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梁祝传说发源于孔孟故里——山东济宁是历史事实：梁祝传说在孔孟故里流传久远而广泛；历史文献中有关于梁祝传说的记载；梁祝传说的历史古迹依存；“梁”、“祝”、“马”故居村庄尚在，家族后裔至今在济宁居住；明代皇帝钦差大臣重修梁山伯祝英台墓记碑的复出，更进一步证实了梁祝传说发源于孔孟故里的历史真实性。发源于汉代孔孟故里的梁祝传说沿古老的泗河及运河传播到各地。
总 论
梁祝传说作为中国四大民间爱情传说之一，是一首响彻东方乃至整个世界的千古爱情绝唱，是灿烂的中华民族文化之瑰宝。2006年5月25日，梁祝传说被公布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山东省济宁市作为梁祝传说的遗存地被公布，同时被公布的还有浙江省的宁波市、杭州市、上虞市，江苏省的宜兴市，河南省的汝南县。在被公布的梁祝传说遗存地中，各地都宣称自己为梁祝传说的发源地。梁祝传说到底发源于何地的问题，历来众说纷纭，现在又成为人们争论和关注的焦点问题。
梁祝传说作为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由各梁祝传说遗存地共同申报“梁祝”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一个好的做法，作者非常赞同;但是，就其理论问题——比如“梁祝传说发源于何地”这一理论,作者认为更应该研究探讨而非回避。为此，作者对梁祝传说主要遗存地山东济宁，浙江宁波、杭州、上虞，江苏宜兴，河南汝南等地，进行了长时间的田野调查和有关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经过一系列研究,作者认为，梁祝传说无论怎样开头，怎样结尾，其故事的基本情节是一致的,即：扮装求学、三年共读、回家相送、马家提亲、梁祝相会、生死相依等.这就说明梁祝传说的发源地问题不是多源的，而是一源的，而梁祝传说应该只有一个发源地，一个传播中心。那么,这个发源地应为何处呢？作者认为梁祝传说发源地应为孔孟故里——山东济宁。当然,这是作者的一家之见,有些观点和看法不一定正确，为此，现特将了解到的有关梁祝传说的资料及考证情况介绍给诸位专家和学者，以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希望引起大家对梁祝传说研究的关注和对作者的指导。为此，作者从以下几个主要方面进行分析论证。
论证一:关于研究梁祝传说发源地的意义
（一）有利于对梁祝传说发源地问题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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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祝传说作为中国民间爱情传说故事，影响巨大，绵绵千载，广为流传。梁祝传说在传播的过程中，往往和各地的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相互结合，从而形成了多处梁祝传说遗存地。由于梁祝传说时间的久远，加之历史史料记载的不一，使梁祝传说发源于何时、何地的问题，历来是众说纷纭。从历史上看,由于交通、信息的不便，研究者不可能对梁祝传说遗存地进行全面的田野调查，对流传于各地的梁祝传说资料也不一定做到全面的了解，因而得出的梁祝传说发源地的观点就不一定正确。而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交通快捷、信息方便，对全国各地有关梁祝传说的遗存地可以进行全面的田野调查；对有关的资料也能够相对全面、准确的了解;这些对梁祝传说发源于何时、何地的研究，提供了巨大的支持。只要我们研究者用科学的态度、正确的方法，就可能得出梁祝传说发源地的正确结论，解决梁祝传说的历史遗留问题。
（二）有利于探讨儒家思想对梁祝传说的正确影响。
梁祝传说发生在封建社会的初期阶段，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封建制度代替奴隶制度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大进步。儒家思想作为封建统治的正统思想，它所倡导的修齐治平的立世态度、忠孝礼义信的伦理意识、学而优则仕的思想观念等，对梁祝传说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有的学者认为“梁”、“祝”二人是儒家思想的迫害者；是封建制度的反抗者。其实不然，她们是儒家思想的倡导者；封建制度的自觉遵守者。加强对梁祝传说发源地的研究，有利于正确认识儒家思想对梁祝传说的影响。
（三）有利于对梁祝传说 “原生态”的研究。
梁祝传说流传久远，在梁祝传说的传播过程中，由于传播者、整理者、创作者对传播内容的增减不一，使梁祝传说的传播内容有了很大变化.梁祝传说是民间爱情传说，爱情是人类永恒的主题，是那个时代的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综合体现。研究梁祝传说的发源地问题，就是要研究梁祝传说产生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这样才能确定梁祝传说的“原生态”，比较准确地找到梁祝传说的发源地,从而更确切地阐释那个时代的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冲突,了解故事发生的原初社会状态。
（四）有利于对梁祝传说发生年代问题的解决。
梁祝传说由于流传时间久远，加之无确切的时间记载，因而对梁祝传说发生的年代问题，历史上一直存在很大争议。对梁祝传说发源地的判断无疑伴随着对梁祝传说发生时间的判断.如果加强对梁祝传说发源地问题的研究，将有利于对梁祝传说发生年代的判断。
论证二:梁祝传说发源于孔孟故里是历史事实
每当作者谈到梁祝传说发源于孔孟故里——山东济宁时，很多人都会感到惊奇和不解，因为在以往听到的、看到的梁祝故事、小说、戏曲、电影、电视及有关的梁祝文化研究的资料中，大都介绍的是梁山伯祝英台家在浙江宁波或江苏宜兴,又怎么可能发生在孔孟故里——儒家文化的发祥地呢？对大家的这种疑问，作者完全可以理解.因为在没有对孔孟故里梁祝故事进行深入研究之前，作者也和大家有过同样的看法，但随着研究的深入，由不相信、怀疑，到调查了解、深入研究,再到坚信不移;确实经过了一个认识过程。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知者；好知者，不如乐知者。”对任何事情，你要想得到一个正确的认识，你必须对它深入了解，对梁祝故事的认识也是一样，你只有进行深入研究，才能对有比较全面的、正确的认识。
（一）梁祝传说在孔孟故里流传久远而广泛。
