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州集》的文学史意义
王辉斌
作者介绍
王辉斌，男，1947年生，湖北天门人，湖北文理学院文学院教授。中国孟浩然研究会会长，中国李白研究会、中国杜甫研究会常务理事。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文学文献学、辑轶学、乐府文学与戏曲论著批评，已出版《商周逸诗辑考》、《先唐诗人考论》、《唐代诗人探赜》、《唐宋词史论稿》、《宋金元诗通论》、《唐后乐府诗史》、《四大奇书探究》、《明清戏著史论》等25种著作，在全国160多种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420余篇。其古代文学论文的高被引指数2008年位居全国第一，1978——2000年唐代文学研究成果总量位居全国第二。
摘 要
元问好《中州集》由魏道明编辑、商衡手抄的《国朝百家诗略》与其所“记其前辈及交游诸人之诗”两部分组成，这是造成《中州集》体例不一的关键性原因。《中州集》不仅是集金代诗人诗作之大成的一部诗歌部集，而且具有明显的编年性质，为后人研究金代诗歌提供了最重要的文献依据。《中州集》每人一篇的作者小传，具有三个方面的文学史料学价值：一是众多小传中的传主事迹可补《金史》之阙；二是小传载录了数以十计的诗人各类书目，而成为了《金代艺文志》的重要组成部分；三是小传中以例举或评曰的形式，收录了“正集”之外的82人的207首“集外诗”。《中州集》“诗传合一”的编辑体例，“以诗传史”的编辑思想，“以年为序”的编辑方法，对后世诗选家影响深远。
在宋金元诗歌史上，有三部颇为重要的诗歌总集，依刊刻的时间次序，其分别为元好问《中州集》、吴之振等《宋诗选》、顾嗣立《元诗选》[1]。这三部诗歌总集，无论是从蒐集各自时代的诗人诗作而言，抑或是着眼于保存一代之文献以论，都是作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的。而成书时间最早的元好问《中州集》[2]，在这方面则更是一种典范，这是因为，此书不仅是金人选金诗的一部权威性著作，而且也是金代文学史上惟一的一部诗歌总集，正因此，故其多为后人、特别是清代学者所推崇。如钱谦益《<列朝诗集>序》引明末诗人程嘉燧语云：“以诗系人，以人系传，中州之诗，亦金源之史。”[3]而清代四库馆臣于《四库全书总目???·???中州集》的“提要”中则认为，《中州集》具有“以诗存史”、“足存一代之公论”、“其选录诸诗，颇极精审，实在宋末江湖诸派之上”等多方面的特点[4]。凡此，均可表明，《中州集》确实是一部有别于其他诗歌总集的诗歌总集，而吴之振等编选《宋诗选》、顾嗣立编选《元诗选》时，都不同程度地受《中州集》之影响的事实，又可为之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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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集金代诗人诗作之大成
元好问一生的著述虽然颇为丰硕，但《中州集》却是最能体现其文学主张、诗学观念、选家思想、史学认识、文献识见的一部著作。此书编撰于蒙古大军围攻汴京、金哀宗出逃的第二年，即金哀宗天兴二年（1233年）。翌年，历史上的大金国灭亡。天兴二年五月，元好问被羁管于今山东聊城，开始编纂《中州集》，十月二十二日，书竣，作《<中州集>序》。蒙古海迷失后元年（1249年），《中州集》在真定提学赵国宝的资助下得以板梓，张德辉并为之作《<中州集>后序》，附于卷末。对此，元好问《挽赵参谋二首》其二有载：“篇什中州选，兵间仅补完。风人定谁采，墨本赖君刊。”[5]诗题中的“赵参谋”即赵国宝，而“墨本赖君刊”一句，所指即为赵宝国资助板梓之事。又“兵间仅补完”五字表明，《中州集》在天兴二年十月二十二日完稿后，还曾进行过不断的修改与补充，而卷六所收王若虚“三十三首”诗的事实，又可为之佐证。据舒大刚《王若虚年谱》，知王若虚卒于公元1243年，其时距元好问作《<中州集>序》的天兴二年（1233年），已为整10年之隔，可见，王若虚其人其诗之于《中州集》，是确为元好问后来所增补无疑。从始编、增补到梓行，因战乱、刊刻经费等原因，《中州集》前后共经历了17年之久，这种情况在元好问的著述史上，也是甚为罕见的。
