦大夫杀了；
公元前300年，依附于齐国，投靠齐国应对秦国的讨伐。
楚国时而倒向秦国、时而倒向齐国，把秦、齐折腾得晕头转向，魏、韩两个小马仔也只能“被摇摆”，中原诸侯国好像伴随着“纤夫的爱”的旋律，一起在“纤绳上荡悠悠”。
齐国变法也是缺乏明确的指导思想和战略眼光，没有连续的国策，到最后只当东海之滨的一只“鸵鸟”。比如小白用管仲，就不重视礼仪法制，到晏婴时期又放弃了管子那一套而搞晏子的做法。
齐国文风很盛，国内学术风气开放，尤其是到了在田忌与孙膑掌兵时期曾两次打败强大的魏军后，齐国的稷下学宫成为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汇聚之地。但是结果呢？齐国成为了战国末期唯一一个不战而降的诸侯国，齐王建之窝囊，有目共睹。缘由之一就是变法没有统一的治国思想，国家建设受到学术思想负能量的左右，导致民众在战时无法形成一团，始终是任人宰割的一盘散沙。正因如此，自田单复国后，齐国从原来的清明吏治、整军经武，逐渐滑向了军备松弛的偏安之途，坐视各诸侯国相继被秦国灭掉而不施援手，竟连简单的“唇亡齿寒”道理都不明白，稀里糊涂地等着下一步来收拾他们。
赵人最早与秦人本为同源，两个族群在崛起之初的基因是相同的，其显示之处是“尚乱”。春秋至战国前期，赵国与秦国的历史演进惊人相似：庙堂多次发生乱政杀戮，庶民则私斗成风。赵国虽有赵武灵王这样的雄主和“胡服骑射”变革，但却未能从根本上变革族群基因，在立国之前的早赵时期就是内乱妄杀频繁发生，导致国家命运始终处于大起大落的剧烈动荡状态，终至亡国。
魏国第一代君主魏文侯在位50 年，基本国策是积极变法与急贤亲士， 其时的李悝变法是战国时代的第一次系统大变法，与后来商鞅变法相比，相差的只是其深度与广度而已。与此同时，魏文侯大量任用具有真才实学的新兴士子，文臣武将一时蔚为大观，一举奠定了魏国在战国初期的第一强国地位。可惜，魏文侯培育的思想基因到了第二代魏武侯就变异了，仿佛中了邪似的，一个劲地在邪道上走下去，变法大业在魏国就此终止。
战国时代社会风气开放，诸侯国之间交流频繁。各派的学者携带本门的学说周游列国，希望可以成为“救世之学”，各学派之间互相打嘴仗，不亦乐乎。但是事物都有两方面，“百家争鸣”一方面是思想文化的高度开放和学术火花的竞相迸发，但是另一方面也成为了国家不稳定的重要因素。繁荣的文化里面，总是蕴含着“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的因子。
秦国坚定地走法家道路进行变法，是经过长期的实践而找到的一条正确的路径。
进入战国时期，王道礼制虽然已经大为衰落，但许多国君为了表示自己“仁义”，仍然坚持说自己奉行“王道”。秦穆公时期的百里奚操的正是王道之学，那时秦国确实强盛一时，穆公也称了霸，老秦人长期引为骄傲。秦孝第三章 道路是核心075
公的《求贤令》也申明向往穆公时的强盛，信誓旦旦地要恢复穆公霸业。据此推测，穆公如果接受王道治国，似乎在脑子早已有了概念。
秦孝公的《求贤令》依然遵奉秦穆公，明确表示要“修穆公之政令”。《商君书·更法》记载的秦国关于变法决策的论战，当时的执政大臣甘龙与杜挚争论得很厉害。甘龙认为：“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因民而教者，不劳而功成；据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今若变法，不循秦国之故，更礼以教民，臣恐天下议君！”这段话的意思是，圣明的人不去改变百姓的旧习俗来施行教化，有智慧的人不改变旧有的法度来治理国家。顺应百姓旧有的习俗来实施教化的，不用费什么辛苦就能成就功业；根据旧有的法度来治理国家的人，官吏熟悉礼法，百姓也安乐。现在如果改变法度，不遵循秦国旧有的法制，要更改礼制教化百姓，臣担心天下人要非议国君了。