当代著名学者钟敬文先生指出：“民俗是研究民间传说的重要依据。风物传说形成的民间习俗，极具个性，或多或少地与传说有着紧密的联系，研究民间习俗，可以捕捉到传说的产生、演变过程”。[1]梁山伯祝英台的故事在孔孟故里广为流传，并对当地的婚姻风俗产生了影响。作为孔孟故里——济宁的老百姓大都知道梁山伯祝英台的故事，他们认为梁山伯祝英台是孔孟故里人，并不知道外地也有梁山伯祝英台的故事，当他们听到或看到外地有梁山伯祝英台的故事时，也和大家的想法一样，感到惊奇和不解，梁山伯祝英台不是我们这里人吗？怎么外地也有梁山伯祝英台的故事？如果外地真有梁祝故事，那也是从我们这里传出去的吧?由于梁祝故事在当地流传比较久远，早在宋元之际
，广泛流传于民间的梁祝故事就被编为戏文、元曲；明清时期，又有多种版本的传奇问世，《山东琴书》是在鲁西南地区流传比较早的民间曲艺，而《梁祝下山》又是《山东琴书》的祖传看家唱段，在《山东琴书》中就有：“梁山伯祝英台二人结故友，就在红罗峄山念文章”，梁山伯临终时给母亲讲：“我死后，老林也不去，新林也不埋，就埋在马坡泗河沿”的唱词。[2]《梁祝下山》的唱词不仅民间艺人会唱，就连上了岁数的普通老百姓也能唱上几句，可见此故事在当地流传的久远和广泛。在当地流传的梁祝故事中，梁山伯祝英台二人因相互思恋而死，没能结成美满的婚姻；马家因迎娶祝英台时，祝英台因思恋而死，使马家由喜事变成了丧事，故而梁、祝、马三家都忌讳提梁山伯祝英台的故事，以至在梁祝故事长期传播过程中，在梁祝的家乡，特别是在微山马坡周围，形成了梁、祝、马不通婚的风俗，至今还受其影响.不仅梁、祝、马三家不通婚，马家还禁演梁祝戏、禁放梁祝电影，当然，现在情况已发生很大变化。这样,从梁、祝、马不通婚的风俗，可以推断，梁祝传说在孔孟故里流传的久远和产生的社会影响。
（二）历史文献记载了梁祝传说源于孔孟故里的重要历史史料。
作者实事求是地讲，济宁有关梁祝传说的文字记载并不多，特别是在明代之前，关于梁祝传说的记载更少，因为在明代之前，济宁还没有地方志的修订，至今作者没有看到一本明代之前的地方志，在其它书中关于记载梁祝传说的事宜也很少，不知何种原因，很可能是因为济宁是“孔孟之乡，礼仪之邦”的原因吧，官方对梁祝传说这样的男女之事不愿记载，截止到目前，作者了解到的关于济宁梁祝传说的记载，要数唐武德年间在济宁市邹县马坡（今属微山县）梁祝墓立的“梁山伯祝英台之墓”碑的记载，只可惜唐武德年间的这块珍贵之碑至今没找到，但这块碑的存在又是确实可信的。从现存历史资料的记载中，我们也可以得到梁祝传说源于孔孟故里的历史史料证据。早在元朝至元年间（公元1264年），邹县(今邹城市)峄山上就建有梁祝祠，元代诗人游峄山时就留有纪念梁祝的诗句：“信是荣情两未终，闲花野草尽成空。人心到此偏酸眼，小像一双万寿宫”。地方志中也有记载：据《邹县旧志汇编》、《清?峄山志》（清康熙十一年修）记载：“梁山伯祝英台墓城西六十里吴桥地方，有碑”。峄山上有“梁祝读书洞”、“梁祝祠”等。明代著名的学者张岱所撰的《陶庵梦忆》卷二的首篇《孔庙桧》中记载：“已巳(明代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至曲阜，谒孔庙，买门者门以入。宫墙上有楼耸出，匾曰：梁山伯祝英台读书处。骇异之。进仪门，看孔子手植桧”。这段笔记确切地记载了孔庙内有纪念梁祝的胜迹。
（三）梁祝传说历史古迹遗存。
根据民间传说和史料记载，梁祝死后合葬在马坡泗河西岸，后人为纪念她们，早在唐代甚至更早之前就在梁祝合葬处修有墓、祠。据马坡乡马中村73岁的杜庆友讲：他记的小时候，在梁祝合葬墓前，立有二块碑，一块是唐武德年间立的“梁山伯祝英台之墓”碑（此碑至今没找到）；一块是明正德年间立的“梁山伯祝英台墓记”碑（此碑至今仍存）。另据济宁贸易学校的梁祝文化研究的热心人，75岁的卞雄杰老人讲，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他和济宁市保险公司的上官好岭（已故）一起收集梁祝资料，曾听上官好岭讲，他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曾在微山马坡看到过“梁山伯祝英台之墓”这块碑，并搞了拓片，只是由于时间久远，拓片已失，而再去找“梁山伯祝英台之墓”这块碑时，却一直没有找到，不知埋在哪里。
济宁唐代“梁山伯祝英台之墓”碑虽没找到，但正德十一年（公元1516年）皇帝钦差大臣重修梁山伯祝英台墓记碑尚在，且内容清晰可辩，这是最有力的史证，也是对唐代“梁山伯祝英台之墓”碑的佐证。在邹县峄山上也建有梁祝读书处、梁祝祠，遗址依存。至今峄山上明代万历年间邹县县令王瑾在峄山石上刻的“梁祝读书洞”和“梁祝泉”几个字依然清晰可辨。这些历史遗址，是梁祝故事源于孔孟故里的历史文物证据。
（四）梁祝传说故居村庄尚在，家庭后裔至今在济宁居住。
据碑文记载，祝英台家居济宁九曲村。经访查得知：九曲村现位于泗河南岸，济微公路西侧，因泗河从兖州至此有九处弯而得名，今已演变为东九、西九两个村庄。祝氏家族因避水灾，后迁至济宁市任城区岔河村。岔河村95％以上为祝姓，村中族人尊祝英台为其先祖，讳与马氏通婚，严禁村中演唱“梁祝”戏；梁氏从马坡附近西居村迁出后，定居于两城、南阳、梁岗广大地区。据梁姓人说，两城梁氏为其近支嫡传；西庄马郎，其后裔于明代从西庄迁出，即今日马坡之马氏。梁、祝、马三姓氏村居靠近，从九曲村距西庄四华里，西庄至马坡六华里，吴桥距九曲村仅有十华里。从九曲村赴峄山读书，过西庄、马坡、吴桥，入柳荫之乡，经古路口，两下店，登峄山是历史上的一条古道，梁祝二人柳荫驻足相会，实属自然。由此也可进一步推断梁祝“家”在济宁，在孟子故里邹县峄山读书是历史事实。
（五）重修梁山伯祝英台墓记碑的复出，更进一步证实了梁祝故事源于孔孟故里的历史真实性。
根据历史史料的记载，经走访当地的老人，济宁市文物管理局考古人员查找到了梁山伯祝英台墓记碑的具体位置。为了使久埋地下的梁山伯祝英台墓碑重新与世人见面，让人们了解到梁祝传说源于孔孟故里——山东济宁的历史真实性，2003年10月27日，山东省济宁市梁祝文化研究会和微山县人民政府，隆重举行了“重修梁山伯祝英台墓记碑”的复出仪式。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民俗学会理事长刘魁立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民俗学会副理事长贺学君女士，山东省民俗学会原会长李万鹏先生，山东省民俗学会副会长、山东大学民俗研究所所长叶涛先生等专家学者参加了出土仪式。此碑的出土，引起了新闻媒体的极大关注，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新华社》、《大众日报》、《齐鲁晚报》等众多的国内外新闻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在很短的时间内，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大轰动，引起了世人的关注。
为了让大家对梁祝传说及梁祝墓碑的内容有个全面了解，现将梁山伯祝英台墓记碑全文提供给读者，以供参考：
梁山伯祝英台墓记[3]
丁酉贡士前知都昌县事古邾 赵廷麟撰
文林郎知邹县事古卫 杨环书
亚圣五十七代世袭翰林院五经 博士孟 元额
