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的一生正处于大唐帝国由盛而衰的关键时期。这样的历史时代，使他的一生颠沛流离，尝尽种种的痛若。从个人生活来说，这实在是大不幸的事情。然而，这种大不幸却成为杜甫艺术生命的大幸。
对杜甫来讲，现实政治已经成为他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份，构成他感情波动的核心要素，这样的诗人，在中国再也找不到第二个。
在儒学全面复兴的宋代，大家一致的称赞杜甫，从此以后杜甫成为中国诗人的最高典范。
杜甫之所以成为中国的“诗圣”，原因很多，解释起来，每个人可能都有自己独特的看法。我个人认为，杜甫作为伟大的诗人具有三个特质，这三大特质也是使杜甫被后代尊为诗圣的重要因素。
他是整个中国诗歌发展、流变的过程之中最重要的诗人。
站在杜甫的时代往前看，杜甫汇集了以前一切诗人的精华，他成了超越以前的一切诗人的最高峰；站在杜甫的时代往后看，杜甫以后的诗人极少不受杜甫影响，不把杜甫当成导师的，所以杜甫也是启导后代一切诗人的最高峰。杜甫这种承先启后的独特性，使他成为中国诗史最具有历史地位的诗人。可以肯定的说，他的这种地位是无人能及的。
杜甫所活动于其中的盛唐是一个集大成的时代，集合了汉魏六朝诗人在诗歌形式与内容上的一切试验，而融合成一个整体。这种集大成的工作表现得最为具体的就是：在这个集大成的时代，出现了集大成的诗人，他的整体作品就是集大成的最好的例子，而杜甫正是这样一个集大成的诗人。
盛唐的另一个大诗人李白也是这样一个集大诗人，但是他在这方面的工作并没有杜甫进行得那么彻底。我们只要稍微比较一下他们两人在这方面的贡献，就可以更清楚的看出杜甫的特质。
在诗歌形式上，李白比较喜欢古体，比较排斥律体，律体那种严谨的格律对他的奔放潇洒的个性是比较不适宜的。不能说李白在律体上没有什么成就，他的五律和七绝仍然相当可观，但他几乎不写七律，整体而言他在律体方面的成绩还是比不上他的古体。杜甫就不是这样，杜甫在律体上所下的工夫绝不下于古体，他在古、律两方面平衡发展，而李白则较偏于一面。所以，可以说，杜甫在形式上的集大成实在要胜过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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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说到内容。李白对前代诗人题材的承袭是相当明显的，他学了阮籍的咏怀诗、郭璞的游仙诗、陶潜、谢灵运的自然诗、齐梁诗人的宫体诗。他的成就是：他对每一种题材都擅长，而且都写得极富个性。但是，他对每一种题材的承袭也都很明显。相反的，杜甫也从以前的每种题材学到表现技巧，但他把这些表现技巧揉合起来，把这些题材也揉合起，从而表现出全新的面貎。因此，他的作品的内容和以前诗人的关系就没有像李白那样明显。可以说，杜甫在对前人题材的集大成方面，表现得要比李白具有“创意”。
总括而言，杜甫在集大成这一工作上的成就是：形式上，把前人已有相当成绩的古体发挥到极致，把前人刚刚试验完成的律体大力加以开拓；内容上，把前人的题材和表现技巧加以灵活运用，从而推陈出新，呈现出新的面目。所以，杜甫在集大成之中又有所开创。他不但总结了前人的成就，而且在总结之中又开创出新的东西来。在这方面，李白是比不上杜甫的。李白的总结工作做得非常出色，但他在总结之中所开创出来的新东西就远比不上杜甫。
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杜甫对后代诗人的影响要远大于李白。因为，当后代诗人要在李白、杜甫身上找到一些启示时，他们在杜甫那里所能找到的新东西远比李白多得多。这种情形在唐代后半期就已经明显表现出来：唐代后半期最重要的四个诗人韩愈、白居易、杜牧、李商隐都是学杜甫的。到了宋代，那就更一面倒了，几乎宋代所有的大诗人受杜甫影响的成分都要比李白多得多。他们不是直接受到杜甫启示，就是间接透过别人（如韩愈）而受到杜甫启示。
因此，我们就很清楚看出，杜甫既总结前人的成就而成为集大成的诗人，又在集大成之中开创出新东西，从而对后代许许多多的大诗人产生强烈的影响。这种在诗歌史上的重要性是独一无二的，这也就成为杜甫在中国诗坛占据独特地位的重要因素之一。
《诗圣杜甫》 吕正惠/著
从以上的说明可以看得出来，杜甫所以能够在中国诗史上发挥承先启后的作用，主要归功于：他对诗歌的表现形式不断的加以试验，他对诗歌内容不停的求新求变，也就是说，他对艺术的完美具有锲而不舍的追求精神。
他不断成长、不断变化的艺术创造力。