元好问对《中州集》的编撰，主要依据的是由魏道明编辑、商衡手抄的《国朝百家诗略》一书，对此，元好问在《<中州集>序》中曾进行了专门的交待。为便于认识，兹迻录《<中州集>序》的全文如下：
商石司平叔衡，尝手抄《国朝百家诗略》，云是魏邢州元道道明所集，平叔为附益之者，然独其家有之，而世未之知也。壬辰岁，予掾东曹，冯内翰子骏延登、刘邓州光甫祖谦约予为此集。时京师方受围，危急存亡之际，不暇及也。明年，留滞聊城，杜门深居，颇以翰墨为事。冯、刘之言，日往来于心，亦念百余年以来，诗人为多，苦心之士，积日力之久，故其诗往往可传。兵火散亡，计所存者，才什一耳，不总萃之，则将遂湮灭而无闻，为可惜也。乃记忆前辈及交游诸人之诗，随即录之。会平叔之子孟卿，携其先公手抄本来东平，因得合予所录者为一编，目曰《中州集》。嗣有所得，当以甲乙次第之。十月二十二日，河东人元裕之引。[6]
《序》文说得很清楚，元好问所编撰的《中州集》，是合商衡之子商孟卿所“携其先公手抄本”《 国朝百家诗略》而“为一编”的，商衡的手抄本既名为“百家诗略”，则其至少当选录了100位左右的“国朝”诗人的诗歌。而元好问在“留滞聊城”之所编者，不是依据的有关文献记载与当时出版物之类的诗歌集本，而主要是凭“记忆前辈及交游诸人之诗，随即录之”之所得。即是说，《中州集》所收录的金代诗人之诗，主要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为魏道明编辑、商衡手抄的《国朝百家诗略》，一为元好问自己靠记忆所得的“前辈及交游诸人之诗”。而据《中州集》将魏道明之诗编于卷八的实况，又可知魏道明在编《国朝百家诗略》时，是并没有将他自己的诗收录其中的。如此，则《中州集》前七卷所选录的109人的诗，当主要是据《国朝百家诗略》而为，这是因为，其“百家”之“百”并非为一个确数[7]。而后三卷，则应是元好问在聊城“记忆前辈及交游诸人之诗”的结果。元好问将二者合“为一编”之后，还为所选录的诗人均撰写了作者小传。这种合二者为一编的实况，应是导致《中州集》前七卷与后三卷在体例等方面存在着不统一、不谐调的原因之所在。
《中州集》全书依十干为序，即共由十卷十集（每卷为一集）组成，共收录了251位作者的2062首诗。而值得注意的是，在这251位作者中，今有诗文集流传者，仅为5人，即蔡松年《明秀集》、王寂《拙轩集》、王庭筠《黄华集》、赵秉文《闲闲老人滏水集》、王若虚《滹南遗老集》。此外，未被编诗于《中州集》而有诗集传世者，则有李靖民《庄靖集》、段克己、段克成《二妙集》，以及元人房琪所编麻革、张宇等8位金代遗民诗人（含段克己、段克成兄弟）之诗的《河汾诸老诗集》[8]。此9人之诗之所以未能入选《中州集》者，是因为《中州集》编竣刊行时，这些人均健在人世，即其与《中州集》只收录已逝诗人诗作的宗旨迥不相及。但尽管如此，金代大部分诗人的诗歌因《中州集》而得以保存与流传，则为事实。仅此，即可见出《中州集》的文学史功绩之一斑。