反对派杜挚则认为，“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君其图之！”意思是，如果没有百倍的利益不要改变法度，如果没有十倍的功效不要更换使用工具。臣听说效法古代法制没有什么过错，遵循旧的礼制不会有偏差。国君应该对这件事仔细思考。
两派激烈争论，都没有涉及变法之具体内容，而都紧紧扣着一个中心——如何对待本国的政治传统？商鞅对这两派的言论统统予以驳斥，并且驳斥很犀利，很深刻。
商鞅反驳甘龙时说：“子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夫常人安于故习，学者溺于所闻。此两者所以居官而守法，非所论于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故知者作法，而愚者制恶。贤者更礼，而不肖者拘焉！拘礼之人，不足与言事。制法之人，不足与论变。君无疑矣！”这意思是，您所说的这些话，正是社会上俗人说的话。平庸的人守旧的习俗，读死书的人局限在他们听说过的事情上。这两种人，只能用来安置在官位上守法，却不能同他们在旧有法度之外讨论变革法制的事。夏、商、周这三个朝代礼制不相同却都能称王于天下，春秋五霸各自的法制不同，却能先后称霸诸侯。所以有智慧的人能创制法度，而愚蠢的人只能受法度的约束。贤能的人变革礼制，而没有才能的只能受礼制的束缚。受旧的礼制制约的人，不能够同他商讨国家大事。被旧法限制的人，不能同他讨论变法。国君不要迟疑不定了。
商鞅反驳杜挚时指出：“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也！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制而不怒，及至文武，各当时而立法， 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兵甲器备各便其用。臣故曰： 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汤武之王也，不修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然则，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礼者未必多是也。君无疑矣！”这话的意思是，以前的朝代政教各不相同，应该去效法哪个朝代的古法呢？古代帝王的法度不相互因袭，又有什么礼制可以遵循呢？伏羲、神农教化不施行诛杀，黄帝、尧、舜虽然实行诛杀但却不过分，等到了周文王和周武王的时代，他们各自顺应时势而建立法度，根据国家的具体情况制定礼制，礼制和法度都要根据时势来制定，法制、命令都要顺应当时的社会事宜，兵器、铠甲、器具、装备的制造都要方便使用。所以臣说：治理国家不一定用一种方式，只要对国家有利就不一定非要效法古代。商汤、周武王称王于天下，并不是因为他们遵循古代法度才兴旺，殷朝和夏朝的灭亡，也不是因为他们更改旧的礼制才覆亡的。既然如此，违反旧的法度的人，不一定就应当遭责难；遵循旧的礼制的人，不一定值得肯定。国君对变法的事就不要迟疑了。
这场辩论的核心是是否坚持秦穆公时期的治国传统，是否大胆变革自身的思想基因，是否确立新的法治基因。对此，秦孝公当即表示支持商鞅。自我革新、自我创造、独立独行，这就是孝公，这就是明君应有特质。