《外纪》二氏出处费详。迩来访诸故老传闻：在昔济宁九曲村，祝君者，其家钜富，乡人呼为员外。见世之有子读书者，往往至贵，显耀门闾，独予无子，不贵其贵，而贵里胥之繁科，其如富何？膝下一女，名英台者，聪慧殊常。闻父咨叹不已，卒然变笄易服，冒为子弟，出试家人不认识；出试乡邻不认识。上白于亲：“毕竟读书可振门风，以谢亲忧”。时值暮春，景物鲜明，从者负笈，过吴桥数十里，柳荫暂驻，不约而会邹邑西居梁太公之子，名山伯，动问契合，同诣峄山先生授业。昼则同窗，夜则同寝，三年衣不解，可谓笃信好学者。一日，英台思旷定省，言告归宁。倏经半载，山伯亦如英台之请，往拜其门。英台肃整女仪出见，有类木兰将军者。山伯别来不一载，疾终于家，葬于吴桥迤东。西庄富室马郎亲迎至期。英台苦思：山伯君子，吾尝心许为婚，第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以成室家之好。更适他姓，是异初心也。与其忘初而爱生，孰若舍生而取义，悲伤而死。少间，愁烟满室，飞鸟哀鸣，闻者惊骇。马郎旋车空归。乡党士夫，谓其令节，从葬山伯之墓，以遂生前之愿，天理人情之正也。越兹岁久，松揪华表，为之寂然。俾一时之节义，为万世之湮没，仁人君子所不堪。矧惟我朝祖宗以来，端本源以正人心，崇节义以励天下。又得家相以之佐理，斯世斯民何其幸欤？时南京工部右侍郎前督察院右副都御史奉敕总督粮储新泰崔公讳文奎道经，顾兹废基，其心拳拳，施于不报之地。乃托阴阳训术鲍恭干，昔有功于张秋，陞以爵禄，近有功于阙里，书以奏名，授今兹托，豈无用其心哉！载度载谋，四界竖以石，周围缭以垣，阜其冢，妥神有祠，出入有扉，守祠有役。昔之不治者，今皆治之；昔之无有者，今皆有之。始于十年乙亥冬，终于今岁丙子春。恭干将复公命，请廷麟具其事之本末，岁月先后，文诸石。不得已而言曰：土帝降衷，不啬于人，惟人昏淫，丧厥贞耳。独英台得天地之正气，萃扶舆之清淑，真情隐于方寸，群居不移所守，生则明乎道义，没则吁天而逝。其心皎若日星，其节凛若秋霜，推之可以为忠，可以为孝，可以表俗，有关世教之大不可泯也。噫！垂节义于千载之上，挽节义于千载之下。伊谁力欤？忠臣力也，忠臣谁欤？崔公谓也。不然，太史尝以忠臣烈女同传。并皆记之。
大明正德十一年丙子秋八月吉日立
捲里社林户符孜
石匠梁圭
从梁山伯祝英台墓记碑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以下几点史实：
1、此碑为立碑时间最早、内容最多、最详实的一块碑。重修梁祝墓的时间是明正德十一年（公元1516年）。这在全国九处梁祝墓中是唯一有文字记载梁祝故事，且内容比较详实的碑，碑文共有836个字。此碑也是立碑时间最早的一块碑。宁波所立的一块碑时间为明嘉靖丁未腊月（1547年），是鄞县知县徐立所立的碑，此碑晚于微山马坡重修梁祝墓碑30年，且碑文只有“晋奉，英台义妇冢”几个字。加之此碑为地方官员所立，不具客观公正性，没有真实可信性。
2、此碑具有权威性、客观公正性和真实可信性。重修梁祝墓为官方所为，尽管具有时代的局限性，但碑文为我们提供了梁祝传说的基本情节。因此碑为皇帝的钦差大臣、南京工部右侍郎、前督察院右副督御史崔文奎重修，因而此碑是梁祝墓碑中，立碑人官位最高的一块碑，具有权威性、客观公正性和历史的真实可信性。从崔文奎“奉敕”到“丁酉贡士前知都昌县事古邾赵廷麟撰；文林郎知邹县事古卫扬环书；亚圣五十七代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孟元额”。可以说此事上至中央官员，下到地方名士都参与了此事。这充分说明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梁祝传说，就发生在孔孟故里——山东济宁。可以说，关于梁祝传说的发源地问题，早在明朝正德年间就得到确认。
3、此碑记载了重修梁祝墓的原因。南京工部右侍郎、前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崔文奎视察京杭大运河时，路经此处，发现了梁祝墓多年失修，残墙断壁，荒凉冷落的现状，“其心拳拳，施于不报之地”。又因其曾做过前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主管过社会风气的教化工作，对梁祝墓格外关注，他认为重修梁祝墓“推之可以为忠，可以为孝，可以表俗。有关世教之大，不可泯也”，因而决定重修梁山伯祝英台墓、祠。
4、此碑交待了梁祝传说内容的来源和时间的久远。从碑文“迩来访诸故老传闻”中可以了解到在当时的社会，象梁祝这样的传说，虽没有官方的正式记载，但在民间却广为流传，而民间传说往往又是对历史的真实反映，从这方面可说明梁祝传说的久远；从碑文“越兹岁久，松揪华表，为之寂然”、“道经顾兹废圯”这些记载中可了解到早在明正德年间重修梁祝墓之前，梁祝墓和梁祝祠就已存在很久。据当地的老人讲：早在唐初就有梁祝合葬墓的存在，因为在梁祝合葬墓地原来有唐武德年间立的“梁山伯祝英台之墓”的碑，但后来不知此碑埋在了何处，至今没找到。
5、此碑交待了梁祝传说发生的时代背景及过程。碑文中记载：“见世之有子读书者，往往至贵”，祝员外因无子外出读书，整日“咨叹不已”。祝英台为解父忧，“冒为子弟”，“毕竟读书可振门风，以谢亲忧”。这段记载反映了当时读书可做官，且注重孝道的社会风气。梁祝同诣峄山先生授业，同窗三年衣不解。山伯“疾终于家，祝英台悲伤而死”。二人合葬的原因是“乡党士夫，谓其令节，从葬山伯之墓，以遂生前之愿，天理人情之正也。”整个故事无有神话色彩和艺术加工，就是民间发生的真实的故事。
（六）梁祝传说产生于尊儒重孝的汉代孔孟故里。
有的学者认为梁祝传说发生在东晋时的南方，其实不然，东晋时期实行的“九品中正制”的选人用人制度，不可能发生梁祝故事。因梁祝传说在东晋时已有记载，那么此事只会发生在东晋前，而不会发生在东晋后，在东晋之前的朝代，唯有汉代尊儒重孝重视学习的社会风气最有可能产生梁祝传说，因为在汉代时，南方经济文化不如北方发达，特别是学习之风不如北方浓厚，儒家思想对其影响也不深，没有形成尊儒重孝，重视学习的社会风气，因而梁祝传说不会产生于汉代的宁波或宜兴。而相比之下，作为孔孟故里，儒家文化发祥地的济宁，尊儒重孝、学习之风甚浓。这样在孔孟故里就形成办学之风，上学当官荣耀之风。这种风气，从以下事例中可以得到进一步证明，西汉一朝自汉武帝任用公孙弘为丞相后，共计27位丞相，山东籍的就占了12人，其余任三公九卿郡守县令者更是不计其数。其中邹人韦贤、韦玄成父子皆以通经位至丞相影响更大，以致在孔孟之乡盛行这样的谚语：“遗子黄金满堂，不如教子一经”。“孟母三迁”、“孟母断机教子”的故事，在当地可以说是家喻户晓。而以“凿壁偷光”闻名，淹贯经学尤精于《诗经》，后来官至汉元帝、成帝丞相的匡衡，就是孟子故里济宁邹县人。当时孟子的故里峄山之阳是邾国故都和秦汉以至南北朝时期的县治所在地，是当时邹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峄山上曾建有四大书院：子思书院、春秋书院、峄阳书院、孤桐书院。峄山成了儒家讲学的重地，孔子、孟子、子思子等儒家的代表人物，都在峄山上讲过学，峄山成为众多学子学习儒学的向往之地，而作为想通过求学争得荣耀的梁山伯祝英台到峄山求学就成为顺理成章之事。