与郭元釪编《全金诗》所收录358人的5544首诗、薛瑞兆、郭明志重编《全金诗》所收录534人的12066首诗相比，《中州集》所收录的251位作者的2062首诗之量，显然是要逊色许多的。但是，这两种后出的《全金诗》，虽然在时间上相隔近300年[9]，但二者却有着一个共同点，即其都是以《中州集》为基础进行编辑或者重编的，如郭元釪编《全金诗》一名《御订全金诗增补中州集》的事实，即可证之。而且，这两部《全金诗》的编辑，都是进行于远离战争的年代，即其与数百年前元好问编撰《中州集》的时局、环境、条件等方面相比，都是具有很大的区别的。即是说，金代251位诗人的2062首诗，在“兵火散亡”之际，不仅因《中州集》的编撰而得以保存，而且就当时的文献资料等条件来说，其所收录的这些诗歌，是足可称得上集金诗之大成的。这是因为，一则在此之前，金代无类似《中州集》这样的诗歌总集刊刻印行，二则将2062首诗歌编为一集并梓行者，就当时“兵火散亡”的实况言，实属是对有金一代文献之抡救。正因此，在郭元釪编《全金诗》问世之前的元明清三代，大凡论说金诗者，即都是以《中州集》为其依据的。仅从这一意思上讲，《中州集》之于金代文学而言，实在是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的。因此，其对于金代文学特别是金代诗歌的研究有着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乃是不言而喻的。
二
有金一代最早的诗歌史
《中州集》虽然编撰于金朝危亡之际，且没有“凡例”之类的文字说明，但其认真细致的目录编排则告诉时人与后人，这是一部具有“编年体”性质的诗歌总集。即其在具体的编纂过程中，所采取的是“以年为序”的编辑方法。就金代文学的分期言，文学史家一般将其划分为初、中、晚三个时期，即从金朝立国到海陵王末年（1115—1160年）为初期；从金世宗初年到卫绍王末年（1161—1213年）为中期；从金室南渡到金代灭亡（1214—1234年）为晚期[10]。对于初期，又一般称之为“借才异代”时期；中期由于主要是指金世宗、金显宗两朝，故又称之为“大定、明昌”时期；而晚期则有称之为后期或“南渡”时期的。金代文学的这种“三期说”，其实与当时诗歌的发展是相适应的，而《中州集》之目录编排所体现的，则正是这样的一种“三期”说。即是说，为文学史家所持之金代文学的“三期说”，应主要是参考了《中州集》而为的结果，这是因为，《中州集》对所收诗人的次序编排，基本上是与这种“三期说”互为扣合的。
上面的论述已曾言之，《中州集》的收诗年限，止于王若虚之卒的蒙古乃马真后二年（1243年），时金已亡国九年。即是说，包括王若虚在内的金代已逝诗人之诗，基本上为《中州集》所收录。对于249位（金显宗、金章宗除外，下同，不另注）已逝诗人诗作的编排，《中州集》又基本上是以其生年或卒年（指无以考知其生年者）为次序而定的，其大致的情况为：金代初期，卷一；金代中期，卷二、卷三、卷四；金代晚期，卷五、卷六、卷七、卷八、卷九、卷十。其中虽或小有出入，或者存在着某种特殊个案，但从总的方面讲，其实际情况与“三期说”的划分基本上是互为一致的。为便于认识与把握，下面于每期之中各举数位诗人以为例说。
（一）金代初期。此期之所以又被称为“借才异代”时期者，是因为这一时期的金代诗人，诚如庄方《金文雅序》所言，乃“金初无文字”，因“辽人韩昉”与“宋宇文虚中、张斛、蔡松年、高士谈辈”的先后归附，而使“文字煨兴”的。即是说，所谓“借才异代”者，主要指的是由辽入金与由宋入金的一批诗人，如韩昉、宇文虚中、张斛、蔡松年、高士谈等，即皆为其例。检核《中州集》卷一目录，虽然没有韩昉之名，但宇文虚中、张斛、蔡松年、高士谈4人之名则均列其中，且其收诗情况为：宇文虚中50首，张斛18首，蔡松年59首，高士谈30首。除此4人外，第一卷所收诗人属于“借才异代”者，还有吴激（25首）。吴激为“宋宰臣拭之子”，书法家“米芾元章婿也”，因奉使金国，“以知名留之。仕为翰林待制，出知深州，到官三日而卒”[11]。对于吴激为金初“借才异代”诗人者，《中州集》于本卷蔡珪小传亦有专门的记载，兹不具引。蔡珪本为金代中期的一位著名诗人，并被时人称之为金代文学的“正传之宗”，《中州集》编其于卷一者，当主要是因蔡珪与蔡松年为父子关系而使然。由是而观，《中州集》卷一所收6位诗人（228首诗），除蔡珪为一特例之个案外，余5人均与“借才异代”扣合。