商鞅的求变图强理论，是战国时期变法理论的代表。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国家的变法者能否成功，既取决于其变法内容是否全面深刻，又取决于对该国过时的政治传统背叛的深刻程度。唯有商鞅自觉清醒，说服秦孝公决然抛弃旧的政治传统，在秦国实行全面深刻的变法。
孝公死后，太子驷即位，一些不甘失败的旧贵族乘机报复，被诬告谋反，随即被逮捕。商鞅最终被杀，且尸体被车裂，全家也被杀害。商鞅虽死，秦法未败，新法深入人心，连妇女儿童都能“言商君之法”。从此，法家思想成了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思想；从此，秦国确立起了新的政治理念；从此，持续六世之强而统一华夏。
秦国就这样走上了法家的变法道路，并且“咬定青山不放松，不信春风唤不回”。
地域文化是隐形“导航器”
一切文化、宗教和艺术，都是大地的产儿。
任何文明的底层，都与水土环境、气候生态、千古风习有关。“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正所谓燕赵慷慨悲歌，关中剽悍勇猛，齐鲁耿直刚烈，荆楚磊落放达，江淮权衡谋略，吴越柔绵精细，潇湘倔强霸蛮。自然环境形成特定的区域文化，文化又成为决定人类观念与行为的“导航器”，反过来又影响着自然环境。人类的发展，不论走得多远，溯本求源，都可以归结到文化。
文化，有着鲜明的区域特性。比如，干旱、半干旱地区不适合发展农耕作业，因此就产生了牧业，进而形成了游牧文化；四季分明、降水适宜的地区，形成了农耕文明；濒临海洋，自然造就了海洋文明。各种地域文化包括了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道德情操、生活方式、礼仪制度、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文化艺术、教育科技等很多方面的丰富内容。其中的风俗习惯则作为最贴近人们生活的一种思想形态，是埋藏在一个民族文化土壤里的丰富金属。无论越过多少年，这样的金属都是不会变质的。变的只是人们的眼光。哪怕一些传说与神话虽然虚无缥缈，对于一个民族却非常重要，甚至可以成为一种历久不衰的“文化基因”。地域文化是人们寄命于尘世的胎记，也是人们一生中或英勇奋进，或碌碌无为的底气和精气所在。
对战国时期各个诸侯国家变法指导思想的探索，我们无法绕过地域文化。
战国七雄所处的地域文化是哪个方块，现在只能说个大概，因为那时处于不断的兼并战争之中，国家的疆域无时无刻不在变化。因而，对于七雄的水土只能对它早期的疆域做一番勾勒。这正是他们早期每天沐浴的地域文化的所在地，也是培育变法精神的软环境。
秦国人在统一全国以前，其活动区域以现在的陕西关中为中心，东起函谷关，西达陇中，南至秦岭，北抵贺兰山的中国西部地区，一直处于和戎狄及周围诸侯国的冲突之中，生存环境异常恶劣。对那时的秦人来说，生存发展远比宗法伦理更为重要。他们关心的是如何开疆拓土谋求自身发展所必需的物质财富，而非仁义礼乐之盛衰的伦理道德。秦文化中的这种渊源，铸就了秦人注重个体对建功立业的追求，而较少受到伦理道德的羁绊，没有多少“紧箍咒”，做人做事相对比较豁达，脑子里没有多少弯弯绕。秦文化中的“事功主义”，也是秦文化之“魂”。
正是这块黄土高坡给予的特有的恩赐，多少年以后，人们来到这里，来到中国的大西北，才会感到中华民族的大气磅礴。历史从来就是这样粗针大线的大制作。它天然地具备这种大时空、大跨度、大人物、大悲壮、大苍凉的品格。只有在西北大地，才能拥有这种感受，哪怕是它的贫瘠、它的落后、它的荒凉、它的愚昧，它憨厚得不够精细，它大咧咧得没有算计，但它确是中国坚挺的脊梁、中国宽厚的胸膛，似乎在中国要想成为王者气候的都必须立足此地。