再者，汉代在中国历史上以“孝治天下”而著名。汉代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视孝的朝代，自西汉立《孝经》博士、令各级学校讲授《孝经》开始，尊崇《孝经》之风愈演愈烈，皇帝身体力行，并将《孝经》颁布天下，作为士子科举仕宦必读必尊的经典。《二十四孝》中的曾子《啮指心痛》、闵子骞《单衣顺母》、董咏《卖身葬父》的故事都是发生在孔孟故里，这些故事对世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孔孟之乡的济宁，以孝为荣的社会风气更浓，人们通过各种形式表达子女对父母的孝敬之心，在当地还形成了孝敬老人的厚葬之风。作为孔孟故里的济宁，汉墓众多、规模之大，陪葬品之多在全国闻名，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嘉祥武氏家族墓群、曲阜九龙山汉墓群、任城王汉墓群等，这些都是当时注重厚葬的社会风俗的反映，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汉代孔孟故里重视孝的历史。作为生活在孔孟故里的祝英台，从小受儒家思想的教育，受社会孝敬老人，万事孝为先之风的影响，她为了表达自己对父亲的孝敬之心，竟然违犯常规，女扮男装，外出读书，以谢亲忧，她这一举动是孝的具体表现，这在当时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在这种重视孝的社会氛围中，梁祝传说在孔孟故里产生是完全可能的。
另外，有关考古专家在对梁祝墓周围的墓地进行勘探发掘时，发现有很多汉代墓葬，并出土有陶罐、泥人、动物兽等。据此，可进一步推断此墓为梁祝汉代合葬墓。
从历史文化背景分析，梁祝传说产生于孔孟故里——山东济宁是具有历史的真实性和可信性的。
（七）济宁梁祝传说沿古老的泗河及运河传播各地。
既然梁祝传说源于孔孟故里济宁，那么孔孟故里济宁的梁祝传说又是如何传播到全国各地的呢？作者认为古老的泗河及运河等水系对梁祝传说的传播产生了很大的作用。
京杭大运河是世界上最长的人工河，也是我国唯一南北走向的长河，大运河作为人类改造自然的一项壮举，构成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的南北贯通的大动脉，对中国古代的全国统一和经济、文化交流起了很大的作用。元代之后，京杭大运河取直过济宁后，由于济宁是京杭大运河的中枢区段，南北交通的要道，管理全国运河的最高机构就设在济宁，兼之济宁在京杭大运河中的特殊地理位置，南来北往的船只过往济宁，济宁成为南北交通要道，货物和人流的集散地，这对济宁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同时作为儒家文化发祥地的济宁，地方风土人情、各种民间曲艺故事也会通过运河传播到全国各地。
梁祝传说发源于孔孟故里济宁，在过去交通不发达的年代，主要由水路来加强各地之间的联系，这样孔孟故里的梁祝传说沿泗河及运河等水系传播到全国各地。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各地约有梁祝遗址12处，主要有河北省的河间，山东省济宁市的曲阜孔庙、邹城峄山、微山马坡，江苏省的宜兴、江都，浙江省的杭州、宁波、上虞，河南省的汝南，安徽省的舒城，重庆市的合川，甘肃省的清水，在这12处中，在京杭运河沿线的就有8处，其余几处也是沿运河向外扩展。在全国各地传播的梁祝传说中，尽管对发源地和籍贯问题存在争议，但梁祝传说传播内容基本相同，由此我们可以推断梁祝传说的传播，应有一个传播中心，这个传播中心应在京杭运河沿岸，以运河为轴线向外传播。在沿京杭运河从北向南的各梁祝遗址点中，因为孔孟故里的梁祝传说比较早，加之济宁又处在京杭运河的中间位置，这样处在运河边的孔孟故里梁祝传说就以济宁为中心向四周传播，形成了全国多处梁祝遗址点。
有的人可能认为，元代京杭大运河才过济宁，在此之前孔孟故里的梁祝传说又是如何向外传播的呢？其实，中国运河早在春秋时期，吴王夫差挖邗河就沟通了淮河和长江，而发源于济宁市泗水县的泗河，是一条古老的河，历史悠久。孟子曾说过：“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于江”，这就是说泗河水早在春秋时期就流入长江。而济宁的梁祝墓、祠就在泗河边的马坡，在京杭大运河没有过济宁时，孔孟故里的梁祝传说就可能沿泗河而传到南方及全国其他地方。
特别是在西晋末年，由于北方发生了很大的旱灾、瘟疫，加之连年的战乱，北方人民无法生活下去，而南方气温湿润，土地肥沃，人口稀少，社会安定，这样历史上中国出现了由北向南的第一次人口大迁移，大批的富裕人家、文人、官僚沿水路南迁，南迁人员既带去了北方的先进技术，也带去了北方的文化和优秀民间传说，东晋时期南方出现的梁祝传说，很可能是北方南迁的文人，把北方的梁祝传说带到南方，并经过文人的不断加工、改编而传播的。再说，当时东晋时期，南方宁波地方偏僻，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文化氛围不浓，不可能出现为外出学习，女扮男装的梁山伯祝英台故事。这也就是为什么南方的梁祝传说发生在东晋时期，而不是发生在东晋之前或之后的一个重要原因。
济宁是梁祝传说的发源地，梁祝文化的传播中心，这点也可从四川的川剧《柳荫记》中的梁祝传说得到进一步证实，因为《柳荫记》中梁祝老师为孔夫子，学习地点为孔夫子诞生地尼山，在过去交通极为不发达的四川有孔孟故里梁祝故事的传说，这说明梁祝传说传播之久远；也说明梁祝传说的传播源地为孔孟故里济宁。由四川传播的梁祝传说，我们可以进一步推断，就连“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四川梁祝传说都是孔孟故里传出的，可想而知，其他地方的梁祝传说也应是源于孔孟故里--山东济宁。
基于以上分析，作者认为孔孟故里--山东济宁是梁祝传说的发源地、是梁祝文化的传播中心。
（八）梁祝传说发源于孔孟故里没有得到广泛宣传的原因分析。
梁山伯祝英台的故事源于孔孟故里--山东济宁的历史事实，为什么没有得到广泛的宣传呢？作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传统思想影响了宣传。孔孟故里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儒家思想对人们的影响比较大，男女婚姻大事，应严格遵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礼教。在历史上，人们对“梁祝”私定婚姻大事的行为，认为是违犯封建礼教的，是不符合儒家思想要求的。对此，官方史料不作记载，不作宣传，甚至不承认梁祝传说发生在孔孟故里，虽然明代的开明人士对梁祝墓、祠进行了重修，但并没有得到应有宣传；当地的老百姓，特别是“梁、祝、马”三家，认为梁祝传说发生在自己的家族是不光彩之事，也不愿提起此事，甚至反对宣传此事，不准在当地说唱梁祝戏、放梁祝电影。这种传统的封建思想严重影响阻碍了梁祝传说的传播。