（二）金代中期。《中州集》卷二至卷四共收录了37位诗人的737首诗，其中收诗最多的前10名，依次为：周昂100首、刘迎75首、党怀英65首、赵秉文63首、边元鼎42首、赵渢30首、李纯甫29首、刘仲尹28首、王庭筠28首、路铎26首。在这10人中，除边元鼎、刘仲尹、路铎3人的生卒年难以考知外，余7人的生卒年（生年或卒年）均已知之，依其卒年之序为：刘迎（？—1180年？）周昂（？—1211年）、党怀英（1134—1211年）、李纯甫（1177—1223年）、赵秉文（1159—1232年）、赵渢（？—1196年）、王庭筠（1151—1202年）[12]。仅就这7人言，虽然李纯甫、赵秉文是属于金代晚期的，但从李纯甫的创作活动主要在金室南渡之前而言，则上述诸人的“编年”编排基本上是可从的，即《中州集》卷二至卷四所收录的37位诗人，大体上都是金代诗人之“正传”。
（三）金代晚期。《中州集》以六卷（卷五至卷十）的篇幅收录金代晚期诗人诗作的实况，应与元好问在聊城“记忆前辈及交游诸人之诗”颇具关联，即其所“记忆”者，应主要是去金非远的一批“前辈及交游诸人之诗”，若为百年前后，则是远非凭记忆所能及的。所以，检验《中州集》后六卷诗人的编排是否存在着年代差异者，其实只需要以卷五为例即可。卷五共收录了16位诗人的219首诗，具体为：史肃30首、萧贡32首、史公奕1首、庞铸20首、许古4首、王良臣11首、高庭玉4首、李遹6首、冯延登17首、刘祖谦3首、高宪8首、王特起7首、李经5首、梁胜1首、赵元34首、完颜璹41首。按以《中州集》卷五所撰16人的小传之所载，合勘《金史》有关人物传、刘祁《归潜志》，以及胡传志《金代文学研究》第三章、第五章等资料，可知这16人的创作活动大都是在金室南渡前后的。即是说，就创作活动言，这16人基本上都是属于金代晚期的诗人的。
以上所述表明，《中州集》对所收录的249位诗人诗作的编排，确实是以诗人生活年代的先后而为的，尽管其中或有不确甚至是错误，但却于其总体上的“编年”并无大碍。《中州集》的这种“以年为序”与“以人系诗”的编排方法，使得这部收录了251位诗人的2062首诗的诗歌总集，历史地成为了金代最早的一部诗歌史。而时人与后人通过这部“诗歌史”，不仅可对金代诗人的创作活动、创作规律，以及当时诗歌的发展概况、风格特征、审美趣味等，进行较为准确之把握，而且还能从中获知，金代诗歌之于五古、五绝、五律、七古、七绝、七律等古、近体诗，与旧题乐府、新题乐府、歌行体、宫词、词体艺术等，乃是应有尽有。而这一实况所反映的，则是长期生活于北方游牧文化区域的金代诗人，在他们“宗唐而变唐”的努力之下[13]，既使得这一时期的诗歌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又于体裁的完备方面可与宋、元时期的诗歌媲美。
着眼于诗歌史的角度进行审视，《中州集》所收录的2062首诗，还重点表现在题材的广泛性与内容的丰富性方面。举凡存在于唐、宋诗中的关注社会现实、反映人民疾苦，以及送别酬唱、题咏登览、山水田园、宴游纪行、述怀咏物、怀古咏史、忆国怀乡、闺怨宫词等，在《中州集》中亦应有尽有。其中，又尤以反映社会现实的一系列歌行体之作，令人称道，如卷三刘迎的《淮安行》、《修城行》、《边防行》、《摧车行》、《败车行》、《沙漫漫》，卷五赵元的《邻妇哭》、《修城去》，卷七雷琯的《商歌十章》等，即均属于这方面的代表作。又如辛愿《乱后》、《乱后还三首》、李汾《避乱陈仓南山回望三秦》、《避乱西山》等诗，则皆为金末诗人忧时伤乱的佳构。总之，这类诗歌以对金代社会种种弊端的揭露与批评见长，因而具有很强的社会现实性。而宇文虚中《白菊》、蔡松年《黄海棠》、蔡珪《葵花》、高士谈《梨花》、施宜生《柳》、朱自牧《对雪》、王寂《黄桃花》党怀英《西湖芙蓉》、周昂《促织》、郦权《木犀》，以及杨邦基《墨梅》、赵秉文《古瓶蜡梅》、刘仲尹《窗外梅蕾》、麻九畴《红梅》等诗的存在，又充分表明了金代诗人对于咏物诗的特别雅好与青睐。至于吴激《鸡林杂事》、蔡松林《高丽馆中二首》、党怀英《奉使行高邮道中二首》等诗，因其题材的特殊性与内容的奇异性，而皆成为了金代奉使诗中的精品之作。凡此种种，均是《中州集》在题材内容方面具有包罗万象特点的最好见证。而后人通过对这些诗歌的具体认识，则可从中把握到那个时代跳动的脉搏，感受到那个时代文学的灵气与活力。