史载，从秦国跻身诸侯行列到始皇统一天下，秦人津津乐道的问题都是农战、攻伐、垦荒、开塞、徕民、重本、抑末等对国计民生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事，而不屑于仁义礼乐的哲学论证，更不像楚人那样，热衷于超越时空、驰骋古今的玄想之中，对人伦关系的道德要求，也远远不如东方六国那样严格。
在商鞅变法的推动下，秦文化中的事功精神与法家思想得到了完美的结合，由此更加激起了秦国社会各个阶层不同层次的事功意识，使国家之利与民众之利找到了有效的结合点。事功主义价值理念塑造了秦国清明、高效的官僚体制，培养了秦人兢兢业业、孜孜以求的精神风貌，造就了秦军威武不屈的战斗力，是秦人在统一天下的过程中“不抛弃、不放弃”的精神动力。
不可回避，重事功轻伦理的事功主义价值理念的确有急功近利之嫌，但不能忽视了这种理念指导下的农战文化，能够使秦国整个社会围绕着农战而运行。加之，秦国经济方面重农抑商，使秦人更加乐农重战。这种战略理念不仅为秦国对外战略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增强了秦国的软实力，而且也推动了秦国硬实力的发展。
儒家思想与秦国地域文化的歧异，就在于重视事功和崇尚伦理的价值分野，也体现了东方六国与秦国在思想文化方面的对立。从软实力上讲，秦人灭六国是事功精神对东方伦理精神的胜利，契合了历史进步的趋势，符合了华夏统一的潮流。统一天下，不仅是国君的理想，同时也是全社会对秩序的渴望。孟子发出天下统一才能安定的呼唤，各家学派也都提出了“富国强兵”，实现统一的学说。秦文化中突出事功主义的价值理念，加之天下统一的条件已经成熟，这一重任自然地就落到了秦人身上。这就是对霸业之事功的追逐，进而向帝业事功目标的提升。
从种族生存的角度看，这也应了“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秦人事功主义的价值取向这块土壤，才使商鞅的变法思想在那里扎根了下来，并不断地开花结果。
作为后来者，可以轻松地对战国这段历史做出这样那样的评价。比如， 诸侯各国承接春秋以来以强凌弱的兼并之势，怀着更为强烈的“辟土地、兼天下、成王业”的追求，对西周以来的传统统治秩序无疑是更为狂放的颠覆， 而且把众多的百姓驱向血与火的战场。这些说法确是事实，秦人的这些举动确非完全出于善良、高尚的愿望，而是为实现自己的利益，从道德上看，着实可恶。但是，要是把你摆到激烈竞争的战国时代，你也许会不得不承认，恰恰是那些君王和变法主持者不断膨胀着的独吞天下的动机，客观上推动了社会的发展，构成了古代中国规模最大、历时最长、成效最为卓著的商鞅变法的政治前提。
秦地的“事功主义”文化，在中国历史始终扮演着这样一个难堪角色。
地域文化就是这样，从其本身来说都有两重性，既有积极进步的一面，又有落后、腐朽的一面；从其发展的不同时代因素来说，既有适应当时生活的一面，又有不适应甚至阻滞当时生活的一面。
再来看看楚文化对楚国变法的影响。
楚国自春秋末期吞并吴国之后，地阔五千里，民众近千万，江淮水网纵横如织，湖泊星罗棋布，既有连绵密林高山，又有易于耕作的肥沃的平原地带。这可谓山重水复，疆域纵深，哪个强国也休想把它一口吞下。
战国时期是楚文化的鼎盛期，给予后世巨大的启迪，从哲学到文学，从字画到乐舞，无不独领风骚，彪炳千秋。更为主要的是，楚人的政治社会体制、民族文化心理、日常生活方式等趋于成熟定型，使楚文化真正成了独特的一个，对千百年来中国人的影响颇大。