二是历史记载的错误，失去了宣传的机遇。为了了解梁祝传说发源于孔孟故里--山东济宁的历史真相，作者进行了长时间的走访调查。据济宁市戏剧研究室原主任，73岁的陈道庭介绍：1950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颁布后，人民群众积极反对封建婚姻制度，提倡恋爱、婚姻自主，文艺界创作上演《梁祝》等各种剧种的剧本。为全面收集了解梁祝资料，郭沫若根据清代著名戏曲理论家焦循所著的《剧说》中有：“嘉祥县有祝英台墓碣文，为明人刻石”的记录，专程派员来济宁市嘉祥县了解梁山伯祝英台墓碑的事，因《剧说》中所记的祝英台墓地点有误，来人在嘉祥县未找到此碑，这就使梁祝传说源于孔孟故里的明代石碑刻文没有得到权威人士的认证，失去了一次难得的宣传梁祝传说源于孔孟故里的大好时机。1994年10月，中国ISBN中心出版的《中国戏曲志——山东卷》第641页，对清代焦循的记录作了更正说明：“清乾隆六十年（1795），山东学使阮元编修《山左金石志》时，他的幕宾、著名戏曲理论家焦循见到‘嘉祥县有祝英台墓碑碣文，为明人刻石’。便将它记录在《剧说》中。此墓及碑文至今犹存，位于今济宁市东南二十七点五公里、邹县城西南三十四公里处的马坡西南公路东侧，现属微山县辖”。由于历史记载的错误，在解放初新创作的梁祝传说中，就以传播到南方的梁祝传说为依据，这就使孔孟故里的梁祝传说失去了一次难得的宣传机会，造成了很多人对梁祝传说发源地的误解。
三是重视不够，没有得到应有的宣传。关于孔孟故里济宁梁山伯祝英台墓记碑的内容，早在1957年《文物》杂志第九期第49页，就登载了郑亦桥写的文章《梁山伯祝英台墓碑出土记略》。他在文中讲：“脍炙人口的梁山伯、祝英台这一优美的悲剧性民间故事，过去有许多文学家和艺术家都作过考证和研究。因为宁波西门外九龙墟有梁祝的墓，并有大观年间建立的庙宇，一般人都认为梁祝故事就发生在浙江。一九五二年山东凫山县（今邹县）第六区修浚白马河工程中，挖出梁祝墓碑一块，由山东省文物管理处在当地保存，兹将全文抄录如下，以供参考”。文中刊登了梁山伯祝英台墓记的全文。此文发表在郭沫若派员对嘉祥墓碑考察之后，不知何种原因，当时没有引起人们对此事的重视。1976年大造农田平整河道时，梁祝墓连同诸坟被平掉，墓志碑被深埋地下，不被世人所了解，几乎忘却了梁祝传说源于孔孟故里这一历史事实。好在此碑埋在地下的时间不长，曾经见到过此碑的人并没有把它忘记。1995年2月济宁市政协第八届三次全委会上，上官好岭(已病故)、卞雄杰、肖宇均三位政协委员提出了《关于考证梁祝合葬墓志的建议》，提案中陈述了梁祝传说源于孔孟故里--山东济宁的有关历史证据及考证材料。此提案引起了市政协有关领导的重视，并责成市文物管理局对梁祝合葬墓志进行考证，有关部门虽然做了一定工作，但由于种种原因，梁祝传说源于孔孟故里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宣传，这一历史事实还没有得到权威人士的认可，不为世人所了解。直到2003年10月27日《重修梁山伯祝英台墓记碑》出土仪式的举行，才让世人了解到梁祝传说源于孔孟故里——山东济宁这一历史事实。
论证三:对梁祝传说主要遗存地的分析研究
对于梁祝传说发源地问题的考证，必须要有科学的观点和正确的方法。“无论就哲学观点还是方法//*论而言，马克思主义，具体地说，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对于研究民俗文化事象都至为重要，是其他任何层次的方法//*论都难以取代的。”（钟敬文主编的《民俗学概论》487页）。根据这一指导思想，我们研究梁祝传说的发源地问题，不能单纯依据当地文字记载的早晚，因为作为民间传说故事，在没有文字记载前，就已经流传了很久，有的地方虽然有可查的文字记载晚，但作为传说故事可能在当地已流传了很久，所以我们对梁祝传说发源地的考证，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进行大量的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应从民间风俗传说、历史文献记载、历史古迹遗存、历史文化背景等几个方面，进行客观的、历史的、全面的分析研究，才能得出梁祝传说发源地的正确结论。
陈华文先生和胡彬先生在《论“梁祝”故事的形成、演变及其他》一文中，他们通过对梁祝故事发展变化的研究认为：“作为最早形态的故事雏形，即我们如今的故事本体的最初母题一定会在成熟、完整的故事形态中有所表现。故事本体这一载体，它既然容纳了历史传承中变异的形态，也一定保留着某种雏形的信息。这种信息，我们认为在梁祝故事里便是记录资料中繁多的关于‘义妇冢’内容的突出地位的暗示作用。”“我们认为，这种突出地位的潜在意义便是梁祝故事的早期是‘义妇’故事实托的痕迹；换句话说，梁祝故事的雏形，即最早形态是义妇故事。”“关于义妇故事的内容可以是守节、忠于婚姻（丈夫、家族），恪守妇道、抗暴拒辱，孝敬公婆父母等”。[4]
根据以上专家的观点和梁祝传说的发展变化情节，这个传说的发源地，应该是梁祝故事的雏形、即最早形态“义妇”故事的发源地。这个“义妇”故事的发源地只能产生在求学之风甚浓，社会风气对妇女的守节、忠于婚姻、恪守妇道、抗暴拒辱，孝敬公婆父母等比较重视的年代和地方。我们只有根据梁祝传说的雏形，即最早形态和产生的时代背景去分析研究，才能客观公正地分析梁祝传说的真正发源地。
因为在公布的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作为梁祝传说的遗存地有四省六地：浙江省宁波市、杭州市、上虞市，江苏省宜兴市，山东省济宁市，河南省汝南县，所以我们研究梁祝传说的发源地问题，只要对正式公布的梁祝传说遗存地进行对比分析研究，就可能得出梁祝传说发源地的正确答案，为此，作者进行以下分析研究：
（一）梁祝传说发源地“宁波说”历史无定论。
作为梁祝传说发源地之一的浙江省宁波市、杭州市、上虞市，属于同一个传播圈，为了表述方便，作者统称为“宁波说”。 由于梁祝传说发源地“宁波说”影响比较大，作者首先对“宁波说”进行分析研究：
1、梁祝传说发源地“宁波说”的由来。
二十世纪初，高举“民主与科学”大旗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北大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大学以科学的方法收集民间文学作品的活动也得到了有关专家学者的重视，随着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工作在全国各地的广泛开展，民间文学的理论研究也应运而生，这一时间，梁祝传说的研究也受到一批专家学者的重视，1922年，中国民俗学家钟敬文率先在北大《歌谣》周刊发表了流行于海陆丰的“梁祝”歌谣。特别是民俗学家钱南扬先生在1925年秋考察了浙江宁波的梁祝古墓、庙，写下了《宁波梁祝庙墓现状》一文。钱南扬先生对宁波梁祝古迹考察后，对梁祝故事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发心收集祝英台故事的材料”、“各处托人代为寻访”[5]。1926年12月，北大《国学门月刊》第三期发表了钱南扬《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为进一步收集梁祝资料，1930年间，钱南扬又在广州中山大学《民俗》周刊第二十五期上，发出了《关于收集祝英台故事的材料和征求》的启事，在短时期内又征集了一些梁祝资料。可以说在当时交通不便，通信又不发达的年代，钱南扬先生所收集到的梁祝资料是有限的，甚至是不全面的，但无论怎样说，在当时钱南扬先生能专注于梁祝传说的研究，并于1930年2月在中山大学《民俗周刊》发表了《祝英台故事叙论》，应该说此文章是现代梁祝传说研究中最早对梁祝传说的发生、发展及流传进行比较全面论证的文章。也正是因为他的这篇文章，奠定了梁祝传说源于“东晋宁波说”。我们应该肯定，以钱南扬先生为首的一批学者，开创了梁祝传说的集中性研究，他们应该是近代梁祝传说研究的先驱，为推动全国梁祝传说研究打下了基础，如果没有他们的研究成果，我们今天对梁祝传说的研究，不会取得这样快的进展，也不会收到这样好的成绩，对此我们应当给予充分肯定。但是作为理论研究工作，我们在肯定前人研究成果的前提下，不能拘泥于前人的结论，应该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根据现实发展的情况和掌握的新材料，不断完善前人研究的成果，正是基于此认识，作者认为钱南扬先生根据掌握的不全面的资料，而得出的梁祝传说源于“东晋宁波说”是证据不充分的，其理由如下：