三
丰富的文学史料学遗产
《中州集》除收录了2062首诗歌外，还为其中的249位诗人（金显宗、金章宗无作者小传）每人撰写了一篇作者小传，所以，这部具有“编年体”性质的诗歌总集，又实际上是由诗歌本文与作者小传两部分所构成的。这249篇作者小传，即是后人藉之以称元好问编《中州集》的动机在于“以诗传史”或“以传传史”的重要依据。这些小传虽然字数不一、篇幅有别，而传主的生平事迹也或详或略，亦繁亦简，但其却极具文学史料学的价值。具体以言，其作者小传的文学史料学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是保存了大量的诗人生平资料。据元人王恽《玉堂嘉话》卷八所载，元好问编撰《中州集》时的天兴二年前后，当时的金王朝虽然备有除金哀宗之外的历代皇帝的“本朝实录”（共有金太祖等八位皇帝的“实录”，金亡后，由张柔送归元史馆），但作为蒙元俘虏且被羁管于聊城的元好问，在当时显然是无法见到这些“实录”的。而且，这些“实录”对于为《中州集》撰写作者小传而言，其参考价值也是极为有限的，这是因为，其与《中州集》所收录诗人多为中下层官吏或处士、隐士之类的实况，乃相去甚远。即是说，元好问为《中州集》撰写作者小传所参考的资料，应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他对“前辈及交游诸人”生平事迹的“记忆”，二是采取各种途径对有关材料的蒐集。二者的合而为一，即构成了一个记载金代诗人生平的资料库。而这个资料库，则被元好问以作者小传的形式予以完整保存。编纂《中州集》而为作者撰写小传，元好问虽然是出于“知人论世”的传统观念，但却因此而保存了大量的金代诗人的生平资料，正因此，后人凡研究金代历史与文学者，即都将《中州集》中的作者小传作为重要的参考资料，有的则属直接抄录引用，如元人脱脱等所修之《金史》，便为典型的一例。据有关的研究成果可知，不仅“《金史》中有74位人物传记参考了《中州集》”，而且“另一部金史著作《大金国志》的《文学翰苑传》，更是直接抄录《中州集》的作者小传”[14]，其他如周密《齐东野史》等，亦大都具有如此特点。而那些未被《金史》、《大金国志》等参考引用的作者小传资料，则因《中州集》而得以保存至今。所以，从这一角度言，《中州集》中的作者小传是值得特别珍视的。
其二是保存了数以十计的诗人书目。《金史??·????文艺传》有云：“金用武得国，无以异于辽，而一代制作能自树立唐宋之间，有非辽世所及，以文而不以武也。”[15]这一记载表明，金王朝不仅相当重视“文”的建设，而且其成就还可与唐、宋比美。而“文”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就是当时士大夫文人们的著述。由于《金史》没有设置《艺文志》，所以有金一代究竟有多少著述，这是迄今为止谁也难以弄清楚的一个问题，即使如《金史艺文志》的编撰者也不例外。但《中州集》中的作者小传，却有助于我们对此之认识。如卷一蔡珪小传云：“有续欧阳文忠公《集录金文遗文》六十卷、《古器类编》三十传、《被南北朝史志书》六十卷、《水经补亡》四十篇、《晋阳志》十二传、《金石遗文跋尾》十一卷、《燕王墓辨》一卷。”共录载了蔡珪的7种175卷（其中《水经补亡》四十篇以一卷计）的著述。又卷三赵秉文小传云：“自幼至老，未尝一日废书不观。著《易丛说》十卷、《中庸说》一卷、《扬子发微》一卷、《太玄笺赞》六卷、《文中子类说》一卷、《南华略释》一卷、《列子补注》一卷、删集《论语》、《孟子》解各一十卷、《资暇录》十五卷。所著文章号《滏水集》者前后三十卷。”