杜甫的一生正处于大唐帝国由盛而衰的关键时期。这样的历史时代，使他的一生颠沛流离，尝尽种种的痛若。从个人生活来说，这实在是大不幸的事情。然而，这种大不幸却成为杜甫艺术生命的大幸。因为，每当杜甫的生活经历了大变化，面临了新的状况，作为艺术家的杜甫即能感受到这种生命的新局面，随而加以沈思，并且表现在他的诗歌创作中。结果就是，随着杜甫生活经历的不断变化，杜甫的诗歌内容以及随之而来的诗歌技巧也就配合着变化。因此，就整体来说，杜甫作品的内容就显得极其丰富，杜甫的诗歌技巧也随之而变化多端。杜甫这种随时代成长而显现出来的作品的多面性，在中国诗史上可以说无人可及，因此，他的伟大成就也就无人可以超越的了。
在年轻的时候，杜甫是一个充满壮志的诗人。那时，他还没有看出大唐帝国的政治已经逐渐走下坡，他还自信满满的认为，以他的才干，他一定可以出人头地，可以在官场上有所作为，可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因此，当他望着泰山时，他不禁喊道：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充分表现出那傲视一切的年轻的豪气。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挫折感越来越大，在长久的沦落之后，他终于体会到人生的艰辛，他不由得牢骚满腹，而说道：
儒术于我可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
不过，这种纯粹个人式的牢骚并没持续多久。他终于认识到，他的失意并不是他个人的事情，而是大唐帝国政治败坏的结果。由于在上位者的宴乐偷安，不理国政，不提拔人才，才使得像他一样沦落民间的有才能之士到处都是，也使得一般人民的生活日趋于痛苦。由于他这样的觉醒，他终于能够把个人的失意转化为政治的关怀，因而创作了他早期的政治讽刺诗《丽人行》和《兵车行》。并且，他终于能够在安史之乱前夕，凭着他的直觉，预感到国家动乱的不可避免，从而写下了他早期最伟大的一首诗：《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就在这首诗里，他极其愤慨的说：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他已经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人民诗人了。
在安史之乱中，他一方面极为关心乱事的发展，热切的盼望官军能够早日平乱，但另一方面，在他个人的实际生活经验中，他又看到人民在战乱之中如何挣扎着生存下去。这就使得，他在安史之乱期间的作品充满了国事的关怀和人民痛苦的描写。在前一方面，产生了像《哀江头》、《哀王孙》、《悲陈陶》、《悲青坂》、《春望》、《塞芦子》一类的名作；在后一方面，则有尽人皆知的《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一组作品。可以说，就在安史之乱的最高潮，杜甫把自己发展为一个成熟的社会写实诗人。
就在这个时期中，杜甫也像一般人民一样，经历了一段最为颠沛流离的日子。在经过短期的、但极为艰辛的逃难之后，杜甫终于能够在四川定居下来。相对于前一阶段的生活，四川时期杜甫享受了一生最为安定的生活。随着生活的变化，他的作品也变成了另一种样子。譬如：
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
自去自来堂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
老妻画纸为碁局，稚子敲针作钓钩。
多病所须唯药物，微躯此外复何求？
——《江村》
舍南舍北皆春水，但是群鸥日日来。
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
盘飱市远无兼味，樽酒家贫只旧醅。
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
——《客至》
从这些作品可以看出，杜甫在四川定居时期悠闲轻松的一面。相对于前一时期的字字血泪，这一时期的潇洒适意自也有其迷人之处。
也就在这一时期，因为生活相对的较为悠闲自在，杜甫开始把注意力转移到格律最为严谨的七律这一种体式之上。他从各方面对这一种尚待开拓的诗体作各种实验，从而奠定了七律的基础。也由于他这种“晚年渐于诗律细”的工夫，他也就被后代尊为“律圣”。
成都杜甫草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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