然而，正是由于楚地气候温和，四季刀刻一般分明，谋生较易，造就了楚人浪漫玄想、崇尚自然、随遇而安的地域性格，而不是像北方地区较为务实，注重功利特性。因为，南方崇山峻岭，面对大自然，楚人有一种无奈的心理，总是希望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来帮助自己。于是，楚人敬畏鬼神的意念很浓，直接导致了政治上保守倾向，缺少积极进取的意识。实事求是地说，这个地域对于养文是个绝佳之处，而对于养政还差了一点劲。楚文化中的这些因素，催生了楚国对外战略理念注重消极防御，缺乏务实进取的意识。
从楚悼王起，楚国在战国政治舞台上没有发挥好自己固有的优势，很难有较大的作为，历代君王中绝大多数不是主张富国强兵，与中原强国抗衡， 而是消极地防卫本土安全，结果领土不断地被秦国蚕食。那时，秦国从惠王到昭王，先后吞并了楚汉中郡、上郡、焉日、邓、蓝田、楚都郢等重要地区，迫使楚国迁都至陈，也就是现在的河南淮阳。虽然楚国当初吞并了越国和周围小国的一些土地，然而却难于改变其大而不强的特性。它打打小国还可以，而在与中原诸侯国的兼并战争中，并没有取得过重要胜利。在战国这种以“战”字当头，诸侯国之间相互各猜拳经的时代，消极防御的对外战略理念是不合时宜的，注定要失败的。
假如，楚国上层能够高远器局，变法图强，北进中原，何愁不能完成统一霸业？可惜楚文化的骨子里是固守蛮夷陋习的，极少汲取中原文明的精华，官制、军制、民治均是自己的一套，从来不学习中原各国的文明法制。从楚人对国家官职的称呼中，可见对陋习坚守的韧劲。他们称丞相叫做“令尹”、上大夫叫做“左尹”、王族事务大臣叫做“莫敖”、上将军叫做“大将军”，还有“登徒”、“柱国”、“泠人”、“执圭”、“三闾大夫”等种种莫名其妙的官名。这个由山地部族自立的诸侯国，有许多地方是中原文化所难以理解的，这也正是中原名士难以在楚国建功立业之所在。
吴起以铁腕变法力图铲除落后愚昧的旧制，曾使楚国振作了一阵，但将自己几乎弄成了孤家寡人，最终萎靡不振难有作为。当时，楚国和中原文明尚有百年距离。如果从深层次上去找原因，找出的是楚文化的劣根性。
后来，楚国出现了半个变法家屈原，想凭着自己的满腹经纶为变法做点贡献。当时的形势是，秦在西，楚在南，赵在北，齐在东，燕在东北，魏、韩两国在中间。到公元前318年，也是怀王十一年，年仅30的屈原被提升为左徒，是个仅次于“令尹”（相当于宰相）的高官。他担任左徒的时候，辅佐怀王策划政治改革，并且经常鞭策自己：“驾着骏马向前奔驰，来吧，我要为你在前面引路。”要引好路，就必须对战国时期的政治形势有个清醒的认识，同时对这时代潮流大的趋向必须有个正确的判断。“明于治乱”的屈原心中是有数的，他自己不是曾经说过“众人皆醉我独醒”吗？
不过，那时的君王和大臣们不是把他当成精神病，就是怀疑他患了抑郁症，谁也没有理他。
最后，他踯躅于汨罗江畔，与渔夫一番对话后，渔夫不再说话，看看屈原，摇橹而去。烟波浩渺之中，只有几句渔歌，缥缥缈缈，若有若无。望着渔夫越来越小的背影，屈老夫子伤心至极，驾着生命的孤舟迎着世俗的恶浪，以破釜沉舟的胆力纵身往江里一跳……
历史烟雾之深，诚为一叹也！
屈原的一生，不断地游走在变法的边缘，为了自己的人生目标最终牺牲了生命。他是一个有着坚强信念和强大内心的人，而老天让他在虚岁62岁这年及时、准确地死去，是他的宿命，也是他的悖论。要不然，后人还没有吃粽子的习俗呢！
楚国变法的失败，不是吴起、屈原等人本身有误，而是这个国家沐浴在落后愚昧封闭的文化中，还有变法所需要的社会环境比较浑浊，任谁在短期内也难以扭转。到了最后，楚国一直在被人玩弄，中原诸国凡有大事，都离不开楚国参与，但没有一个国家将自己的存亡寄托于楚国。
齐国的情况又是如何呢？
齐国的地域主要在今天的山东半岛，向外辐射至河北省的东南部、河南省的东部、江苏省的北部、安徽省北部淮河以北的部分地区，相当于古青州。《尚书·禹贡》说：“海岱惟青州……浮于汶，达于济。”就地理形势而论，齐文化圈地处黄河下游，华北平原的东部，南枕泰山，东北、正东和东南三面环海。这种依山、抱原、滨海、襟河，丘陵、湖泊镶嵌其间的地理环境，是与中原文化和鲁文化根植的内陆地带不同的。