合计著述为11种86卷。又卷五萧贡小传云：“有《注史记》百卷、《公论》二十卷、《五声姓谱》五卷、文集十卷，传于世。”凡4种135卷。在《中州集》中，类此者甚多。如卷二王寂小传：“有《拙轩集》、《北迁录》传于世”；卷八郭长倩小传：“所撰《石决明传》，为时人所称。有《昆仑集》传于世”；卷十朱弁小传：“有《曲洧》、《风月堂诗话》行于世”。 据粗略统计，《中州集》共有54位诗人的作者小传记录了78种书目，其内容则涉及了经、史、子、集各个方面。小传中的这类记载，不仅为后人研究金代诗人的文学活动、创作规律，以及其学术成就等，提供了最可信赖的资料，并且还因其极具书目文献学价值之缘故，而可补《金史》无《艺文志》之阙。
其三是保存了大量的诗人集外诗。作为一部诗歌总集，《中州集》虽然收录了2062首诗，但这只是“正集”中的具体数量，即《中州集》所收诗除了“正集”之外，还于“外集”中也收录了不少金代诗人之诗。所谓“外集”，指的是《中州集》作者小传中所录载的各传主之诗，而这些诗无论数量多少，都没有被计入“正集”的数量之中，所以其实际上就是金代诗人的集外诗。以卷一中的吴激为例，《中州集》目录明确记载“吴学士激二十五首”，但小传中却另外录载了吴激的11首诗。其具体为：
有《东山集》十卷并乐府行于世，东山其自号也。《出散关》诗云：“春风蜀栈青山尽，晓日秦川绿树平。”《愈甫索水墨，以诗寄之》云：“烟拂云梢留淡白，云蒸山腹出深青。”《三衢夜泊》云：“山浸平野高低树，水接晴空上下星。”《太清宫》云：“玉座烟霞春寂寂，石坛星斗夜苍苍。”《呈正甫》云：“手版西山聊复尔，角由东第定何时。”《游南溪潭》云：“竹院鸣钟疑物外，画桥流水似江南。”《飞瀑岩》云：“数树残花喜春在，一声啼鸟觉山深。”《诔郑邸故伎》云：“玉雪自知尘不涴，丹青难写酒微醺。”《送乐之侍郎》云：“四海苍生谢安石，一言宣室贾长沙。”《送韩凤阁使高丽》云：“海东绝域黄华使，天上仙官碧落卿。”《偶题》云：“江湖欹枕梦，风雪打窗时。”此类甚多。乐府“夜寒茅店不成眠”、“南朝千古伤心事”、‘谁挽银河’等篇，自当为国朝第一手。而世俗独取《春从天上来》，谓不用他韵。《风流子》，取对属之工，岂真识之论哉。[16]
这段文字所录载的吴激的11首集外诗，依序为：《出散关》、《愈甫索水墨，以诗寄之》、《三衢夜泊》、《太清宫》、《呈正甫》、《游南溪潭》、《飞瀑岩》、《诔郑邸故伎》、《送乐之侍郎》、《送韩凤阁使高丽》、《偶题》。其中除《偶题》为五言外，其余均为七言近体，就其平仄、对仗言，似均为七律。如此，则《中州集》实际上共收录了吴激的36首诗。而小传所言5首乐府（词），则均为卷十的《中州乐府》所收录，且被编于卷首，这样的安排，当是因吴激词“为国朝第一手”的因由所致。尽管小传中所录载的11首诗虽然只各有一联，但其却是颇有助于对吴激诗歌的思想内容、艺术风貌、审美趣味等方面之认识与把握的。
《中州集》小传所录载的集外诗，也有全诗皆录的，如卷一张斛小传即为其例。其云：“如赋《小孤山》云：‘天围秒涨阔，山背夕阳孤。岸树晴犹湿，汀烟近却无。巫山对月云，云开千里月。风动一天星，河池出郭云。细草沙边树，疏烟岭外村。’《中江县楼》云：‘绿涨他山雨，青浮近市烟。’《中秋》云：‘月色四时好，人心此夜偏。’《松门峡》云：‘春木有秀色，野云无俗姿。’赋《礼部侍郎张活然海亭》云：‘晴光摇碧海，远色带沧州。’又赋《临海亭》云：‘雨声喧暮岛，水色借秋空。’《秋兴楼》云：‘碣石晚风催雁急，昭祁寒涨与云平。’人多诵之。”这里共录载了张斛《小孤山》、《中江县楼》、《中秋》、《松门峡》、《礼部侍郎张浩然海亭》、《临海亭》、《秋兴楼》7首诗，其中《小孤山》凡12句，可知其当为一首完整的五古。类似的情况，在《中州集》作者小传中乃甚多。但也有于小传中不录载传主之诗而录载他人之诗者，如卷二张子羽小传即为其例。此小传共录载了与张子羽为师友的可道上人、鲜于可、高鲲化、王景徽、吴縯5 人之诗，前4人各1首，吴縯则多至3首，且皆为全诗，这种情况，在《中州集》所有的作者小传中，虽然并不多见，但却是一种值得注意的类型。也有集外诗较“正集”为多的，如卷二施宜生收录诗4首，其小传所录载的诗却为5 首，且《山谷草书》、《社日二首》皆为完整之作。