仅凭《识小录》的记载，不能断定梁祝传说源于宁波。根据明代徐树丕《识小录》记载：“按，梁祝事异矣！《金楼子》及《会稽异闻》皆载之。”[6]这段简短的记载，不能断定梁祝传说源于东晋宁波。钱南扬先生在《祝英台故事叙论》中讲：“《会稽异闻》不知何代之书，遍找书目不可得，始置勿论。《金楼子》乃梁元帝所作，却是很普通的书，那书上已经载着这个故事，岂不是发生很早了么！然而事实却令人失望，我曾经翻了几种版本不同的《金楼子》，对于这个故事的记载都一字没有。”[7]从这段文字记载中，我们可以很清楚的了解到，钱南扬先生在写《祝英台故事叙论》这篇文章时，他本人根本没有看到《金楼子》和《会稽异闻》这两本书，既然没有看到这两本书，那么关于这两本书所记载的内容他并不知道，在不知内容的情况下，可以说根据《识小录》简短记载的内容进行对梁祝传说的推断，应该说是对梁祝“原始故事的臆测”。正是因为他对梁祝“原始故事的臆测”，所以他在《祝英台故事叙论》中得出：“现在在未发现徐氏之言不可靠的证据以前，只好当它是可靠的了。那么这个故事发生于梁元帝之前了。”“这个故事托始于晋末，约在西历四百年光景，当然，故事的起源无论如何不会在西历四百年之前的，至梁元帝采入《金楼子》，中间相距约一百五十年。所以这个故事的发生，就在这一百五十年中间了。”[8]的结论，可以说他得出的这一结论是没有说服力的。因为《金楼子》和《会稽异闻》的具体内容他一概不知，他怎能推断梁祝故事具体发生的年代，不错，《金楼子》是梁元帝所作，《金楼子》所记载的梁祝故事发生在梁元帝之前这是肯定的，但发生在梁元帝之前的何时又是不确定的，他又怎能断定梁祝故事就发生在“这一百五十年中间了。”
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正确，他还引用晋葛洪《抱朴子》中的故事来证明当时的妇女实在放诞风流得很。钱南扬先生讲：“我们试看当时社会上妇女的情形，晋葛洪《抱朴子》云：‘而今俗妇女，休其蚕织之业，废其玄紞之务，不绩其麻，市也婆娑，舍中馈之事，修周旋之好。更相从诣，之适亲戚，承星举火，不已于行。多将侍从，日韦 晔盈路。婢使吏卒，错杂如市。寻道亵谑可恶！或宿于他们，或冒夜而返。游戏佛寺，观视鱼畋。登高临水，出境庆吊。开车褰帏，周章城邑。杯角觞路酌，絃哥行奏，转相高尚，习非成俗’。……试想在这种放诞风流的环境里，虽不能说一定会有祝英台那样的事实发生，然而至少这种思想是可以发生的。”[9]这段话只是一种猜测，但不一定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况且梁祝传说的发生，不可能发生在放诞风流的环境，因为这样的环境内，不可能形成读书至贵的社会风气，人们不会冲破世俗观念去读书。梁祝传说只会发生在重视教育，读书至贵的环境。正是基于以上分析，梁祝传说发生在东晋宁波是没有说服力的，甚至可以说是不正确的。
2、历史文献记载。
最早记载是南朝梁元帝时（公元552-554年）《金楼子》一书中有记载，但此书已失传，内容无发查考；约250年后，到了唐初，梁载言的《十道四番志》有：“义妇祝英台与梁山伯同冢，即其事也。”[10]的简略记载。由于这一记载出自无据，不能据此作任何推断；
又过了将近150年，到了晚唐张读于大中五年（851年）成书的《宣室志》记载：
“英台，上虞祝氏女，伪为男装游学，与会稽梁山伯者同肄业，山伯，字处仁。祝先归，二年，山伯访之，方知其为女子，怅然如有所失。告其父母求聘，而祝已字马氏子矣。山伯后为鄞令，病死，葬鄮城西。祝适马氏，过墓所，风涛不能进。问知山伯墓，祝登号恸，地忽自裂陷，祝氏遂并埋焉。晋丞相谢安表其墓曰‘义妇冢’。” [11]
此时《宣室志》的梁祝传说的记载便复杂些了，开始有了故事情节，新增了一些内容，但其内容的真实性令人怀疑。因为即使按梁祝传说源于东晋来推断，时间上也相距近500年，新增的内容从何而来？不得而知，可能是作者的杜撰，因而此记载不能作为梁祝传说发源地的依据。况且，唐初梁载言《十道志》中明确记载了江苏宜兴的梁祝事宜，《十道志》中有：“善权山南，上有石刻曰祝英台读书处。”[12]的记载，这很明确地说明了在唐初梁祝传说的源地问题已有了明确的争议，这更进一步说明了梁祝传说宁波说的不确定性。
又过了约300年，到了宋徽宗大观年间，明州刺史李茂城撰写的《义忠王庙记》，是现存较早、比较完整的关于梁祝传说的文字材料。虽然作者篡改了故事，偷运了许多封建礼教思想于故事中。但是，我们根据它还可以探索出梁祝传说的本来面目。现为读者能窥全貌，特录如下：
神讳处仁，字山伯，姓梁氏，会稽人也。神母梦日贯怀，孕十二月，时东晋穆帝永和壬子三月一日，分瑞而生。幼聪慧有奇，长就学，笃好坟典。尝从名师过钱塘，道逢一子，容止端伟，负笈担簦。渡航相与坐而问曰：“子为谁？”曰：“姓祝名贞字信斋。”曰：“奚自？”曰：“上虞之乡。”曰：“奚适？”曰：“师氏在迩。”从容与之讨论旨奥，怡然相得。神乃曰：“家山相连，予不敏，攀鱼附翼，望不为异。”于是乐然同往。肆业三年，祝思亲而先返。后二年，山伯亦归省。之上虞，访信斋，举无知者。一叟笑曰：“我知之矣，善属文者，其祝氏九娘英台乎？”踵门引见，诗酒而别。山伯怅然，始知其为女子也。退而慕其清白，告父母求姻，奈何已许鄮城廊头马氏，勿克。神喟然叹曰：“生当封侯、死当庙食，区区何足论也。”后简文帝举贤良，郡以神应召，诏为鄮令。婴疾勿瘳，属侍人曰：“鄮西清道源九陇墟为葬之地也。”瞑目而殂。宁康癸酉八月十六日辰时也。郡人不日为之茔焉。又明年乙亥，暮春丙子，祝适马氏，乘流西来，波涛勃兴，舟航萦回莫进。骇问篙师。指曰：“无他，乃山伯梁令之新冢，得非怪欤？”英台遂临冢奠，哀恸，地裂而埋璧焉。从者惊引其裙，风裂若云飞，至董溪西屿而坠之。马氏言官开椁，巨蛇护冢，不果。郡以事异闻于朝，丞相谢安奏请封“义妇冢”，勒石江左。至安帝丁酉秋，孙恩寇会稽，及鄮，妖党弃碑于江。太尉刘裕讨之，神乃梦裕以助，夜果烽燧荧煌，兵甲隐见，贼遁入海。裕嘉奏闻，帝以神助显雄，褒封“义忠神圣王”，令有司立庙焉。越有梁王祠，西屿有前后二黄裙会稽庙，民间凡旱涝疫疠，商旅不测，祷之辄应。宋大观元年季春，诏集《九域图志》及《十道四蕃志》，事实可考。夫记者，纪也，以纪其传不朽云尔。为之词曰：生同师道，人正其伦。死同窀穸，天合其姻。神功于国，膏泽于民。谥文谥忠，以祀以禋，名辉不朽，日新又新。[13]
关于对李茂诚《义忠王庙记》的评价，罗永麟先生在《试论梁山伯与祝英台故事》一文中讲：“一般文人都以维护封建统治和社教为已任，尤其象李茂诚这样一个地方官史，当然更无例外。” ⑩秉令先生和李启涵先生在《梁祝故事发源地的考查》一文中指出：“唐朝以前，宁波还没有地方志书，那么一些具体事实他（李茂诚）怎么知道的呢。”[14]
