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60年4月29日出生在湖北武汉，在那里上完小学；因父亲参军转业在贵州铜仁建筑公司工作，我就在贵州铜仁一中读完初中和高中，于1978年考入昆明工学院（全国8所工学院之一，现昆明理工大学），1982年6月份大学毕业，由国家统一分配工作，工作单位冶金部包头钢铁设计研究院，当我接到通知时，既高兴又难受，高兴的是去冶金部属下的钢铁设计研究院工作，难受的是包头离家遥远，千里迢迢将只身一人奔赴塞外边城，远离家乡，远离父母。当过军人身为党员的父亲，看出我的心思，开导教育我，好男儿志在四方，艰苦的地方锻炼人！记得父亲开着北京吉普车从铜仁送我到玉屏火车站，当火车开动慢慢远离站台时，我看见父亲频频招手，目光充满期待和希望！
上世纪八十年代，昆明到北京的火车上人满为患，火车到了武汉时我才坐上硬座，历时30多个小时到了北京，稍着停顿休息，又坐往去包头的火车，不知站了多久才坐上硬座，20多个小时到了包头。由于接连坐了五六十个小时的火车，下了火车走到站台上，我感觉人在幌动，还在坐火车的感觉。
出了包头火车站坐上公交车到八一公园对面设计院门口，正好赶上设计院下午职工下班，碰上了王致中老同志，他告诉我今晚先到包头钢城饭店住一晚，明天上午再去人事科报到。第二天上午我到人事科报到，鉴于我大学所学专业（机械设备及其制造工艺），分配我去设备科，设备科科长（朱凤仪，白金生）将我分到设备三组。就这样我来到了包头，来到了包头钢铁设计研究院，开始了我的钢铁冶金设备设计生涯。
1982年全院分配来了77级，78级两批大学生（好几十号人），其中设备科分配来了15名大学生（78级分配来了5名家在南方武汉的应届毕业生，我是年龄较小者之一，毕业时22岁），在那年全院科室里分配来的大学生人数最多的一次，当时设备科职工人数号称“108将”，绝对是设计院主体科室之一。
20世纪80年代初，当时还是物质高度匮乏的年代，粮票、布票、肉票、油票……许多生活必需品都凭票供应。中国还是处于万物复苏、人才急需的状况，各行各业人才“青黄不接”，设计院也不例外。而11年的积压，77级78级毕业生汇聚到一起喷涌出来，受到社会的普遍欢迎，填补巨大的需才空缺。当时流行在大学生中的一个顺口溜叫作“金77、银78”， 77、78级大学生集合了十几个年头的青年中的精英，因而人才较为集中一些也就不足为奇。 相对其他同龄人而言，77、78级大学生无疑是时代的幸运儿。考上大学，在当时是令人羡慕的大好事，“大学生”似乎是头上罩着光环的三个字。工作和发展机遇特别好，作为与众不同的群体，起点普遍比其他同龄人高，后来发展也较快。“百年能几何，三十已一世”，包头院77、78级大学生都很成功，也存在许多默默无闻的平凡人。包头院历史不一定记得他们中单个人的功名与所为，但一定会记得77、78级大学生这一群体在包头院发展中的贡献与所为。
1982年7月中旬，我来到包头院工作时，包头院大楼还是1957年建院时的四层大楼，随着包头院发展壮大， 1988年在四层大楼上加了两层，成了六层大楼，1995年，在六层大楼的基础上，采用框架结构，又增加了三层，成了包头院现在还在使用的九层大楼。随着包头院大楼的增高，包头院的发展不断壮大辉煌，先后成立了秦皇岛院，上海院，青岛中冶东方……
1982年7月中旬，我来到包头院设备科工作时，有幸跟1957年建院时的老同志一个办公室，如叶楠，徐锡才，陈海山，田秉彧，韩永明等，在他们的传帮带教下，专业业务技术水平，设计能力提高很快，1987年晋升为工程师，1994年晋升为高级工程师，我不仅在他们身上学到工作认真，谦虚好学，心态平和，他们忠诚企业、无私奉献、无怨无悔的精神，艰苦奋斗、吃苦耐劳、技术过硬、开拓创新的工作作风令我感动。他们是包头院几代年轻人学习的楷模，是包头院的宝贵财富。
那个年代，设备图纸较为缺乏，几乎每年和老同志到相关钢铁厂考察收集图纸资料，尤其去上海宝钢次数最多，宝钢要啥图纸都给免费复印，因为当时全国支援和建设宝钢，图纸资料共享。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搞设计全靠甲0大图板用铅笔一笔一笔的画，我个子不高，画图画不着图板上边的话，将图板转180度来画，真是弯腰陀背的。