据统计，《中州集》作者小传共录载了82人的207首集外诗。其具体为：吴激11首、张斛7首、祝简2首、可道上人1首、鲜于可1首、高鲲化1首、王景徽1首、吴縯3首（可道上人、吴縯等4人6诗，均附见张子羽小传）、施宜生5首、朱自牧2首、孙九鼎2首、赵可1首、张公药4首、任询3首、冯子翼1首、史旭3首、边元鼎2首、王寂4首、赵渢3首、张春娥1首（附见刘昂小传）、刘昂2首、师拓5首、郦权13首、王良臣2首、李遹4首、冯延登2首、王特起3首、麻九畴2首、刘从益1首、王渥2首、王涿5首、吕中孚1首、刘勋3首、秦略2首、张琚2首、刘绍宣1首（附见马天来小传）、马天来4首、申万全1首、王革3首、刘昂霄2首、王万钟3首、雷琯1首、王宾4首、史学妻李氏1首（附见史学小传）、杨叔能1首（附见王元粹小传）、王郁6首、晁会6首、魏道明2首、郭用中2首、高公振1首、张运彀3首、韩玉2首、卢元1首、苑中1首、卢洵1首、刘光谦1首、张德真1首、田锡1首、张介1首、张澄1首、宗道1首、王敏夫4首、吕大鹏1首、张温1首、马舜卿1首、孙铎1首、高汝砺1首、刘无党1首、高特夫2首（刘、高二人诗均附见孟宗献小传）、张檝2首、赵秉文1首（附见王中立小传）、王予可10首、王或4首、辛愿5首、李汾1首、司马朴1首、何宏中1首、姚孝锡12首、杨尚书1首、雷希颜1首、王仲泽1首（杨尚书等三人附见元德明小传）、李长源1首。需要加以说明的是，在这81人的207首诗中，尚有作者未为“正集”所收录者，如可道上人、鲜于可、高鲲化、吴縯、张春娥、史学妻李氏等人，即皆为其例，而其所录载之诗，则有如上所言之一联的，也有全篇之作的。这些集外诗的存在表明，《中州集》所收录的诗人及其诗歌，实际上是超过了传统之说的251人的2062首诗的。
总体而言，《中州集》作为一部诗歌总集，其不仅为抢救金代的文学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使后人对金代诗人诗作的研究有了最权威性的文献依据，而且其所涵含的“诗传合一”的编辑体例，“以诗传史”的编辑思想，“以年为序”的编辑方法等，对于后世的诗选家均产生了深远影响。如钱谦益编《列朝诗集》、吴之振等《宋诗钞》、顾嗣立编《元诗选》等，即皆与《中州集》关系密切。以钱谦益为例，“他四十来岁时，就有志于仿效元好问编《中州集》录有金一代之诗并附列诗家小传的做法，一度编次明代的《列朝诗集》”，最后则“历三年而终于完成”[17]。钱谦益是明末清初文坛的领袖，著名的文学家，在文学、史学等方面均成就卓著，其《列朝诗集》“仿效元问好编《中州集》”者，是《中州集》对后世诗选家产生影响的最有力证明。
﹝注释﹞
[1]这三部总集的具体刊刻时间如下：《中州集》为公元1249年，见姚奠中主编《元好问全集》附录十一《缪辑年谱下》，第725页；《宋诗选》为“康熙辛亥”，即公元1671年，见中华书局版《宋诗选》卷首载吴之振《序》，第4页；《元诗选》共由初集、二集、三集组成，其分别刊行时间依序为公元1693年、公元1702年、公元1720年，见中华书局《元诗选》初集上册所附之《出版说明》，第1页。
[2]据元好问《<中州集>序》与张德辉《<中州集>后序》所载，元好问《中州集》编于金哀宗天兴二年（公元1233年）“留滞聊城”的五月，于当年“十月二十二日”即“为一编”，且“目曰中州集”，并作《<中州集>序》；蒙古海迷失后元年（公元1249年），《中州集》得到真定提学赵国宝之资助而梓行于世，前后历时凡17年之久。
[3]转引自胡传志《金代文学研究》第三章第四节，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55页。