从文化模式的角度观照，齐文化属于半岛濒海型文化。在经济结构上， 是农工商一体化的复合式经济文化；在政治理念上，是以忠君爱民相统一、礼法结合、义利并重为特色的兼容式政治文化；从文化发展的角度审视，又显现出与其他先秦地域文化迥乎不同的变革性、开放性、多元性、务实性和智慧性。
这种地域文化客观上对当地的经济结构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因为齐地滨海多山，有丰富的鱼、盐、林木和矿藏资源，加之水陆交通便利，所以工商业特别发达。据《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太公至国，……通商工之业， 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
国家富足了，加之大多数时期周围军事威胁的力度并不很大，虽然出现过被燕国差点灭掉的危险，但是稳定后再没有像三晋那样四面受敌的境地。尤其商业繁荣，使这个国家对尚武这档子事缺乏更多的兴趣，不思进取，安于现状的思想四处蔓延。
齐国也曾变法过，威王时动作还比较大，但后来正是齐文化的缺陷，最终左右着齐国的变法战略。具体表现在：
一是缺乏战略眼光，没有连续的国策。今天合纵，明天连横，堂堂大国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利益是什么。
二是没有统一天下的远大理想。几代国君的雄心壮志只满足于称霸，即使后世君王亦不过想恢复桓公的功业。就这么一点出息，跟秦国横扫六合的壮志不可同日而语。齐国有可能统一中国的时期只有两个：一个是齐桓公时期，一个是齐威王时期，但由于战略不清晰都失之交臂。齐桓公只想尊王，不想自己当王，而齐威王当个霸主就满足了。
三是光富国不强兵，不重视军事人才。著名的《孙子兵法》的作者孙武是齐国人，在齐国却得不到重用，最后只好到吴国去发展。在最强的齐桓公时期，面对咄咄逼人的楚国居然不敢一战。齐国经常攻打的国家是鲁国，却一败再败，当时还是管仲执政期。齐桓公任鲍叔牙为将，在长勺却没打过曹刿。而齐威王打败魏国就满足了，埋汰了名将孙膑的才干。
四是苟且偷安，不思进取。前辈们打下的基础这么好，国家很富裕，所以齐国人都不想打仗，不想发展。他们一直在吃老本，而对逐个被秦国吃掉的其他五国根本就不关心。秦国远交近攻，交的是谁呢——齐国。反正秦国那么远，他打谁也打不到我，他跟我贸易，我乐得赚钱，至于你们的死活跟我有什么关系。这样的心态是自作聪明，最后断送了自己的前程。
五是骄傲自大，自以为是。齐威王的积蓄败在苏秦手里。灭燕国惹下了祸根，此后齐闵王狂妄自大想自称“东帝”，在苏秦的怂恿下打这个打那个，把六国都得罪了，“合纵”本来是为了对付秦国，最后秦国加入了“合纵”，矛头一转对付齐国，酿成五国联军攻击齐国的惨剧。另外，齐国跟秦国不同，秦国地势险要，联军最强大的时候不过攻下了一个函谷关。齐国就不同了，全是平原，无险可守，五国联合起来，一攻就跨了。
在齐文化的氛围里，齐国最后变法的结果也是可想而知的。一个国家的历史命运，其奥秘往往隐藏在不为人注意的文化这个软地带。
地域文化作为在一定的地域位置中与环境相融合且打上地域烙印的一种独特的文化，具有很强的独特性。正因如此，各个地方的社会体制与文明形态，都呈现出各种各样的巨大差别。只有文化内核中那些制度的变革与创造，才直接决定着国家竞争力的强弱，也直接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基本行为特点。而作为文明形态的制度创新，则取决于一个国家的统治层如何对待过去形成的政治传统。战国时期，无论是七雄还是被挤在夹缝里的诸侯小国，每一个国家都在以变法的方式探索着自己的生存竞争方式，构建着自己的国家体制，锤炼着自己的文明形态，或恪守传统，或推翻传统，或变革旧传统而形成新风尚，最后的结果是大不相同的。