李茂诚在《义忠王庙记》中，把梁祝故事，更确切地说把梁山伯的身世、功迹描写的更为具体清楚，他更多...是赞扬梁山伯为县令，而不是梁祝爱情故事，相反，他对祝英台许马家之事，并不感到后悔，而是坦然处之，梁山伯认为：“生当封侯、死当庙食，区区何足论也。”从这点来看，梁山伯对祝英台爱的不深、不强烈，梁山伯也不会因思恋祝英台而死，况且作为县令也不可能专一于祝英台。从这方面来分析，宁波的梁祝故事也不具有历史的真实性。
继李茂城约60年后，南宋乾道五年（公元1169年），张津《乾道四明图经》称：“义妇冢，即为梁山伯祝英台同葬之地也，在县西一里接待院之后，有庙存焉。……按《十道四蕃志》云：‘义妇祝英台与梁山伯同冢’，即其事也。”[15]此判断没有任何根据，只能是意猜。
又过了400余年，明代的冯梦龙在其著的《情史》一书中，虽然也有“梁家会稽，祝家上虞”的记载，但他在其著的《古今小说》中，却又有祝英台家在常州宜兴，梁山伯家为苏州的记载，就连冯梦龙本人在当时都没能确定梁山伯祝英台的籍贯问题，这说明梁祝传说“宁波说”在明代是不确定的。
3、历史古迹遗存
宁波据说有宋大观年间建的梁圣君庙，但已不存在，现存建筑为重修；虽有明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鄞州县令徐立立的“晋封英台义妇冢”的碑存在，但是否具有历史的真实性值得怀疑，因为立碑的时间为明代，而加奉的时间为晋代，年代不一致。
4、梁祝传说“宁波说”民间风俗传说。
宁波关于梁祝的传说主要是以梁山伯为鄞州县令的有关故事：如梁县令托梦治忠的故事、梁县令托梦助阵退倭寇的故事、梁圣君庙的传说等，由于这些传说故事的影响，至今当地老百姓都有到梁山伯庙祭拜的风俗。这种民间传说和风俗把梁祝故事神化，不具有梁祝传说雏形的内涵。
再说在当时动乱的东晋并没有形成读书至贵的社会风气，作为一个女子也不可能到300多里之外的杭州去读书，因而此记载不具有真实性。况且，此时宜兴也有梁祝在碧鲜庵读书的记载，可以说没有定论。
基于以上分析，梁祝传说发源地“宁波说”是没有历史定论的。
（二）、梁祝传说发源地“宜兴说”证不足。
1、民间风俗传说。
宜兴梁祝传说虽不是以梁山伯为主，但有关祝陵的传说、琴剑冢的由来、清白里的来历、英台送山伯杭州读书，还有入坟、化蝶之说等民间传说，与梁祝故事的基本情节不太相符，具有文人增添的浪漫色彩，不具有梁祝传说最早形态的真实性。
2、历史文献记载。
关于梁祝故事源于宜兴的最早记载，根据汤虎君先生主编的《宜兴梁祝文化——史料与传说》一书中收集到的资料，应该是唐初梁载言著《十道志》中的记载：善卷山南有石刻，曰：“祝英台读书处”。若按此记载为据，宜兴有关梁祝故事的传说应该在唐初之前就有，这应该是历史事实，然根据路晓农先生《“梁祝”寻根新考》一文中考证，宜兴梁祝故事的最早记载应为齐武帝之前，宜兴关于梁祝的记载要“早于《金楼子》70年左右，早于《十道蕃志》200多年，比《宣室志》早近400年，是现今发现并可考的最早关于祝英台的文字记载。”如果按照路晓农先生的这种分析，梁祝故事的最早记载应该为宜兴，果真是这样吗？
我们来全面看一下路晓农先生所引用的宋《咸淳毗陵志》[咸淳四年（公元1268年）编修]中关于梁祝事宜的完整记叙，《咸淳毗陵志》云：“祝陵在善权山，岩前有巨石刻，云祝英台读书处，号‘碧鲜庵’。昔有诗云：‘蝴蝶满园飞不见，碧鲜空有读书坛’。俗传英台本女子，幼与梁山伯共学，后化为蝶。其说类诞。然考《寺记》，谓齐武帝赎英台旧产建，意必有人第，恐非女子耳”。[16]从此段记载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三层意思：其一是说祝陵在善权山，善权山上有祝英台读书处；其二是说宜兴有梁祝传说故事，但对此说法感到有点荒唐不可信；其三是说齐武帝（公元483—493年）赎英台旧产建，但英台不一定是女子。这三点是宋《咸淳毗陵志》记载中传给我们的完整信息，然路晓农先生对此记载并没有全面的引用，而是取其所需，只从中引用了“然考《寺记》，谓齐武帝赎英台旧产建。”这简短的记叙，而以此来推断祝英台故事产生的年代，显然是有失偏颇，断章取义，为我所用。基于此分析，路晓农先生关于宜兴“是现今发现并可考的最早关于祝英台的文字记载”的说法是不科学的，是没有说服力的。
我们无可否认《咸淳毗陵志》有关梁祝事宜的记载，但若以此来作为梁祝传说发源于宜兴的说法，作者不敢苟同，况且在《咸淳毗陵志》的记载中，《寺记》已对祝英台是非女子提出了怀疑。再说钱南扬先生在《祝英台故事叙论》一文中，已提到宜兴梁祝事宜，并对此说法提出了怀疑，文中讲：“今善权山下有祝陵，相传以为祝英台墓。何英台墓之多耶？然英台一女子，何得称陵，此无可疑者也。”此意明确指出祝陵不是祝英台墓，这无疑是对梁祝文化宜兴说的质疑或否定。
作者也无可否认，宜兴关于“梁祝”的记载的史籍资料比较丰富，唐、宋、元、明、清各代从未间断过。可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梁祝传说都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内容从何而来，不得而知，可能是文人的创造。但宋以后的记载基本没有超出《咸淳毗陵志》所记载的内容，只是又附会增加了一些故事和情节，包括梁祝化蝶的故事也是增添的内容之一。但是这些只能说明梁祝故事在当地的传说和发展，不能据此记载作为考证梁祝源地说的主要依据，况且与此同时间的宁波地方志中，也有梁祝文化源于宁波的记载，就连明代著名作家冯梦龙在《情史》和《古今小说》中都有对梁祝源地的不同记载，这说明梁祝文化源宜兴说也是没有定论的。
3、历史古迹遗存。
宜兴虽说是有英台故居、英台读书处，但都已不存在；现存的“晋祝英台琴剑之冢”碑尚在，但何时、何人所立并不知道；现存的英台造像石刻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复制，说是唐代就有，但考查无证，这些并不能证明梁祝传说发源于宜兴。
宜兴关于梁祝的最早记载为南朝齐武帝时的《善卷寺记》，唐初梁载言的《十道志》有关于祝英台读书处的记载，但北宋《咸淳毗陵志》基本对梁祝传说在宜兴给予了否定。
另外，我们从明代著名作家冯梦龙关于梁祝故事发源地的自相矛盾的记载中，也从另一个方面证明梁祝文化不是源于南方。冯梦龙在其写的《情史》中写到：“梁山伯、祝英台皆为东晋人。梁家会稽，祝家上虞”。而他在其写的《古今小说》中又写到：“又有一个女子，叫做祝英台，常州宜兴人氏”。“遇个朋友，是个苏州人氏，叫做梁山伯。”《情史》和《古今小说》都是冯梦龙本人所写，两本书中同是写的梁祝故事，而梁祝的家却不同，这说明在明代时梁祝文化源于宁波，还是宜兴的问题就没有定。而冯梦龙生活的年代（1572年—1646年），要晚于孔孟故里——山东济宁重修梁山伯祝英台墓记碑的时间（1516年），至少80年。但从他在《情史》和《古今小说》两部书记载的梁祝故事内容来看，与山东济宁梁祝墓记碑所记载的梁祝故事主要情节相同，只有地点不同，从这点来推测，冯梦龙在写《情史》和《古今小说》之前，可能看过或者是听说过山东济宁梁祝墓记碑的内容，不然，其内容怎么能如此的相似。据此我们可以进一步认定梁祝传说源于孔孟故里——山东济宁，而非南方。
（三）、梁祝传说发源地“宁波说”、“宜兴说”文化氛围不具备。