[4]永瑢《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八《中州集》，中华书局1963年影印本。第1706页。
[5]元好问《挽赵参谋二首》其二，《元好问全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95页。
[6]元好问《中州集序》，《中州集》卷首附，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页。
[7]由魏道明编辑、商衡手抄的这部《国朝百家诗略》，虽然难以获知其具体情况，但可以肯定的是，书名中“百家”之“百”非为确数，对此，宋人王安石《唐百家诗选》之“百家”、洪迈《万首唐人绝句》之“万首”，均可为之佐证，因为据孙琴安《唐诗选本六百种提要》可知，《唐百家诗选》实际“选唐诗人一百零四家”，《万首唐人绝句》实际收录唐人绝句是“诗近万首”。
[8]以上合计8人之集现存的具体情况为：蔡松年《明秀集》，有《九金人集》本、四印斋本；王寂《拙轩集》，有《九金人集》本、《畿辅丛书》本、《丛书集成》本；王庭筠《黄华集》，有《辽海丛书》本、《四库全书》本、《丛书集成续编》本；赵秉文《闲闲老人滏水集》，有《四部丛刊》本、《畿辅丛书》本；王若虚《滹南遗老集》，有《四部丛刊》本、《丛书集成》本、胡传志、李定乾校注本（辽海出版社2006年版）；李俊民《庄靖集》，有《九金人集》本、《山右丛书初编》本；段克己、段克成《二妙集》，有《九金人集》本。另房琪编《河汾诸老诗集》，有张正义、刘达科校注本（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其所收8位金代遗民诗人，分别为麻革、张宇、陈赓、陈庾、房皡、段克己、段成己、曹之谦。其中，李俊民与“河汾渚老”共9人之诗，未被《中州集》选录。
[9]郭元釪《全金诗》编辑于清康熙五十年，刊行于康熙五十四年（公元1715年），薛瑞兆、郭明志重编《全金诗》为南开大学出版社于1995年出版，二者之间相隔为整280年。
[10]对金代文学的分期，“三期说”虽然广为研究者所接受，但在具体的时间划分上，却是众说不一，如孙望、常国武《宋代文学史》、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之于金代文学的分期，就各不相同。另可参见中华书局版《中州集》的《出版说明》的第二部分。本文此处的分期，所据为《宋代文学史》。
[11]《中州集》卷一《吴学士激》，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2页。
[12]以上7人的生卒年（含生年或卒年），主要参考孙望、常国武主编《宋代文学史》下册第二十七章、第二十八章而为，特此说明。
[13]参见拙作《金元诗人与唐诗的关系探论》，载《江淮论坛》2009年2期。第144页—151页。
[14]胡传志《金代文学研究》第三章第一节，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0页。
[15]《金史》卷一二五《文艺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713页。
[16]《中州集》卷一，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2页—13页。
[17]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之《出版说明》，上海古籍出版社1959年版。第1页。
本文原载《三峡大学学报》2010年4期，第38—42页。
感谢王辉斌先生赐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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