燕、赵两国的变法，从头至尾“滋润”在燕赵地域文化之中。
从地域来讲，燕、赵两国是战国七雄中最靠北边的。赵国接近中原，其文化也与中原文化相近。而燕国更接近北方游牧区，处于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的交会处，两种文化既有冲突，又有融合，燕文化就有这两种文化的影子。
赵国腹地山塬交错，除了汾水谷地与邯郸北部小平原，大多被纵横山地分割成小块区域，可耕之地少而又多旱，农耕业难以居主导地位，尤其是北部为胡地，狩猎畜牧成为与农耕相杂甚至超过农耕的谋生主业。战国那时， 只有赵国没有大面积的农耕基地，老百姓自然难以像中原几个国家那样以耕耘为主流生计。这种客观环境所形成的社会人文环境有这样两大特征：
一是仰机利而食。农耕无利而不愿从事农耕，崇尚智巧与其他生存之道。譬如男子好射猎、多任侠、易为奸、常劫掠等等；女子“设形容，奔富贵，入后宫，遍诸侯”等等。也就是说，在赵国这样一个没有大片富庶土地的国家，民众的生存方式是不确定的，是动荡的。即便在两千多年后的今日，我们依然能在世界每个贫瘠国度与地区看到此种现象的重演。
二是豪侠尚乱，慷慨悲歌。由于生计多动荡，导致生存竞争激烈，而竞争激烈，豪杰任侠必然多出。由此，必然带来竞争手段空前残酷。那个地方，社会正义的实现与维持，需要以豪杰任侠之士的私行来补充。只有如此社会需要，赵国才会出现民多豪侠的普遍风气，造成了豪侠之士远远多于其他国度。豪侠之气是把“双刃剑”，既抑制了法治难及山野所带来的社会动荡，又激发了整个社会秩序听任豪侠之士。尚乱者，必然会崇尚私刑杀人。对于政治而言，私刑杀人就是妄诛妄杀，就是连绵不断的兵变政变。
这种文化直接注入于赵国的变法思路之中，使“斗争哲学”有了更大的市场。斗争，无非是有“内斗”和“外斗”两种，赵国将这两种都用得很彻底。
在外斗方面，主要是加强斗争准备。从春秋晋国时起就已忧患其剽悍难制，中间又经过赵武灵王的胡化变革，风气更加浓烈。事实上，赵国还有许多政治、军事举措都是与赵国这种特殊的地域文化构成有关的。
在内斗方面，赵国的名堂更多了。这是赵国变法最终失败的痼疾，深层的内因则在于部族秉性。战国时代，每个国家都曾有过内争事件，然而像赵国这般连绵不断且每每发生在强盛之期而致突然跌入低谷者，实在没有第二家。历史呈现的清晰脉络是，赵国之乱政风习代有发作，始终不能抑制，且愈到后期愈加酷烈化、密谋化，终于导致赵国这座大厦轰然崩塌。
燕国偏居北方，在战国大部分时间里是七雄中实力最弱的一国。客观上，燕国离内地遥远，人口又稀少，经常受到胡人侵扰，风俗也和代、中山等国相类似，民众彪悍少虑，做人做事常常不用脑子。
在燕昭王后期，燕国的对外战略理念转为寻找时机，积极参与中原各诸侯国家间的事务，尤其是热衷于“合纵”与“连横”活动，目的是想利用大国之间的矛盾创造对自己有利的外部环境。从当时的情况看，燕国作为一个小国、弱国，这种理念还算是切合实际的，再加上受燕文化中慷慨悲歌精神熏陶的苏秦潜伏工作的成功，最终形成了合纵五国伐齐的局面，使齐国遭到重创。在北方那边，燕国对外扩张连连得手，它击败了东胡等游牧部落，把疆界扩展到辽东。
然而，燕国头头们脑子里好像缺“一根筋”似的，国运昌盛之际不是设法如何巩固成果，而是一味地意气用事，其有限扩张主义战略理念带有浓厚的复仇主义色彩，在乐毅率军攻破齐国劫掠齐大量财富之后，并没有审时度势、有所克制，而是准备凭它一国之力一举攻灭齐国。结果呢，乐毅驻防齐国五年，攻下七十多个城池，最终燕军还是被齐军击败。后来，燕国又与赵、齐两国连年混战。这种相互征伐的战争消耗了燕国的国力，却为秦国的统一提供了便利。