90年代初，刚开始1个科室1台电脑，后来1个组1台，4个人1台，2人1台，直到1996年设计人员每人1台电脑，CAD把设计效率提高了不知道多少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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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82年来包头院参加工作至今，参加大小工程项目百余项，承担轧钢炼钢等冶金设备设计、研究开发、设备招标监制安装调试等工作，在工程中担任主要设计人和专业负责人，号称包头院“飞剪专家”、“连铸拉矫机专家”、“consteeL.炉专家”......专家我算不上，可能是这些设备参考图纸资料少，我是第一个在包头院设计出来的人，算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吧，而且是设计专业户，所以同事们给我加封的“专家”。我记得宏阳钢厂切头切尾分段飞剪，国外引进的同类飞剪启停工作制的电机功率为280千瓦，我经过计算电机功率改为180千瓦，减少了100千瓦，当时飞剪设备已制造出来了在现场安装完毕还没调试，负责轧钢工艺的院副总工程师强十勇打电话对我说：你小子，这麽大胆，电机功率少了100千瓦，能行吗？我听后一惊，但我马上冷静下来回答说，我优化设计并计算过，没问题！后来热试挺好，正如项目设总刘峻青所评价“飞剪钢钢的” ！包头院自己设计并制造供货的飞剪，比引进国外的飞剪便宜了不少，起码比国内生产供货商每台便宜七八十万。
中冶东方设计唐山国丰1450mm中薄板坯连铸连轧工程是国内第一条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生产线，荣获集团、国家多项科技进步奖。
唐山国丰薄板坯连铸连轧工程，飞剪设备德阳二重供货制造，外方审查德阳二重设计图纸时，提出飞剪能力需要核算，唐山国丰委托包头院对飞剪能力进行核算。我要了相关参数，经过计算，设计图纸飞剪能力够了，我提交了计算书，外方认可，后来热试一切正常。
1982年刚工作时工资46元钱，年底发奖金给我发了十来元钱。这是我第一次领到奖金，我们新来的大学生开玩笑的说“设计院给我们发压岁钱呢”！第二年设备科有一老同志，按设计图纸量折算下来，年终奖金应发八百余元，但院里有规定，年终奖上有封顶，最高奖金只能发五百元，这是全院最高的奖金哦，随着包头院工程项目数量逐年增多，经济效益越来越好，年终奖金翻倍提高，到最高时，年终奖金不知翻了多少番！
90年代包头院受“孔雀东南飞”的人才流失的冲击，不少人离开了包头院，其中77级78级的四名“包头院边陲优秀儿女“相继调离了包头院，而我这个南方人在包头娶妻生女，扎根包头。那时的包头比较荒凉，春天风沙刮的天昏地暗，沙粒抽打在脸上生疼，沙粒迷双眼，从食堂打回的饭菜放在单身宿舍卓上，上趟厕所的时间饭菜落下一层细沙粒，冬季寒风刺骨。生活条件比较艰苦，单身宿舍4人一间，厕所和洗手间在楼道里，洗澡在设计院公共澡堂，一星期开一次。我1985年结婚，住了3年合住户，1988年分到一套两居室带厕所带厨房的房子，当时真是高兴。
我的岳父贺昌言，是包头院建院筹建组成员之一，今年已经86岁高龄。他对我的成长可谓影响深远。曾经，我也收到意大利得兴公司和南方一家电炉公司及天津一家公司的邀请我去工作，当我跟岳父说时，他给我讲1957年建院的历史和455名老一代包院人艰苦创业，艰难曲折的历程。历经了苏联专家的撤离、三年自然灾害、文革十年浩劫，始终以建设钢铁大国和强国、建设内蒙古、建设包头、建设包钢为己任，艰苦奋斗，矢志不移，任劳任怨，经受了早期艰苦生活的磨炼和历次运动的考验，以及敬爱的周总理来包头为包钢1号高炉出铁剪彩的情景……岳父语重心长的话深深打动了我，让我打消了跳槽的念头，立志扎根包院！
岳父老一代包院人，老一代知识分子的那种无私奉献、忘我精神、奋斗精神以及那种核心凝聚力直到今天仍然影响着我们的下一代。
在中冶东方60周年之际，衷心感谢包头院和中冶东方给予我的一切！
1994年包钢大无缝改造于德国设计联络
2003年宁夏恒力consteel电炉意大利设计联络
与外方技术交流
与岳父全家合影
后排左1为作者，右1为辛胜利，曾任中冶东方副总经理，已退休
前排老者为贺昌言，是包头院建院筹建组成员之一
吴忠军（上图右１）跟同事在安阳料场改造项目现场工作
作者简介：
吴忠军（上图右１），先后在冶金设备所、冶金技术公司、铁合金事业部工作，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此文2017年7月，写于安阳钢铁环保料场改造项目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