无论是梁祝文化源于“宁波说”，还是“宜兴说”，这两个地方都认为梁祝故事发生于东晋时期，作者认为无论是从学风还是从社会风气来讲，东晋都不具备产生梁祝文化的历史文化背景，因为东晋时期，汉代的举孝廉制发展为九品中正制，“九品”是将举荐的对象分为九等（即九品），政府按等录用；“中正”是推选朝官中有声望的人担任州、郡的“中正”负责对士人品级的评定。豪门士族操纵了大小中正的职权，评定人物逐渐以门资为主要依据，九品中正制也就转化为巩固门阀特权的工具。考试方法虽间或举行，但已不能通过考试得到选择重用。因而东晋时期通过学习考试做官没有形成一种社会风气，社会上求学之风不浓，在此情况下，不会发生祝英台女扮男装外出读书之事。范文澜先生讲：“东晋政治是西晋政治的继续。首先是用人，举贤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权贵，和西晋完全相同。大族人可以做大官，做大官可以横行不法。人民的痛苦，从这两句话里也就可见一般了。”[17]西晋因政治腐败，生活极端腐朽而走向灭亡。东晋政治作为西晋政治的继续，怎么能通过学习而得到官做呢？从这点来讲梁祝故事不会发生在东晋，但因有关史料已证实在东晋时期已有有关梁祝故事的记载，这样梁祝故事只有发生在东晋之前，而不是东晋之后的事。若依此推断西晋也不会产生梁祝故事，因为东晋是西晋的继续；陈华文、胡彬认为：“如果我们相信明时徐树丕《识小录》中关于梁元斋《金楼子》一书中有梁祝事记载，那么，在民间流传的梁祝故事至迟也应该在这个时候具有了某些情节的故事。而义妇故事所具有的发生历史条件或记录则应该更早。”[18]在东晋、西晋之前为三国，而三国时期因战乱，社会动荡不安，人们无法安心学习，也不会有女扮男装外出读书之事的发生，因而也不会产生梁祝故事。而汉代推行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和实行“举孝廉”制的选贤任能的措施，使当时的社会形成了尊儒重孝、重视学习的良好风气，很有可能产生出于孝心外出读书的梁祝故事。
（四）从姓氏来源考证
《姓氏考略》云：梁姓“望出安定、天水、河南”。《魏书、官氏志》载：南北朝时，后魏鲜卑族拔列兰氏迁居中原后姓改为梁姓。而梁姓本为中国大姓。梁姓起源，主要有三支，三支的地望都均在北方。直到晋永嘉之乱时，梁姓才以族“随晋南渡，大衍于钱塘、合埔”（见广东中场镇《梁氏族谱》）。五代时梁姓进入四川、江西，宋代梁氏方在广东、浙江、福建发展为大族。因此台湾桃园县中场镇的《梁氏族谱》中也记载“晋室离乱，劳以族随晋南渡，大衍于钱塘、合埔间”。可见“梁姓”故事的原型是不大可能于晋代里产生于江浙的。又祝姓，姓源也有三，其中一支起自河南，一支起自山东，另一支则望出太原。“史祝之官……世袭，其有祝姓”。“周武王……封黄帝之后于祝，其后有祝氏”。但《认祖归宗——中国百姓寻根》）显然祝姓也非吴越之子民了。大抵西晋未年和北宋时期，北方因战乱和瘟疫，使大批的北方人口南迁，才使梁、祝等姓南移，南迁的人们同时带去了北方孔孟之乡的梁祝故事。
（五）河南省汝南的梁祝传说难确立。
1、民间风俗传说。
关于河南省汝南的梁祝传说主要是由刘怀廉、张庆灵、刘康健写的《千古绝唱出中原---河南汝南县梁祝故里考察记实》一文中提出的，他们论证的主要来源是根据民间流传的豫东琴书《梁祝姻缘》在民间广泛的唱词提出的。他们在采访中了解到，相传西晋年间，汝南之南60里，有一个梁庄，庄上有个年青人叫梁山伯，家境贫寒，为求功名，到红罗山书院求学。距梁庄往东18里地，有个朱庄，庄上有个员外，叫朱文远，家中有一女名叫朱英台，女扮男装，前往红罗山求学，路遇梁山伯同红罗山读书。学业完，朱英台回家，后梁山伯去朱英台家，方知为女子，但朱英台已许于马家。梁山伯回家后，病死家中。马家迎亲途中经过梁山伯墓，朱英台哭死在梁山伯墓前。家人感念英台情义，决定把她葬在梁山伯墓的东边，让她们永远在一起。
河南汝南县民间流传的梁祝传说与山东济宁民间流传的梁祝传说内容基本相同，只是村庄不一、求学地点不一、“祝”、“朱”不一。而河南汝南县民间流传的梁祝传说来源于民间流传的豫东琴书《梁祝姻缘》，豫东琴书《梁祝姻缘》，是由山东琴书《梁祝情缘》发展来的，豫东琴书《梁祝姻缘》中说唱内容，与山东琴书《梁祝情缘》中说唱内容基本相同，梁祝二人的读书地是在峄山，而不是红罗山，峄山在子孟故里山东省济宁市邹城（原邹县），峄山是儒家讲学的重地，孔子、孟子、子思子等儒家学者都在此讲过学，峄山上曾经建有四大书院：峄阳、春秋、子思、孤桐，是众多学子读书向往的地方，唱词中“红罗”二字，只是为了说唱中的压韵而加的，而不是说的红罗山。豫东琴书《梁祝姻缘》的唱词中有：“正行走来抬头看，来到泗河河沿上”、“娘呀！我死后，老林也不去，新林也不埋，你把我只埋到马铺正南的泗河沿上”、“哭哭啼啼往前走，来到了马铺正南的泗河沿上”[19]。唱词中的泗河是山东省济宁市泗水县泉林的一条古老的河，流经马坡，流入淮河、长江，而河南省汝南县根本没有泗河，“马铺”和“马坡”只是发音不同，实为“马坡”，从这些地名就可证明河南省汝南县的民间流传的梁祝传说是从山东省济宁流传过去的。
2、历史古迹遗存。
汝南县流传着一句俗语：梁山伯祝英台埋在马乡路两沿。至今在汝南县马乡镇马庄村北还有所谓的梁祝墓，但何年、何人所修，没有任何记载，其真实性值得怀疑。其实，民间流传的豫东琴书《梁祝姻缘》的唱词中已明确告诉人们梁祝墓是在马坡正南的泗河沿上，是指山东省济宁市微山县的马坡，而不是河南省汝南县的马铺。另外，关于河南省汝南县梁祝传说的历史文字记载也比较少。
因而，梁祝传说发源于河南省汝南县的说法是难确立的。
综上所述，梁祝传说无论是从民间风俗传说、历史文献记载、文物古迹遗存、姓氏来源，还是从历史文化背景、梁祝传说的传播方式等方面来客观地、历史地分析，孔孟故里---山东济宁应为梁祝传说的发源地、梁祝文化的传播中心。(樊存常)
注释
[1]引自《民俗学概论》 钟敬文主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8年12月
[2][3]引自《梁祝传说源孔孟故里》 樊存常主编 文物出版社 2005年8月
[4]引自周静书的《梁祝文化大观》中陈华文和胡彬《论“梁祝”故事的形成演变及其他》
[5][6][7][8][9][10][11]引自周静书主编的《梁祝文化大观》中钱南扬《祝英台故事叙论》一文
[12]引自汤虎君主编的《宜兴梁祝文化----史料与传说》
[13]引自周静书主编的《梁祝文化大观》中罗永麟《试论梁山伯祝英台故事》一文
[14]引自周静书主编的《梁祝文化大观》中徐秉令和李启涵《梁祝故事发源地的考查》一文
[15]引自汤虎君主编的《宜兴梁祝文化----史料与传说》
[16]引自周静书的《梁祝文化大观》中钱南扬《祝英台故事叙论》一文
[17]引自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一书
[18]引自周静书主编的《梁祝文化大观》中陈华文和胡彬《论“梁祝故事的形成演变和其他》一文
[19]引自周静书主编《梁祝文化大观》 中华书局 1999年12月出版
2004年2月22日，樊存常先生（右一）在中央电视台《小崔说事》栏目介绍梁祝传说源孔孟故里——山东济宁。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崔永元（右四）
2005年5月14日，樊存常先生在北京大学作“梁祝文化起源新探”讲座，全面系统阐述了梁祝文化源孔孟故里——山东济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