魏、韩两国都脱胎于晋国，三晋文化就是它们生命中的原始基因，染色体决定了它们的秉性，包括变法在内的所作所为，都能找到晋文化的特质。
客观上，三晋地区地形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环境的差异性很大，形成了文化的多样性。三晋文化始终是个矛盾的统一体，既豪爽大气又愚顽固执，既质直侠气又保守悭吝，既有强悍的内质，又常常表现得胆小软弱，这与他们所处的地理环境大有关系。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这种独特的地理环境，影响形成了晋人外向开拓与内敛自守两重性的思维定势。
三家分晋后，魏、韩两国据有三晋故地，继承了三晋文化的基本精神。战国初期，三晋倡导变法，内修政治，力主耕战，晋文化正能量的一面发挥得比较好。魏文侯经过变法成为一流强国，魏、韩、赵三家常常联合用兵，称雄中原。这一时期的魏、韩两国是中原地区的强国，他们也致力于维护区域强国的地位而大力进行变法，不断对外用兵，其中尤以魏国为甚，西夺秦河西要地，北并中山，南侵楚地，首先称王，成为威震华夏的强国。
然而，三晋文化作为早期华夏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一方面推动了历史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使中原诸国养成了闭关自守、妄自尊大的陋习，缺少积极进取精神，开始固步自封，鄙视戎狄文化。
魏国在成为中原强国之后，对外战略并没有明确科学的目标，也没有利用这一有利时机推进变法的深化，促进国力大增，反而由于其扩张兼并的领土难以消化，在秦、齐的夹攻下逐渐衰落了。到公元前336年，魏惠王不得不变服折节朝见齐威王。
从战国中期以后，晋文化中的糟粕部分使韩国的变法完全脱离了正确的轨道，多年大行其“术”，倒使首鼠两端的国格逐步形成，体现在对外战略理念上，就是一心依附于强国而求得生存。最先由于魏国的攻势而依附于魏国，之后时而依附于秦国，时而又依附于齐、赵国。总之，韩国要靠加入强国的联盟来维护国家安全，结果都是适得其反。
我们的先人很重视对地域族群性格的概括。《史记·货殖列传》、《汉书·地理志》都对战国时代的地域性格做了丰富的记载，做出了精当的概括，这便是将地理环境与民风民俗直接联系起来的种种分析。各国的变法运动，也深深地打上了地域文化的烙印，这种先天的文化基因，对变法的成败有着很大的影响。从整体上讲，中国的文化注重现世、注重物质，缺乏超越性、缺乏对抽象原则的坚守、缺乏从抽象原则坚守中汲取生命价值的精神。然而，有多少人能够把握和运用自己长年累月“沐浴”其中的地域文化的所长所短呢？又有多少人能够有意识地突破地域文化中的“篱笆”呢？
在确立变法“指针”与“扬弃”地域文化的关系处理上，战国时期的国君与变法主持者有四种人：一是醒得早起得早的人。他们是聪明绝顶之人， 从来是自己的命运自己主宰。二是起得早而未清醒的人。他们经常碰运气和随大流，做事没有多少主见，凭“第六感觉”行事。三是醒得早起得晚的人。他们是聪明人但又是懒散之人，不思进取，好钢没有被磨出锋刃来。四是不醒不起之人。他们完全是平庸之辈，国家复兴的使命历史性地落在其肩上， 十有八九要毁在他们的手上，可恨可气又不值可怜。
战国时期各国的变法之君和变法的领衔者，到底属于哪一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